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领航者的故事｜王振义：我愿做一株清贫的牡丹

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图说：王振义 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在上海市中心，有几条平淡幽静的小马路。走过马当路来到淡水路，沿着建国路拐进思南路，就看到了瑞金医院的东南角门。77年前，大学毕业进入此门，从实习医生做起，这短短的几百米，王振义院士来来回回走了近一个世纪，平平淡淡，却不平凡。 每周四上午，年已97的他依然会经过这条路，来到瑞金医院门诊大楼参加血液科全组参与的疑难病症研讨。

沿途，有他读书启蒙的小学——上海卢湾一中心小学，收获了毕生专业与挚爱的菁菁校园——震旦医学院，以及奋斗至今的工作岗位——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沿途，他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解放初期到文革、改革开放，从新中国成立到建党100周年。沿途，他只做过两件事，求知、行医。

这条宛转“悠长”的小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扁担，挑起了王振义一生的得意与失意，成功与挫折、为医为学、创新探索。

医者心

图说：王振义（中）与患者交谈

“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期造福于人类”，“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在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说是珍藏，版本极普通，是他自己打印在一张A4纸上，这两句话手动加黑；实属珍档，在王振义心中，半个多世纪前走出大学校园时留下的誓言，字字不忘，句句落实。

“请坐起身来，让我听听，好吗？”周四上午8点多，身着白大褂的王振义院士已经来到瑞金医院门诊大楼18楼的病房里。他从口袋里拿出听诊器，听筒在手心里捂热了，才轻轻放在病人后背上。只见他一边凝神静气地听着，一边低头凝视着手表指针，然后叮嘱病人慢慢躺下。他俯下身，双手相叠按压患者左上腹部，扪叩腹部三角区，又仔细摸了摸病人肚子，做出一个和主治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

“这位病人脾脏有点肿大，在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中没有提及。”检查完毕，王振义院士习惯性地给病人整理好衣襟，拉过被子盖住病人的肚子，微笑着与病人坦诚相见，“真对不起，我们还没有治好你的病。你的病十分特殊，我们在努力。谢谢你给我看病的机会，让我们医生可以学习，可以进步。”

查完房回到会议室，里面早已坐满了三四十位中青年医生，血研所大大小小的主治医生都来了。王振义坐在其中，脸色红润，完全看不出是位超高龄长者。他安安静静地听着不同研究方向的临床医生作报告，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一笔，偶尔还会坦率地提出一些疑问，“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诊断前面加上考虑呢？”在他看来，诊断是诊治环节中每一位医生依据自己专业下的判断，临床医生再依据各科室的检查诊断，作出研判。“医生水平有限或者检查条件受限，诊断错了，可以改正。”他觉得，医生出具的诊断书上，应该去掉“考虑”二字，“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每位医生都含糊其辞，最终让病人怎么办呢？”

上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报告人王振义。他打开PPT，用激光笔指点着每一页上五颜六色的表格、数据和分析，逐页阐述自己的观点。每当引用别人的数据和论点时，他一定会强调引文的出处、时间和作者的学术背景等等。“真难想象，这么专业的PPT和综述，是一位近百岁老人做的”，“里面都是《细胞》《自然》杂志上近两年的文献，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呢”，“王院士，你给病例提供的诊治思路，正是我们昨天半夜根据最新检查报告想到的，今早还没来得及和您说，您就想到啦！”......听完王振义的研究报告，临床医生们兴奋不已，纷纷敞开话匣子，交流起被激活的创新思路。一场老中青三代医生思想碰撞的“头脑风暴”彻底点燃了。

每周的“头脑风暴”，在王振义心目中是一场“开卷考试”，为它做准备，是近30年来老人家坚持做的最快乐的事。为了准备好每一场“开卷考试”，王振义要在书房里忙碌上整整一个星期。在老人家不到10平方米的书房里，两台40英寸的超宽屏幕电脑，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王老在电脑前熟练地操作着，还以为这是IT工程师的居家操作台呢。

“我目前可以做的工作，就是督促自己多看一些最新的文献，综合一些新的理论知识，给临床医生和疑难杂症开拓思路，活跃创新。”王振义喜欢常看自己的脚，当别人以为是“路在脚下”时，他会幽默一笑，“这个脚是不错的，叫知足长乐。”

