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生」文学─序杨明《南方有嘉木》

作家杨念慈曾着有《十姊妹》，写的是有关山东流亡女学生的长篇小说，而女儿杨明的近作《南方有嘉木》以山东流亡师生为背景，颇有继承之味。（本报资料照片）

澎湖设有七一三澎湖事件纪念碑，纪念七十多年前的山东流亡师生案。（本报资料照片）

（联合文学提供）

流亡「生」文学？

一九四五年中华民国好不容易赢得对日抗战，旋即陷入国共内战。山东是双方最早出现拉锯的省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三进三出」的情形，不少人亲眼目睹共军占领区土地改革与斗争地主的场面。教育界遵循抗战时期的前例，带领学生流亡他乡，待局势平稳后返乡。然而国军兵败如山倒，「超前部署」的山东流亡学校则得以一路南下，渡海来台，以致「流亡学生」成了「山东」的专有名词。

山东流亡学生自一九四八年离开故乡，一路走走停停，不知何去何从，终于决定渡海来台，八所中学分两批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与七月上旬抵达澎湖渔翁岛（今西屿）与马公。七千多名师生惊魂甫定，正庆幸脱离战火，谁知厄运守候在前，先后三个事件成为这群师生终生难忘的集体创伤。首先是「澎湖七一三事件」，五千多位年长个高的男生，在军方武力胁迫下弃笔从戎；其次是「山东流亡师生冤案」，烟台联中张敏之总校长与邹鉴校长为维护学生受教权，多方求援，触怒军方，遭严刑罗织匪谍罪名，十二月十一日两位校长与五位学生于台北马场町枪决，成为戒严时期首起重大冤案；第三是「台中四二五事件」，被迫从军者久久不得退伍，一九五五年四月数百名现役军人于台中火车站前静坐请愿，引发秋后算帐。三案牵连甚广，使得山东流亡师生在一九四九年上百万大陆来台者中显得特别突出。

七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青青学子许多已辞世，在世者也年登耄耋。戒严时期他们压抑记忆，不愿多谈往事，即使未曾失忆，也已多年失语。一九九八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通过，「山东流亡师生冤案」得到平反，昔日遭到不公审判与不义监禁者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偿。

尽管事发至今已四分之三个世纪，相关书写依然有限。笔者寓目的资料中多为男性的自传或回忆录：将军如秦德纯、李振清、刘安祺，师长如刘泽民、王志信、周绍贤，学生如李昌民、黄端礼、马忠良、陶英惠、张玉法等。合集与杂志则有王志信与陶英惠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1996）、陶英惠与张玉法合编的《山东流亡学生史》（2004），以及张玉法和陶英惠等人创办的《山东文献》杂志，收录的作者也绝大多数是男性。

唯一较突出的女性声音，是高惠宇与刘台平根据王培五口述整理的《十字架上的校长──张敏之夫人回忆录》（2000）。至于笔者编注的《山东过台湾──流亡学生夫妻自传合集》（2004）中收录母亲孙萍女士的《人海萍踪──法粹自述》，则是个人仅见的山东流亡女学生自传，与父亲单汶先生的《泓川流踪》成为自传传统中罕见的夫妻合集，并与编注者形成跨世代对话。流亡学生第二代陈芸娟根据硕士论文出版的《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1998），至今依然是此领域的代表作。

一九八六年齐邦媛在综论台湾的「留学生文学」时，巧思出「留学『生』文学」一词，以示自一九六O年代起台湾留学海外的作家，如於梨华、白先勇等的文学作品大都「生」自留学的经验与见闻。相形之下，流亡学生离开故乡来到台湾的年代早于这些离开台湾前往西方的学子，一路遭遇惨于这些有办法「去去去，去美国」的佼佼者，个别与集体创伤更远甚于实现出国梦的留学生。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2011）繁体版序中感慨：「中华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在文学中有相应的表达」（2）。山东流亡师生所遭遇的事件亦复如此。相关文学作品较多的当属昔烟台联中学生张放，在澎湖深受白色恐怖折磨，以自身经验糅合见闻与想像，写出《天谴》（1998）与「边缘人三部曲」（《海魂》、《涨潮时》、《与海有约》〔2001〕）。杨念慈的《十姊妹》（1961）聚焦于十位流亡女学生的手足情，及姊妹淘随校迁台后的不同遭遇。郝誉翔的《逆旅》（2000）则从第二代的角度，结合身为流亡学生的父亲的回忆与有限的文献，运用文学想像，开启人生逆旅。而郝的小说又顺向催生了廖俊凯、洪仪庭、高俊耀的剧本《逆旅》（2023），将这段历史搬上舞台。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在华文出版百无禁忌的台湾，山东流亡学生第一代的自述、第二代的书写，甚至不限祖籍山东者的文学创作，依然为数甚少，诚为憾事。冀盼更多有心人持续重探与再现，以书写对抗遗忘，「不容青史尽成灰」！

