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横行 美国红帽乱飞

19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右二）掀起的美国全国性反共运动。（取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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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台湾近几年弥漫一股戴红帽歪风，动辄把意见不同者打成中共同路人、在地协力者，利用侧翼、特定媒体铺天盖地修理，其作法、论述与戒严时期如出一辙。大陆（中国）沦为施政不利的遮羞布、万金油，一切甩锅阿共的阴谋，什么都是认知作战，犹如19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只要政治正确如何造谣黑抹都可以。《翻爆》重刊记者林博文的报导，虽然事隔多年，现在读来仍然点滴在心。

台湾政界和情治单位日前掀起的「忠诚档案」、「政治侦防」风波，似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时光仿佛倒退至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另有些人觉得其滋味直追冷战初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台湾政界和情治单位日前掀起的「忠诚档案」、「政治侦防」风波，似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时光仿佛倒退至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另有些人觉得其滋味直追冷战初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威斯康辛州出身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一九五○年发表一篇震撼全美的演说，国务院「窝藏了二○五位正牌共产党员」。他这项无中生有的指控，使整个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恐共病和歇斯底里的清除共党分子和左倾人士的大风潮。成千上万的自由派学者、作家及好莱坞影剧圈和军队，饱受打击，许多无辜者受到政治迫害或不堪特务的骚扰而流亡海外。麦卡锡的嚣张，逾越法规和乱抛红帽子的盲动，终在一九五四年受到参院的制裁而销声匿迹。但他所制造的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麦卡锡主义」，却为美国近代政治平添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

在「麦卡锡主义」猖狂期间，遭遇最惨的是国务院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如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和柯乐伯（O. Edmund Clubb）等人，他们被控亲共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极右派送给他们的莫须有罪名是「失去中国」。谢伟思等人不是被贬职就是被撤职，甘迺迪和詹森时代的国防部长麦纳玛拉数年前出版回忆录，坦承美国在越战时代的政策错误，主要是没有第一流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献策，因为他们都在麦卡锡时代因「忠诚度」不够而惨遭整肃了。

不仅是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所谓「忠贞调查」的浪潮中遭殃，即连许多汉学家亦受到波及，其中最有名的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当过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在二次大战时曾任重庆美国新闻处处长，他在中国战时陪都亲自接触到「国民党中国」的暮气与腐化，他和拉铁摩尔、谢伟思、范宣德、戴维斯等人，认为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国民政府不是中共的对手，蒋终将被毛取而代之。他们的预言，迅速地得到应验，大陆很快地变色了。但是，他们的「先知式预言」却为他们带来了身心煎熬和前途逆转。在麦卡锡主义的狂风暴雨中，费正清的行动受到限制，护照被吊销，所幸尚能在哈佛继续教书、做研究。费氏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当年那种恐怖气氛和人人自危的压迫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费正清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极右派和麦卡锡主义对他的打击，非但未使他气馁，反倒促使他决心要把哈佛办成世界一流的中国研究中心。

在麦卡锡等人「戴有色眼镜」对付异己之际，另一批极端反共的人也组织了一个专为国府撑腰的反共团体，这就是美国近代政治史上著名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游说团里的一个犹太富商柯柏（Alfred Kohlberg）趁机攻击拉铁摩尔，指责他在美国散布反蒋亲共言论；在柯柏的授意下，麦卡锡本人亲自在参院公开宣称拉铁摩尔是「在美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头号苏联间谍」，参院外交委员会特设一个小组调查拉铁摩尔。对蒙古史和中亚史研究卓然成家的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痛斥麦卡锡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他首次说出了「麦卡锡主义」这个字眼。从此「麦卡锡主义」即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涵义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打击异己或进行政治迫害」。参院外交委员会于一九五○年认定拉铁摩尔清白无罪，但一年后麦卡锡又策动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调查拉铁摩尔和太平洋学会，哥伦比亚特区（华府）的一个大陪审团亦调查拉铁摩尔，官司一直打到一九五五年，联邦法官终于裁决拉铁摩尔无罪。

其实，在调查、听证和审判过程中，包括联调局局长胡佛在内的情治人员，以及已投诚的美共党员，皆承认拉铁摩尔是清白的。也许，拉铁摩尔的唯一「罪状」是准确地预言中共将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拉铁摩尔虽全身而退，但经过一连串的政治迫害之后，美国出版商有十八年的时间不敢出版其著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两年半时间不发他薪水。他对美国失望极了，乃在六十三岁那年乘桴浮于海到英国里兹大学教书，一九八九年去世。

一九六一年春天，甘迺迪就任总统后不久，亲自向他的幕僚表示，他有三个「心愿」，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一是平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二是平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三是平反世界著名谐星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这三名不同领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都是冷战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牺牲品。甘迺迪希望在麦卡锡的狰狞面目已完全被揭发的六○年代，愈合历史的伤口，重新肯定这三位菁英对国家的贡献，遗憾的是，甘迺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实他的三个心愿，而由詹森总统代其完成。

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下惨遭政治迫害的不止是美国人，一批中国旅美学者亦因中国大陆的变色而遭到剧烈冲击，并导致近百名科学家返回中国大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钱学森。

五十年代初强烈的恐共和反共心理，使联调局的反颠覆活动走火入魔，他们开始怀疑在美国顶尖大学从事科研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钱学森即首当其冲。一九五○年春末，两名联调局干员到加州理工学院「拜访」钱学森，声称他是美共成员，钱氏向他们表示他从未加入共产党，联调局干员又问他认不认识欧本海默夫妇和其他被联调局认为具美共嫌疑的人。这两名干员的盘问越来越尖锐，问他有无缴过党费参加过会议，钱氏一概否认。不久，钱氏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了，他再也无法在空军研究计划下的科学实验室工作。心灰意懒的钱学森决定回中国，他不愿再留在美国受歧视和监视，加州理工学院力劝他不要返国，并建议他到华府找海军部次长金波尔帮忙，金波尔不但未出力，反而通知司法部勿让钱氏离境，他说：「我宁愿他枪毙，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他抵得上三至五师的兵力。」从此，移民局即经常跟踪钱学森。钱氏仍准备回国，他先行寄运书籍、笔记和文件等行李，结果这批行李被查扣，海关指控他偷运军事机密，不久，钱氏被捕，关了十三天即获释。但他并没有自由，唯一可资安慰的是加州理工学院仍欢迎他继续留校研究。一九五五年九月，美中（共）华沙会谈达成协议，钱学森获准返回中国大陆。周恩来说，华沙会谈没有取得积极结果，但要回来一个钱学森，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和一批遭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中国科学家，五十年代返回大陆后，振兴了中共的国际科学研究，西方人称钱氏为中国大陆的「人造卫星之父」。美国科学界和军方一致认为美国最大的错误就是莫名其妙地迫害钱学森等华裔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教授说：「美国以警察国家的手法对付他，对他的伤害相当大，使他觉得在美国不受欢迎。」

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是一种时代错误，这种错误乃奠基于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人民也没有信心。不仅如此，对人民的所作所为和思想、理念，处处怀疑，久而久之乃变成非理性的政治控制手段。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初一批批政治、学术与文化精英分子遭受迫害的例子，多少可以看出民智的开通、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开放，并不是一蹴可几的。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开发的国家，居然会疯狂地摧残本国一流人才，真是匪夷所思！

麦卡锡时代是美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年轻的文化经过这一段创痛之后，养成了抗疫的本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会生活于恐惧中，担心「帽子」乱飞。

（摘自1998／8／17中国时报记者林博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