“如果说，我现在还有点什么要求呢，就是想使得我的表达更好一些，使得我讲的内容更符合大家的要求，更有些新知、有实际的效果。”至于“开卷考试”做到什么时候，王振义没空去想，“只要是对病人有利的事，我会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上面，一直做下去，做到做不动了为止。”

爱花人

绿叶翩翩，枝条舒展——在徐家汇路一户普通三居室里，六七盆牡丹长得十分自在，几乎占满了整个阳台。春天还不是花期，牡丹独有的从容与大气，已透过满眼翠色，丝丝缕缕溢出来。这些牡丹的主人，就是201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早就听说先生是爱花之人，果然如此啊！王院士双手拄着拐杖，站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精神矍铄、面色白皙红润，皱纹并不多，看上去只有七十多岁。他微笑着说，“现在，我只能赏赏花了，多数时间是别人来打理。”

客厅里，墙上挂着几幅牡丹图，清雅淡然，丝毫没有寻常牡丹花的馥郁浓艳。王振义搬过几次家，现今的住所是医院借给他住的，几幅牡丹图一直相随。沙发上方悬挂着一幅清丽温馨的牡丹图，是画家胡曰龙亲笔所画并赠送的；走廊中间的墙壁上，垂地悬挂着一幅中国画，画中灰石缝隙间，白牡丹坚韧扎根生长，静静盛开。“我最爱牡丹花，而我最要做的就是一株清贫的牡丹。”

清贫的牡丹，是王振义的追求，也是写照。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建校60周年校庆时，将这位国宝级校友的求学行医科学之路搬上舞台，创作了话剧《清贫的牡丹》。直到现在，上海交大医学院每年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安排观看话剧《清贫的牡丹》，演职人员都是学校的师生、医护、员工。

有时，王振义也会跻身学生中间观看，接受正能量的再教育。在许多年轻人眼里，牡丹和清贫不搭界，雍容华贵和富养尊宠是一对。他却参悟出深一层的精神寓意：我们做人要有不断攀登高峰的雄心和气魄，对待荣誉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对事业要看得重，对名利要看得淡；生活要好一些，工资高一些，但是又不用太有钱，对财富要克制些......“清贫牡丹富有人生哲理，希望更多人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

站在客厅里的牡丹图前，王振义回忆起一件往事，“我做校长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提出的预算申请是50万元。后来才知道，同行不少团队提出的经费需求是100多万元。”后来，有人打趣，“王校长啊，按照您的资历就算是申请150万以上的经费，也没问题呀。也是呀，我怎么就不知道狮子大开口呢。”他轻轻指点着画中的牡丹，语重心长地说，“科学研究做得怎样，不完全依赖钱多还是钱少。过去，西方世界卡我们脖子，我们自己贫穷匮乏，不也搞出了几项世界第一的原创科研成果嘛。就像这清贫牡丹，自己傲然绽放，孑然芬芳，并不为环境清贫而放逐自我。”

1996年，他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00万元奖金，自己只留下10%，其他的都捐了；2010年，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绝大部分用于科研经费；2020年9月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的350万元奖金，他都捐献给了扶贫基金会......有人提出，用奖金建立“王振义基金会”，他坚持不出现“王振义”三个字。有人问他，迄今一共捐献了多少奖金，王振义轻淡地说，“没有统计过”。

由王振义原创的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公开向国内外同行推广时，他坚持不申请专利，“我国自主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够能使白血病患者少一点痛苦、少花一点钱，那我们为什么不迅速地向国内外传播呢？”至今，他还是说那句老话：“我们既保持领先，又不垄断。对此，我不后悔！”

科学路

图说：2010年，王振义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2010年，王振义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授奖辞写道，“作为一名血液学专家，他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建立了我国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研究体系。“这其中提到的新策略就是：首次在病人体内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回顾自己的医学生涯，王振义将其分成“三段论”。“我的一生搞了三个专业，都是医学的。第一个，从解放初一直到1978年，搞的是血栓与止血。也就是如何止血。”解放初期，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振义进入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做医生。那时，内科和牙科在一起。牙科医生碰到一个棘手病人，牙龈出血不止，就让内科医生也一起想想办法。这位新来的内科“小年轻”和别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要想止血，得先弄明白“为什么出血”啊。

