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上教材?

有人发现,一篇名为《守时的柳传志》的文章出现在了《福建省中小学生诚信教育》的教材中。

从前,小学生教材中的榜样是雷锋,现在成了柳传志了。

还有人发现,某小学的文化长廊中,贴的名人画像,不是马克思,不是列宁,不是白求恩,而是“大企业家柳传志”。

柳传志还活着,某些人就要迫不及待给他立“生祠”了。

占有了物质财富,还要垄断话语权。

入选小学教材这篇《守时的柳传志》属于“河殇派”老掉牙的烂梗了,它把柳传志的成功归结于他的“守时”、“诚信”,同时又批判“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和官员不守时、不讲契约精神”,柳传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不像中国人,更像洋人——只有洋人才是高尚、守时、诚信、讲契约精神的。

我总结一下——柳传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更国际化、更与国际接轨”。

但问题来了,洋人真的100%守时吗?柳传志的成功,真的是因为他“守时”、“诚信”吗?

别嘲笑这篇文章,很多年前“洋人就是讲诚信、守契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读者》到《意林》到电视剧,到处在给我们洗脑,似乎中国人天生就是卑劣的,洋人天生就是高尚的,思想钢印的顽固程度堪比“三体人不会撒谎”。

今天,中国某些资产阶级“大善人”们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自以为成为“国际资本”的一员了,就把自己也当作了“洋大人”中的一分子,以为自己身上也有了高贵的“贵族血脉”,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树牌坊、立人设,他们给自己编造一个个神话故事,宣称自己的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努力、诚信、守时、有眼光、有毅力......不但要把自己的财富合法化,还要把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合法化。

他们平日里满嘴“盗理”,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臭的说成香的,把破坏说成建设,把剥削说成行善,把掠夺说成慈悲,把侵吞国有资产说成是“勇于改革”,把媚外说成“国际化”,把阻断技术发展道路、甘当发达国家的组装厂说成是“顺势而为”,把自私无耻不仁不义说成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真正的大盗,都是政治家,盗跖怎么解释“盗亦有道”的呢?他说:能够知道人家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就是“圣”,能够身先士卒冲进去偷东西的就是“勇”,在大家偷完撤退时能为大家掩护断后的就是“义”,能够指定偷盗计划并且成功实施的就是“智”,最后分赃的时候,能够合理分配让盗贼团伙满意的就是“仁”。你看,他还能重新定义“圣勇义智仁”,他能制定这个社会的价值标准。

真正的大盗,是“贪天之功”,比方说——圣人为了天下的公平,制造了斗斛来量谷物、制造了市秤来称东西,制造了印章方便通信,为了教化百姓宣扬仁义道德。但是大盗等你完成了这一切,冲进去把斗斛、市秤、印章甚至仁义道德都一连偷走,据为己有。从此,是不是公平,是不是道德,是不是正义,他说了算,他来定义。

他们成功了,自然就能让天下的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们对他们推崇、膜拜、为他们著书立传、甚至立牌坊、立生祠。有《守时的柳传志》,自然也会有《清廉的褚时健》、《节俭的李嘉诚》、《无私的杨元庆》、《勇于创新的柳青》.......

但“生祠”这个玩意儿可不能随便玩,把活人当作鬼神祭拜起来,不是什么好兆头,天启年间,权阉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气焰滔天,朝野谄媚者抑或是畏惧其气焰者,纷纷为他立生祠。甚至有读书人把他比作圣贤孔子,因“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

不过这也没啥了不起,毕竟反动军阀马步芳都有曾有“纪念馆”,毕竟汉奸洪承畴都曾有人祭祀。

我建议柳教主不要瞎折腾,以他的财力和威望,不如养门客三千,买通天下的“乏走狗”,编修一部《柳氏春秋》,把他柳家近现代三百年的丰功伟绩都写出来,如镇江柳昕的“保婴堂”善举,如柳恂的大烟馆生意,如柳传志如何用负债的香港企业收购国有资产,如柳清的滴滴如何“收集用户数据,危害国家安全”.......这些事业,可不比什么“诚信”、“守时”、“契约精神”更传奇?更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