《南方有嘉木》

杨明身兼创作者与研究者，曾在《乡愁美学──1949年大陆迁台作家的怀乡文学》（2010）中写道：「外省第一代注定失去了故乡，他们在年轻时离家，数十年后终于得以返乡，而家乡的人事景物都变了，他们再也回不去，回不去故乡，也回不去已然消失的青春时光。这一分无奈与伤痛，也对第二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祖籍山东的她，如此自评《雁行千山》（1994）：「借着候鸟终将飞回出生地的习性，比喻离家者的心情，是外省第二代作家写作怀乡文学的典型之一。」《雁行千山》写的是一九四九年来台者的怀乡与返乡，《南方有嘉木》则直面山东流亡学生的集体创伤及前因后果，集中于如何在南方台湾寻得嘉木栖息，安顿身心，开枝散叶。

此书首要特色在于以「后记忆」（postmemory）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杨明身为流亡学生第二代，运用来自第一代的记忆、口述、文字、图像等资料，建构出这部长篇小说，使得《南方有嘉木》既有深厚的个人情感与家族记忆，又不受限于前辈的记忆与史实，以文学手法综合多方素材，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情节，以期达到最佳艺术效果。

另一特色就是女性观点。借由女作家的角度，透过以母亲为原型的女主角沈语燕，由为人孙女、女儿、妻子、以至人母的经历，揭示山东流亡学生中罕见的女性面向。笔者所知另一有关山东流亡女学生的长篇小说就是杨明之父、小说家杨念慈早年之作《十姊妹》。就这层意义而言，杨明既继承了父亲在六十多年前开拓的方向，又以女作家的身分，以沈语燕为焦点，诉说一同流亡的男女学生与老师的遭遇，对女性角色着墨尤深。

流亡学生来台是确凿的历史事件，见证者众，作者在撰写时务必有所本，才具说服力。然而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各人秉性与遭遇又有不同，繁复多元，史实不及处则济之以想像。如何精挑细选，排列组合，透过角色塑造与情节安排（包括把现实中父母的恋情化入小说），予以充分呈现，在在考验著作者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力图遵循史实以求真，撷取各方精华以求美，又能表现出同甘共苦的人性之善。

全书以「山东流亡师生冤案」为背景与潜文本，这种书写既是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借由直面并袒露昔日创伤以寻求疗愈，也如福克纳所言，「过去从未逝去，它甚至从未过去。」选择坦然面对过去，以鉴，审视并观照了解现在，进而期待打造出更公义、多元、平等、包容的未来。如此看来，《南方有嘉木》也带有安魂、宽容、和解与超越的意味。

杨明曾是「以叙美景、尝美食为工作内容的旅游记者」，撰有《酸甜江南》（2014）、《路过的味道》（2014）与《情味香港》（2019）。《南方有嘉木》中即便是寥寥几笔对景观与烹调的描述，都生动表露来到异地的新鲜好奇及故乡之思，尤其借由记忆复刻故乡饮食，以抚慰舌尖上的乡愁。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双乡情怀。流亡学生离乡背井，于台湾定居逾七十载。大陆是所来的故乡，有着幼时家庭的温暖、长辈的温情、亲友的温馨与美好的回忆，尤其在两岸隔绝、音讯渺茫的数十年间，更是朝思暮想、魂牵梦萦之所在。台湾则是安居落户、生儿育女、一手打造的家园。随着时间的递嬗、风土的薰陶、家庭的建立、人际关系的拓展，日久他乡变故乡，许多人在返乡探亲后更认定台湾是家乡，选择做为安身长眠之地。

良禽择嘉木

女主角名语燕，延续《雁行千山》中的飞鸟意象，书中多次提到燕子，让我联想到同为流亡学生的先母在我幼时常诵念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燕燕尔勿悲，尔当返自思。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然而当年拜别双亲、逃难离乡时，焉知一别即是永诀，终未盼得与两老重聚，抱憾终生。语燕返乡时，物换人非，穷极一生无可奈何的离散之苦、怀念之心与孺慕之情，也只能盼望将缺憾还诸天地。

主张以记忆对抗遗忘的米兰．昆德拉曾说：「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南方有嘉木》志不在宣扬道德，却透过虚实相间的文学手法，发掘至今仍罕为人知的事物，让世人得以认识、知晓其中的幽微曲折。身为流亡学生第二代的杨明，以特定的叙事视角，立体的人物塑造，精确的语言，生动的对话，温厚的情感，跌宕起伏的情节，来追忆、反思与再现来台第一代的个人遭遇、家族历史、集体创伤，以女性的角度生动呈现大时代中渺小庶民不为人知的故事，其中自有其道。

南方有嘉木，北方为故乡，良禽择木而栖，思乡之念不断，此乃人之常情，宜以哀矜与同理之心看待。对拥抱双乡情怀者，南北原本并生，故乡家乡共存，两者在个人生命中都具独特的感情与意义，此书恰为见证。（本文系《南方有嘉木》序，联合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