“我记得此前在外文文献中看到过一种轻型血友病，因为缺乏D8或D9因子，会一直出血......”以此为起点，王振义开始了长达25年的血栓与止血研究。1996年第三次出版发行的《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与临床》，发端了我国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研究体系之基。

1978年，下放后回到上海瑞金医院的王振义，成为一名血液科医生，每天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病患者。其中有一种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我们医生看到这个病都怕。”看病的过程中，王振义大脑里“为什么”的小马达时刻转动，“病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维甲酸有疗效，这个方法为什么可以治疗？”......

那时，世界医学科研进展到分子生物学，只有掌握医学领域的前沿科学，才能真正解开“为什么”，“那我们就去学！”时任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王振义，先后派出去三波学生到西方求学。“第一次，派刚毕业的年轻讲师去美国留学，一去不复返了；第二次，派出一位教授去学，人瘦了一大圈，‘真经’没学到；第三次，就是派遣陈竺去法国求学，最终带回了分子生物学的最新发展。”

运用前沿医学科学理念和技术，王振义开创了白血病和肿瘤的诱导分化疗法，首创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并阐释机制，使急性白血病缓解率达到95%，5年生存率上升至目前的92%。1988年，王振义在《Blood》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迄今已被广泛他引1700多次，为全球引证率最高和最具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

1989年，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1992年，获得维克斯曼肿瘤基金会资助，出版《肿瘤的诱导未啊和凋亡疗法》；1994年，王振义获得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此外，他还获得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世界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塞曼”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首届“何梁何利科技奖”......王振义的第二段“科学旅程”，依然充满了“为什么”，再一次收获满满。

“1994年以后，我深感自己不能再做所长了。新技术进步太快了，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应该让贤。”不做血研所所长，干什么呢？王振义将科研视野投向转化医学，开启科学人生的第三站。“医生只知道看病，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去创新。”从2003年起，每个星期四上午，王振义都会到瑞金医院血液科病房，完成学生出题老师作答的“开卷考试”。

具体做法是，每个周五医生们发来碰到的临床难题，王振义从周末到周三马不停蹄翻阅全球文献、查找理论、新知，思考解题思路，然后用电脑将答案成PPT。周四病例讨论时，向各级医生、进修医生讲解。“这样既解决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又起到教学作用。”

如今，“周周测”已坚持了18年。“最近这10年，我的‘开卷考试’答案已经梳理成《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专著，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第二集，共计42个病例、68万余字。例如第一集中的‘IgG4相关淋巴结病’一病，就是近年来新命名的疾病，讨论既解决了患者的诊断与治疗，又综述介绍了此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关键和治疗方法。”王振义透露，第三集的梳理已经排上日程了。

新民晚报记者 马亚宁

科学家口述实录：那些人生的苦与乐

＊ 您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是怎么成长为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每一个新岗位上，都认真地做好工作，而且在工作当中学习，这是最要紧的。

我毕业以后在医院里面做内科医生；到1960年，领导让我到第二医学院基础部搞病理生理教研组，这是搞基础医学；三年以后，又叫我半农半读医专。在这之前，我做过法语班教师，还做过中医老师。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在黄山山区做赤脚医生，就用上了中医中药的方法治病，在山沟沟里面看病，巡回医疗。这段中医经历给了我许多医学灵感，最早怎么能想到用砒霜治疗白血病呢？就是，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啊。

直到现在，我每一天都还在学习。最近，为了更好地准备“开卷考试”，我买了一台新电脑。新电脑是苹果MacOS系统，与以前用的Windows电脑系统完全不同，我就得一点点学，计算机我向年轻人学， PPT都是我自己做的。

＊您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刻？

我不能讲最开心，我有好几个开心的时候。比如说得到凯特琳奖是非常高兴的，到美国去领奖，家人也在那边，也很高兴；“求是奖”时，我们医院里面一个秘书告诉我，王医生你老来发财，一百万奖金。2011年，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人民大会堂胡主席给我颁奖的时候，当然很高兴了，但是我不流露在外面。

