花开未放东风老，再见！赵勇教授
“先不住院检查。再推几天，忙完这几天就好了。”
赵勇清楚，最近正是忙的时候——4月10日是生科院的全院大会，要讨论本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4月11日上午，要和同事一起核查学科评估的相关材料，下午要给2020级学生上“思政第一课”；接下来的一周，还要计划外出重庆、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
4月8日那天，赵勇按部就班，开始一天的工作。
上午，学院办公室与其商量周六全院大会和核查学科评估的各项工作安排。
中午，他和学院部分教师一起进行午餐会，谈工作，谈学科发展。
饭后，他和学生讨论课题进展，随后与海外的毕业博士通电话，谈约稿论文撰写，然后继续他的工作。
下午，他的电话再也没打通过——年仅45岁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赵勇，因病在广州猝然离世，国内生物学界震惊不已。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赵勇。
回中国去，到中大来
得知赵勇去世的消息，中山大学生科院教授马文宾在朋友圈写了句话：花开未放东风老。
同在海外，马文宾很早就听过赵勇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有一个端粒生物学方面的中国专家，赵勇。”
赵勇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师从著名生物学家谭铮。在此期间，他首创开发了基于SPR生物传感器检测核酸折叠和展开速率的新方法，研究揭示端粒DNA G-四链体动态折叠形成规律，对端粒G-四链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稳定研究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其后，赵勇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细胞生物学泰斗Jerry Shay和Woodring Wright实验室，从事端粒及端粒酶研究。他将生物物理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完美结合，阐明端粒酶延伸端粒的动态过程及延伸模式调控机制，后期被聘为讲师。
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细胞生物学领域泰斗Woodring Wright教授说： It will be hard for anyone else to match up to the superb performance of Yong Zhao（实验室其他人很难赶上赵勇的卓越表现）。
这是一句分量不轻的话。意料之中，美国四所知名大学（UCLA等）接连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我们这批出国早的人，以赵勇这样的学术水平，申请绿卡很容易，工资也开得高。”马文宾比赵勇早两年加入中大。“我和他说，你要做端粒研究，中大就是国内最强的平台。赵勇跟我讲，他从未动摇过学成尽快回国的念头。”赵勇同自己的师弟、同在美国实验室的博士唐骏说，“我出来就是为了回去的，学到外国的东西，要用到中国去。”2011年，35岁的赵勇，毅然决然走进了中山大学的校门。
马文宾记得，回国后的赵勇，成为了中山大学第一个由校长亲自面试的青年杰出人才。
中山大学很快为他筹建了“细胞衰老和癌变研究室”，他也成为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靶向特异性抗癌新药和疫苗研发”的核心成员，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免疫与衰老”科研团队的组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个被海外高校争抢的青年科学家，把自己的根扎在了中山大学。
赵勇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
“一件衬衫闯天下”，给学院办了大事
这几天，搭档黄军就一想起赵勇，总能想起他“一件衬衫闯天下”的样子。
“穿衣服特别朴素。我有次看到他的衬衣领子都磨破了，一脱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洞。我就说他，都当院长了，不能太随意。他就是这样一个节俭而朴素的人。”
2016年起，赵勇历任中山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人才发展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直至担任生科院院长一职。
“我们是全中国最大的生科院之一，只要能说出的生物学问题，我们生科院几乎都能找出对接的老师来。”作为生科学院的副院长，黄军就知道，如何将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学术团队凝聚在一起，这是赵勇一直在考虑的事情。
学生是校之根本。他想了个“师生午餐会”的点子，一有时间就和学生聊学术、聊生活；他狠抓教学的“治水创优”——什么是水课？学生反映学不到知识的，就是“水课”。赵勇身体力行，花心思做PPT，坚持讲授本科专业必修课《细胞生物学》，深受学生们的好评。
教师是治学关键。为了让青年教师有更好的发展，他组织学院专门建立了院级教师发展中心。从此，学院的教师们也有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在生科院的体系下，大家做科研是开心的，是有向心力的。”
如今的生科院，3个专业均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他的设计下，生科院建立了8个教研室，重新梳理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生物类人才培养模式。
学术上，赵勇是学科带头人；行政上，他是一院之长，主持全院大小事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本科生的班主任，在日常教学中坚守一线，承担多门本科必修和选修课程。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低调的院长，为学院办了一件又一件大事。
