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管署没钱就不做防疫宣导?

(图/本报系资料照)

疾管署的平时应变整备与宣导经费在立法院遭到大量删除,媒体宣导费也已删6成。副署长罗一钧为防疫同仁请命,以疾管署员工的口吻反问,「防疫宣导是不是不用做了?」

那么老百姓不禁要问,做防疫宣导难道不是疾管署员工份内的工作吗?做防疫宣导还要编列经费,想必是因为自己不专业,必须请外面的专家来执行宣导,这绝对不是号称台湾防疫权威的疾管署愿意承认的。

更何况疾管署官员亲自上火线宣导,买媒体时段的费用已保留4成,立委已相当仁慈。新冠时有指挥中心,征收媒体时段不用钱。平时疾管署自己开记者会也不用花钱,媒体自动会报导,效果一级棒。疾管署可以尽量开,没人会反对。所以立法委员删减媒体费用6成,合情合理,就是希望疾管署能多仿效陈时中天天开免费记者会,但就是不要把省下来的经费用在会前会后的餐饮及烟酒上。

以前的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强调的是家访,所以政府才会按照人口分配公共卫生护士。从没看见他们去家访时还要申请加班费,因为那是职责。当时要任何健康统计,或做任何卫教宣导,只需一纸公文发到各卫生所,没有达不成的任务,也没有任何宣达不了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一毛钱都不用花。

这套土法炼钢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台湾打下了本土疟疾绝迹、小儿麻痹根除、乌脚病大量降低。等到大家嫌弃了这种土方法以后,台湾的登革热就不容易控制了,三麻一风也开始蠢动。连2009新型流感来袭,2010打了疫苗的死亡率也远高于2009没有疫苗可打的时期。原因就在于疫苗只是把量打完,但是没有打到该打的人群,因为公共卫生根本找不到这些高危族群。

这套家访体系在统计及分子生物学成为公卫高等学问后,台湾辛苦建立的公卫体系就逐渐凋零。获取健康资料必须靠抽样公共卫生调查,然后用一些老百姓似懂非懂的统计数据来忽悠,玩过头甚至让人做出错误的公卫决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副总统陈建仁与陈时中指挥官共同用新冠咽拭子检查的伪阴性与伪阳性把全台湾都搞得迷迷糊糊,目的就是要大家别做检验。这个结果现在看起来真的很蠢,甚至可能是后来台湾疫情恶化的元凶。

这种「专家」的宣导,有时反而误事,还不如乖乖地回到原来的公卫宣导体系。中央以记者会向全国宣导,地方以公共卫生护士向民众个别宣导,通通不需要经费。疾管署的官员也绝对不能以没有预算当作不执行防疫宣导的借口。

如果疾管署的官员,能把这些宣导预算改成建构公共卫生体系的经费,不但经费绰绰有余,而且也能够得到蓝白立委的支持,才是本次疾管署预算争议的最佳解方。(作者为中华民国防疫学会 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