＊您最难过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失去了我的老夫人。我觉得很对不起她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她最困难的时候，比如在生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工作，没有去看她，后来她就跟我讲，我说实在对不起，工作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家五个人就分在五个地方，一个儿子在东北，一个儿子在皖北，一个儿子在上海工厂，我的夫人在南汇，我是在黄山脚下，那时是心里面是最不开心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最好的时候她离开了。她去世三年前，她跟我说，现在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说，是啊，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孩子也都长大了，奖也不少，什么奖都有，但她生了这个病。所以，想起这个事情就觉得过去很遗憾，那个时候我不大懂得应该怎样保持夫妻之间的感情。她生病的三年中，我们开始有一种更诚挚的感情，我照顾她，她要吃什么我就去买什么，年纪轻的时候倒没有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忙着工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得从年轻时就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所以，你问我觉得心里最难过的还是这件事情。

＊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年纪轻的人不要忘了，学校固然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个人努力。举个简单例子，2005年澳大利亚的玛莎得到诺贝尔奖，他毕业于澳大利亚西部大学，不是一所有名的学校。那地方稀稀拉拉的，高楼也没有多少，城市也不大，学校也不是非常有名，但是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他在工作上很钻研。念书的时候，自己努力，自己学习；毕业以后，自己继续学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您对教育怎么看？

有人说王振义是个好人，有的人说“我早知道你是个坏人”，哪个是真实的王振义？我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的道理。一个人的好坏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的培养是慢慢积累的过程。品质的种子，很多来自于家教。我小时候，爸爸说要好好读书，每周回来都会过问我和哥哥的考试成绩；妈妈带我出去，会叮嘱不要随地吐痰，吐出去的细菌，另一个人会呼吸进去，做事要考虑考虑别人会怎样。这些好学、善心的种子，那时就埋下了。

＊你对科技创新怎么看？

中国的创新需要人才。不过，是不是人才，也不要盯着海外名校、知名教授这些标签。引进人才固然好，本土培养的人才也有大量创新精英存在，值得好好挖掘。我大儿子70多岁了，他是上山下乡那一代，在安徽插队落户，先是做化肥厂工人，坚持自学化学、物理，一直到研究药物。慢慢地，一步步靠自己回到上海继续钻研。后来，他与中科大学化学的科研人才一道创业，从一个厂到发展为现在四个工厂，生产一种生物制药依赖的药物基础。

所以，引进创新人才方面，政府部门要好好考察，不要只看他有什么头衔背景，而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持续钻研，搞出创新性、创造性的成果来。

＊您有什么健康秘诀吗？

哪有什么秘方可言，我几十年来坚持了16个字——知足知乐、合理安排、动脑动手、善心宽怀。

知足知乐，就是每一个人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哪怕只是很平凡很普通，比如厨师做好菜，清洁工把卫生打扫得干净......都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做好了自己的工作，这就知乐。譬如现在的我，我在开卷考试中，为年轻的医生提供了帮助，启发他们解决病人的问题，我就很知足。每周一次完成后，我非常快乐。知足的反面是贪念，知足了就不会动脑筋做坏事。

这里乐是“乐趣”“快乐”，要寻找乐趣。我寻找到“开卷考试”的形式，是种乐趣。合理安排很重要，包括不要安排大吃大喝。我一般晚餐只喝碗粥，早早休息；老年人遇事不要太过兴奋，时间上做到科学安排。动脑动手，我运用电脑检索医学领域最前沿血液学临床资料，既动脑子又动手操作键盘。空下来，还会在另一台旧电脑上玩一会儿纸牌接龙，看单位时间内获得分数的高低，锻炼手眼协调、反应灵敏度。

“善心”，不是做一件事。作为医生要同情病人，对于有困难的人，要施援手。最近碰到个病人经济很困难，要吃一种特效药才能维持身体，但没有钱。我就帮助和制药厂联系，积极想办法帮助解决。宽怀就是要常常想到别人。去年，我把350万元奖金捐献出去，就感觉到心底很坦荡、很舒服。

字面上的16个字，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绝非易事。一句话，“ 一个人的心态好，心态健康了，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