八个字，记一辈子：教书育人，科技报国
中大生科院教授贺雄雷总是想起，以前下班后和赵勇一起坐地铁回家的日子。
地铁拥挤，二人挤在人群间，聊着科学问题。
“赵勇和我说，高校老师就是八个字：教书育人，科技报国。做好了，就是对得起纳税人给的工资了。”
2014年之前，两人都是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2014年之后，赵勇担负起学校和学院的行政工作。做了几十年的研究，贺雄雷清楚，自然科学领域的教授，一旦上了年纪，能不能跟上知识的更新就至关重要。他平时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文章，三个月不读就会落伍，半年不读就彻底被研究领域抛开。
遇上赵勇，贺雄雷调侃，“老赵，你现在还有时间读文章吗？”
他记得赵勇笑笑说，跟得上，应该还没问题。
“他出事前的两个星期，有一次研究需要，我要去问他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贺雄雷走进院长办公室，找赵勇沟通。“其实我心里也没谱，总觉得他忙于行政，能不能给到我想要的研究支持呢？”
赵勇听完贺雄雷的问题，发给他三篇文章。“赵勇说，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帮上你，但我最近看了这三篇文章，你看看有没有帮助。结果我一看，这三篇文章，就是我要找的那三篇啊！科研领域海量的探究，能这么准确地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才是做研究的真功夫。从那一次，我才明白，原来在研究上，他一点儿都没落下。”
九年并肩，留下无数动人“瞬间”
在实验室团队里工作了9年，中大生科院副教授刘海英，记得赵勇的很多个“瞬间”。
“他对实验室同学在科研上要求非常高——他的实验室有一套单独的博士生毕业标准，甚至比清华北大的要求还高。”
“他不满有人说生物学像文科——他说，生物学是纯正的理科，有深入的逻辑。如果不懂得过脑子，那就是技术员。我们要培养会思考会解决问题的人。”
“他对刚毕业的博士研究员充满耐心——他告诉我们，不要自说自话，你一定要想前沿的科学家想知道什么，你说服别人之前先说服自己。”
“他是个非常注重育人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小孩，要自立，有担当。如果看到哪个学生把手套扔在垃圾桶外，那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研究者。大家必须把实验室当成自己的家来照顾。”
“他让我们懂得创造条件——仪器设备国产化，最快时间配齐实验条件，不被设备所制约。他告诉我们，实验，考验的是研究者的技术。”
“他心里总装着别人的事——问问这个的工作节奏，问问那个的家庭生活。砍掉自己的绩效，分给院里的同事，担心研究员过不了考核，暗地里为对方的出路操心。”
“这是我心中的赵勇。”刘海英哽咽。
4月11日，赵勇教授告别仪式现场。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3月19日，生科院召开会议，划定今年的研究生录取分数线。
会议前一天，赵勇给生科院党委书记张斯虹发去一条短信，大意是他本人需要请假，请张斯虹多多费心把关，一定要严格招录到最优秀的学生。
张斯虹当时就问，“赵院长，有什么事吗？”赵勇回复，“没事，就是去做个预防性的体检。”
后来张斯虹才知道，虽然赵勇身体不错，平时常做操、锻炼、跑步，但近段时间，他跑步时常感到胸痛。
他的体检结果也不理想，医生建议住院几天做一系列深度检查，但赵勇还想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最近有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方案研讨、学科评估材料公示、生科院新大楼规划利用和团队建设、学院人才培养等好几个重要工作要推进……
医生只好给他开了硝酸甘油，让他带在身边，以防突发状况。
“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
4月11日上午，广州殡仪馆白云厅里哀乐低沉、肃穆凝重——赵勇教授遗体告别仪式，数百人依依惜别。自赵勇辞世消息传出后，国内研究端粒领域的专家几近全数到场，送别老友最后一程。
4月11日下午，20几位生科院同事，准时到达中山大学南校园的生物楼——赵勇操心的那场学科评估材料核查，正如期举行。
“今天下午，我们院20多位同事，原本计划和赵院长一起核查学科评估的材料。现在他不在了，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中山大学生科院副院长、崔隽教授说。
人物介绍：
赵勇，男，1976年6月生，湖北当阳人。199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2003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7月至2006年3月在武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4月至2011年6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担任助理讲师。
2011年6月，赵勇受聘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历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人才发展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务。
他是关于端粒调控与细胞癌变的关系研究的国内最优秀科学家之一。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申请（含授权）国内国际专利近十项，为端粒生物学及肿瘤细胞生物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了 Ellison基金会及美国衰老研究联合会（AFAR）优秀博士后研究奖，并入选了“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高层次人才计划。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