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之一：交大郭南宏 老校长凌鸿勋拍板 确定交大电子研究之路

图为新竹科学园区。（摘自新竹科学园区网站）

（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

从我1968年回国进入交大教书，到1978年回到交大担任校长，也有10年之久。但是我跟交大的连结，是1958年考上交大电子研究所，成为第一届电子研究所学生就开始了。我担任交大校长后，一直到1987年被延揽入阁当交通部长，屈指一算也有11年的时间。我的人生中有超过20年的时间，都是在交大度过，也见证着交大的成长历史，一步一步发展到今日的规模。

交通大学在台复校的路走得并不容易，不像清华大学是由梅贻琦校长带着庚子赔款来台，又取得中油提供的几十甲土地，一开始就有良好的复校条件。交大是靠着多位交大老学长的辛苦奔走，以及校友的支持下，才完成复校。校址就在博爱街上，取得的校地三甲多，非常狭小。

我们交大虽然成立，但发展的第一阶段就遭遇到土地小、经费少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全靠着校友们的帮忙来克服，透过校友捐款，让学校的财务经营得以顺利。交大的第一栋大楼「竹铭馆」，就是由海内外校友们捐募，以及美援基金协助才得以盖起来，非常有意义。

交大校地过小，一直都是学校发展上面的问题，曾经有一度因高雄愿意提供澄清湖附近大片土地给交大使用，让交大有了决定南迁高雄的计划。这个消息出来后，新竹地方积极争取交大留下，后来蒋经国先生知道此事，认为政府当时已有打算在新竹建立科学院区，交大怎么可以搬走呢？所以后来就协助交大，于1978年取得光复路上的陆军威武营区，作为交大光复校区。

土地能顺利取得，主要是有赖于费骅学长在政府高层内奔走。当时我又重新回来接掌交大，光复校区也已有规划蓝图，所以我很快就能带领交大搬迁到光复校区。

交大复校选择成立电子研究所，是因为在美国一批老学长们具有远见，例如赵曾玨先生、潘文渊先生、朱兰成先生等。他们已在美国投入电子科学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优秀的发展成果，已经看到了未来电子科学的发展，对世界必定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向凌鸿勋先生建议，交大复校一定要创建电子研究所，发展电子科学。

凌鸿勋先生是交大复校最核心的人物，他曾是交大的老校长，来台后担任中油公司董事长，为人谦逊，校友们对凌鸿勋先生都非常尊敬。他是最关心交大复校的人，因为他的关心，凝聚校友的力量，当时像是方贤齐先生、钱其琛先生等等，很多校友热心出力，所以我们交大发展才能顺利起步。

我在1968年刚回交大教书时，交大已经从原来只有一个电子研究所，又多了大学部4个科系：电子物理系、电子工程系、自动控制系、通讯工程系，并且已经于1967年改制为交通大学工学院。我回来这一年，电子研究所增设博士班，收了第一届博士生，有张俊彦、陈龙英、谢清俊三人。张俊彦是第一个拿到电子所博士学位的人，也是台湾第一个本土培养出来的工学博士。

1978年我担任交大校长后，仍继承着老学长们规划，往电子科学领域发展的方向走。因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把电子研究的基础奠定下来，这就是交大发展的第二阶段。当时可能有些声音，认为我都以电子优先，面对这样的意见，我都很小心处理、好好说明。当时交大已经有能力培养出博士，所设立的科系都要成为能培育种子的沃土，把学生好好训练成为优秀人才，我也尽力推动许多建教合作案。

交大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交大毕业生进入产业界中，成为产业中开创与稳定的力量，交大可说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推手，也是高科技人才的摇篮。这些学生在产业界取得成功，也回馈到母校，也成为交大持续向上成长的力量。

我当校长时还很年轻，如果以交大来台后的发展来说，也是个很年轻的学校。与其说我当时有多大的能耐，能掌舵一个这么优秀的学校，不如应该是说怎么我运气这么好！事实上，我认为当时是有一股慢慢凝结出来的力量，里面有交大校友作为后盾，还有时势所趋。我抓住了这个时机，也配合这股力量，尽快地朝着对的方向去做，把学生、人才培养出来。我当交大校长共11年的时间中，事实上就是掌握住时机，脚踏实地平稳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