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共黨獨裁下的盜版錄影帶配音員
罗马尼亚过去在社会主义专制经济体制之下，西方电影的制造、流通、放映或观影，都只能偷偷摸摸在台面下进行。 图／《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剧照
要说台湾电视史上最家喻户晓的那个声音的话，非盛竹如莫属了，他的独特腔调历久不衰，从老梗还能玩出新梗，简直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那么在罗马尼亚有没有这么独特的人声呢？
有的，这个人声不算好听，细细尖尖还会破音，但却是共党独裁下的八零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有趣的是，当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观众也只能凭想像力，来揣测这号人物的真实面目。
1989年，东欧共产政权纷纷倒台，即便是东欧政权中最为独裁、最对外封闭的罗马尼亚，也在独裁者西奥赛古（Nicolae Ceaușescu）惨遭处决后，蹒跚步上自由民主化的道路。因此，资讯流通不再受国家机器严密管控，高压独裁下不敢说的秘密也终能重见天日：原来，帮超过三千部盗版电影翻译配音的藏镜人，就是伊琳娜．尼斯特尔（Irina Nistor）。
预告片：《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
▌「超级配音员」
现今六十岁的伊琳娜，在罗马尼亚影视圈仍是相当活跃的知名人物，她的影视事业可以追溯至共产专制的八零年代，当时她受雇于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担任协助广电政治检查的小小翻译。幸亏同事暗中牵线，伊琳娜开始私下接了一份让她又期待又害怕的外快。
每天下班后，伊琳娜就秘密前往一间布满仪器的地下室，坐在萤幕前，一边欣赏电影，一边对着麦克风，临场翻译电影对白。这些在罗马尼亚绝对看不到的西方电影，都是由一名政商关系良好的商人提奥多．萨福尔（Teodor Zamfir）走私而来的。伊琳娜的任务，就是要一人独力帮电影配音，然后由专业的盗版商萨福尔接手，大量复制这些土法炼钢配上罗马尼亚语声道的录影带，借由遍布全国的黑市管道流通出去。
根据伊琳娜的说法，当时她一天平均可以配七、八部电影。因为工时长、加上又全是临场即席口译配音的状况下，翻译品质其实参差不齐，某些伊琳娜不慎误译的口白，还借由盗版录影带的流通，成为流行一时的玩笑。不过由于混音所需要的技术与配字幕相比，可是又快又便宜，有着生意人头脑的萨福尔，当然不会考虑配字幕。
当时伊琳娜一天平均可以配七、八部电影，工时长且几乎全是临场即席口译配音。 图／《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剧照
八零年代的罗马尼亚经济困窘，绝大部分的经济收入都用来偿还外债，停电简直是家常便饭。为了节能省电，国家电视台从两台关到只剩一台，一天甚至只播两小时，除了独裁者西奥赛古的演讲、以及歌功颂德共党统治的政治宣传之外，要看到娱乐节目简直是奢望。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西方盗版电影录影带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然而家庭录放影机所费不赀，又因为是西方制造，还只能透过黑市取得，一台的价钱都能买车了，能负担得起的人少之又少。不过一旦买了，只要再透过管道，买到几部由伊琳娜配音的李小龙、罗礼士、或阿诺史瓦辛格的动作片的话，在私家客厅开办收费入场的家庭剧院，加上邻居朋友好康道相报，一个晚上连放两三场，早晚也是能回本的。
当时一条面包卖4列伊、一包烟卖5列伊、一个月的平均收入是2,000列伊，但一片萨福尔的盗版电影录影带却要价1,000列伊，可想而知，萨福尔简直是赚翻了。
就这样，在社会主义专制经济体制之下，发展出了另一套建立在供需法则之上的资本主义黑市经济，从根本上挑战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济神话，更别提这些盗版西方电影包含大量的暴力、色情、以及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了。因此不管是制造、流通、放映或观影，都只能偷偷摸摸在台面下进行。父母也不忘提醒孩子，在学校千万不能公开讨论昨夜在邻居客厅看的蓝波系列电影。
八零年代的罗马尼亚要看到娱乐节目简直是奢望，西方盗版电影录影带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图／《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剧照
高压独裁的西奥赛古对罗马尼亚社会的监控，绝对不逊于苏联或东德。八零年代的罗马尼亚有多达一万一千名秘密警察及超过五十万名线民，违法乱纪的盗版商再怎么会查，也很难逃过特务的法眼。萨福尔与伊琳娜的非法盗版事业能坐大，可说是秘密警察相当程度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
