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年代 中共12飞行员驾机投奔自由

1983年8月7日，孙天勤驾驶歼-7ⅡA战机从辽宁三十里堡机场起飞，直抵韩国K16空军基地。这是历年投诚事件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记录，被称「台海版的贝伦科事件」。（本报资料照片）

从1960年杨德才驾机到台湾开始，之后有12起投奔自由事件，不过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华北离台湾较远飞不到，其中半数先飞同为冷战前线、当时与中华民国尚有邦交的韩国，形成独特的「韩国航线」。这些飞行员全部都转来台湾，但随乘的战机则不一定。

1961年9月15日，中国大陆民航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后改名高祐宗），驾驶An-2轻型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向东南方向出海，在580公里外的韩国济州岛降落。这是第1起安全抵达自由阵营的投诚事件，2名飞行员特别表达要投奔台湾，因此我方格外重视。飞行员在同年10月抵达台湾，而飞机则在拆解后，以空运的方式在隔年送达台湾，并且在中山堂外展出。

1982年10月16日，吴荣根驾驶歼-6从山东文登起飞，他谎称战机故障而下降高度，之后以低空方式飞往韩国K16空军基地（现称首尔空军基地），由于先前已有An-2的投诚经验，因此这回也是采取「人机分离」的方式送回台湾，吴荣根乘坐华航客机抵达桃园，下机后立即举行欢迎仪式。

1983年8月7日，资深试飞员孙天勤，驾驶歼-7ⅡA战机从辽宁三十里堡机场起飞，直抵韩国K16空军基地。这是历年投诚事件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记录，被称为「台海版的贝伦科事件」。由于中共非常在乎歼-7叛逃，持续对韩国政府施压，于是韩国决定归还歼7给中共，而不是送返台湾。此经历与贝伦科的MiG-25送返苏联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相似。

1985年8月25日，中共海航副大队长萧天润与同机组员孙茂春、刘书义，驾驶轰-5轻型轰炸机，从山东胶县飞往韩国，由于机组员并未达成共识，飞行过程出现偏离，最终飞机迷航，在韩国里里市油料耗尽迫降，孙茂春死亡，萧天润受伤送医。随后韩国依其意愿将萧天润送到台湾，而同机的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轰炸机残骸不完整，而且我方已在李显斌投诚事件中获得轰-5，因此残骸并未送来台湾。

1986年2月21日，中共飞行员陈宝忠，驾驶歼侦-6战斗侦察机，从辽宁沈阳于洪机场起飞，以超低空脱离编队方式，飞往韩国K13空军基地（水原空军基地）。战机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并叙阶少校。

1986年10月24日，中共海航飞行员郑菜田，驾驶歼-6战斗机自山东烟台莱山机场起飞，朝东飞往韩国，成功降落在K41空军基地（清州空军基地）。这是1986年的2起投奔自由事件，也是最后一起降落在韩国的投诚事件；在此之后的刘志远与蒋文浩，皆是华南地方的飞行员，直接前往台湾与金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