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之二：台大许濬 贝尔实验室职位最高华人 协助台湾创建电脑工业

（时报出版）

一九七三年开始，我在台湾工作了一年，在学校里教书，并且带了电脑计划。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徐贤修博士，他是当初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念的学位，他数学方面非常有造诣。后来去美国的普渡大学教书，教了很多年。他回台湾，开始是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做校长，后来台湾政府就借重他的长才，请他主持国科会，应该是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机构，主要是在科学，包括了技术，担任部长级单位的主委。他担任国科委主任委员的时候，开始做筹划的工作。

那时候也就是他找我回去，做了一年的时间，我在清华一面教书，一面做电脑的计划。创建了台湾迷你电脑，清华壹号，创建细节收录于行政院国科会专利。这一年，除了最后测试，我们把所有的设计和硬体都做好了。同学们勤奋努力，工作热忱很高。

我在国科会也兼了一个访问专家，这也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位置。虽然薪水只有一份，名义倒有两个；一个是在清华大学做正教授，访问教授，另外一个是在国科会担任访问专家。我跟徐贤修处得也非常好，但是非常不幸，徐贤修二○○一年去世了。他的公子，徐遐生博士二○○二年刚好又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做校长，这是一段佳话。父亲跟儿子的学术方面成就都非常高，都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一九七四年，我一年的任期结束，此前我跟贝尔实验室约定，也是请一年的假，那时候请假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请假，公司说情形好的话，可以让我回去，情形不好的话，也不能保证我一定可以回得去，所以当初也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险。

到了台湾，自己是在台湾长大的，因为国际上的关系，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到美国去念书的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人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况到等到尼克森访问，然后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出现，这段时间还很漫长，距离那个时候还蛮早。那时候从台湾去美国的留学人，如果要回国的话，就是回到台湾去做事情。

我去了一年，觉得做得蛮好的，他们也觉得我做的不错，很希望我能留下来。我就面临一个选择。台湾的政府很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因为当初这种科技方面的人才很少。一九七○年代的中期，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那段时间，台湾的高新科技，尽管高新这两个字还没有用，但已开始往前走，新竹园区正在筹划的阶段。我回去的时候，也曾经参加了一些筹划的工作。那时大家都觉得应该往比较高新的技术走，可是怎么走，大家又都没有走过，甚至做新竹园区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感觉上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没有做过，也非常担心，并且投资非常大，又怕没有回报等等。所以这中间很多的焦虑与不安的感觉。

因为在台湾，发展的空间也很大。所以当初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到底是要留下来呢？还是回到美国去？

因为我在贝尔实验室事实上工作才只有两年，两年里虽然学到了蛮不少的东西，可是两年到底时间有限，经验方面还很不足，尤其还没有做到管理的阶层。所以对一些大的项目，只是作为一个工程师，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参与，而没有领导的经验。这种经验的话，如果留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学得到。当然，如果留在台湾，这种经验自己要摸索出来。所以对我而言，在我的生涯的计划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我面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算是一个不好的问题。因为回到贝尔实验室来做事情，是一条很好的路。留在台湾继续担任很重要的一些工作，事实上，当初徐贤修先生希望我在国科会担任一些很重要的位置，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讲，能够担任这样的位置，如果对做官或者是在学校里发展有兴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着力点。

这两条路看起来都是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当初也是考虑了很久，到底是回到美国来继续到贝尔实验室做事？还是说留到台湾？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到美国，事后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我在贝尔实验室里继续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升上来，最后成为贝尔实验室有史以来做到位置最高、责任最大的美籍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