当然，萨福尔靠关系行贿，买通了相关高层，甚至提供他们免费的最新盗版电影录影带，但这不只是纯然靠缴保护费来换开业执照的例子而已。正因为西方电影物以稀为贵、对生活在铁幕之下的观众来说娱乐性极高，萨福尔这样的贿赂条件才有办法成功。根据萨福尔的说法，甚至连西奥塞古的儿子都来找他要片子，西方电影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西方电影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让秘密警察刻意放水、让独裁者的儿子闻风而来、同时也让伊琳娜克服恐惧，即便不知道特务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来，可以抢先看新电影的诱惑还是胜过一切，让她继续担任翻译与配音员的工作。「说不定我早该洗手不干了」，伊琳娜受访时回忆道：
但我真的是难以自拔，这些电影就跟氧气一样重要。
另一方面，当时罗马尼亚民生经济萧条，在某些西方影片被视为无害的娱乐节目的前提下，秘密警察也有可能是刻意放水，藉这些影片放映做为纾压管道，使社会不满的情绪不至于失控到危害独裁政权存续。就算影片有歌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嫌，而且画面所呈现的西方物质生活极为多采多姿，更是暴露了罗马尼亚的资源匮乏，加重了观影者的相对剥夺感，然而电影终归只是娱乐电影，也没看过有谁在半夜连看三部动作片，隔天一早就起来要推翻政府的。
无所不在的恐惧仍是西奥塞古最有力的武器，只要恐惧还能让人民对反政府与反共思想闭口不谈、也不敢非法集会结社的话，私底下要偷看几部娱乐性质的片子，倒不是独裁者和其党羽那么关心的事了。
高压独裁的西奥赛古（右）对罗马尼亚社会的监控，绝对不逊于苏联或东德。 图／路透社
▌突破铁幕的秘密武器
盗版电影录影带不仅在罗马尼亚造成轰动，将西方的物质生活以及意识形态活生生的呈现在观众面前，也渗透了铁幕之后的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用影像直接挑战了共产政权的「官方谎言」，使得共党难以垄断政治与意识型态的话语权以及诠释权。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成熟的录放影带技术，使得影像的复制与传播变得更加便利，并在八零年代中期开始席卷东欧。船员、机组人员、以及少数获准前往西方交流的人士偷偷夹带西方电影或二手录放影机回国，为黑市提供货源。
在苏联境内，有极大部分的西方盗版影片都是源自于爱沙尼亚。1971年，芬兰赫尔辛基架设了新的基地台，发射的讯号甚至可以传到芬兰湾以南的北爱沙尼亚，因此家家户户都开始改造电视机、架设天线，为的就是要能收看芬兰的电视节目。由于爱沙尼亚文与芬兰文相当接近，要听懂并不是那么难，就这样，芬兰电视讯号为爱沙尼亚开启了通往西方世界的一道窗。
在录放影机时代来临后的八零年代，这些在芬兰电视上播映的影片节目，就被录制下来，配上某个鼻音很重的俄文男声翻译后，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大量运到列宁格勒及莫斯科，再从苏联两大都市传遍各地。苏联时代的爱沙尼亚被认为是「小西方」，电影拍摄团队常到塔林取景，用来代替真正的西方景点。如今又借由录制传播西方节目，成为了真正名符其实的「西方之窗」了。
盗版电影录影带渗透了铁幕之后的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用影像直接挑战了共产政权的「官方谎言」。 图／《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剧照
东欧各国及苏联政权又是怎样因应西方盗版影片来势汹汹的威胁呢？保加利亚率先于1985年祭出严格的录放影带及录放影机管制法，不仅禁止进口任何「反社会主义体制」及「反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的影片，也禁止个人公开放映、流通、以及复制影片。不过既然大部分的录影带及录放影机都是借由黑市流通而来，这样立专法管制，不过凸显共党政府面对黑市无力管制的窘境而已。
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党政府聪明多了：既然无法管制黑市，那就努力赢得这块市场吧！波兰很快就开始扶植影带供应商，提供政府审查核准的西方电影，电影录影带也开始出现在公共图书馆，供大众借阅；另外，匈牙利开始鼓励设置专门制造及发行影带的合作社，甚至还打进了西方市场。当然，东欧共党政权不久后就会于1989年纷纷倒台，因此这样有限度的自由化并没有持续太久，对东欧观众来说，西方影片的吸引力也还是大过于国产影片。
苏联方面则是加紧制造国产的录放影机，用来跟黑市上的西方机型竞争，然而刚开始的设计是故意让国展机型无法放映西方盗版录影带，因此虽然卖得比黑市价格便宜，消费者依然兴趣缺缺，迫使制造商改变设计，提供西方影带相容性。这时的苏联，一方面得利于戈巴契夫的改革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因为经济萧条，因此有利可图的国产录放影机事业，迫使共产政权将经济摆第一、意识形态暂居第二，也因此在机型相容性上做了让步。
萨福尔表示，「这些影带让整个共产体系乱了阵脚」，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盗版西方电影让一整个世代的观众记忆深刻，配音员的嗓音也这样成为八零年代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最重要的是，这些电影的娱乐效果，还给了生活在铁幕之下的人民做梦的权利。
「这些影带让整个共产体系乱了阵脚」，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盗版西方电影让一整个世代的观众记忆深刻。 图／《那些年，我们偷看的电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