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爱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过你吗？
作平按：本文原题《孤独的先驱》，写于2010年，原刊《四川文学》，后收入我的随笔集《天朝1793—190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一个被人日渐遗忘的名字
许多年过去了，一切都烟消云散，暮年的容闳在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哈特福德城的寓所里，伤感而又温暖地回忆他的一生。
毕三年之功，容闳完成了一部仅十万字的小书，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来，徐凤石、恽铁樵将其译为《西学东渐记》）。 书稿完成时，容闳已是八十二岁的耄耋老人，对昔年的理想与挫折，困厄或荣光，他看得很淡定。
在对往事的反复咀嚼中，容闳既有中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第一人的骄傲，也有事业未竟的遗憾。 透过这些文字，我从中读出了身为先驱的孤独。
晚年的容闳深居简出，身边只有不多的几个早年的朋友和两个具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 在他和他所牵挂的祖国之间，是迢遥的北美大陆，是惊涛拍岸的太平洋。 其情其景，就像一句电影台词说的那样： 你爱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过你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却往往只有一件——甚至一件也没法完成。对容闳来讲，他毕生存在的意义和追求，就是他的回忆录的书名：西学东渐。
为了这个理想，容闳奋斗了大半辈子，直到从锦瑟年华的青春，折腾到头顶飞霜的暮年。然而，令他和后人都有几分叹惋的是，尽管付出几十载心血，但容闳的事业却中道夭折，或者说仅仅完成了一半。
地缘上的优势往往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以广东为例，这个濒临大海的省份，之所以在近代举足轻重，就在于它的地缘优势使它成为西风东渐第一站。在这里，古老的儒家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精神不断碰撞，人民便有可能得风气之先。
1827年冬天，当容闳诞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时，正值清朝道光年间。虽然逼开中国国门，使中国从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不可自拔的鸦片战争还没到来，但得地缘优势的广东，已成为东西方交汇的桥头堡。
桥头堡的地位给这个省份既带来了鸦片战争在内的多次中外交火的不幸，也带来了人才辈出，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几乎一直领跑中国的幸运。
以容闳的老家香山南屏为中心，三十五公里外的香山翠亨诞生了孙中山，一百公里外的南海西樵山诞生了康有为，一百三十公里外的新会诞生了梁启超，一百七十公里外的花县诞生了洪秀全。与这几位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乡相比，容闳的名字哪怕在他的家乡，也被人日渐遗忘。
南屏村与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过几公里。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容闳的父母远比内地的普通农人和士大夫更具开明眼光。一个偶然的机会，容闳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澳门的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学校是由教会出资创办的，旨在纪念译成第一部中文《新旧约全书》的著名传教士马礼逊。
之所以说容闳的父母更具开明眼光，在于彼时的中国人，对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深怀蔑视和畏惧，一方面认为他们乃是未受王化的蛮夷，一方面又纷纷谣传传教士都是些杀害小孩取其心肝制造枪炮的恶魔。在这样的主流语境下，容闳的父母不惜走后门也要把容闳送到教会学校，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容闳在这所纪念马礼逊而建的学校——包括其前身——一共就读了近十年，并随学校的迁移到了香港。教会学校创办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宏扬教义，以便让更多未受洗礼的人加入到基督的怀抱。
但客观上，这些现代学校也给受教育者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容闳就是这第一缕现代文明曙光的受益者。对容闳来说，184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不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而是马礼逊学校迁址香港。
容闳父母对儿子前程的设计，按容闳的回忆，大概是为了让他在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后，通晓英文，以便谋个买办之类的职务。令容闳父母没有想到的是，在教会学校读书九年后，当容闳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出落成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时，却面临一场重大选择。
这场选择是由容闳的老师勃朗先生引发的。勃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以“获得自由教育，为落后之民族献身传教工作”为终身职守的牧师，曾在中国和日本传教并办校多年。
1846年，由于身患疾病，勃朗夫妇决定回国。临行前，他作出了一个既影响了容闳的人生，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决定：带几个中国孩子去美国深造。
儿子远走异国，容闳的母亲不同意。这一点不难理解，在一个半世纪前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妇心里，美国无疑就是恐怖和畏途的代名词。但当容闳一再向母亲说明去美国的重要和机不可失时，母亲终于不太情愿地答应了。
就在容闳为要离开母亲，无法像父母希望的那样，从马礼逊学校毕业后就到洋行上班挣钱而不安时，善解人意的勃朗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又做了一件宅心仁厚的事情：他不仅解决了三名自愿和他去美国的孩子的留学经费，还为他们各自的父母争取到了一笔赡养费。
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国农家少年，要去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留学，而留学所需 的经费，却一个铜板也没有。 放在今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神话。 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容闳却通过多个好心人的帮助，得以实现了我们眼里的神话。
除了为他的留学奔走的勃朗外，容闳还得到了四个人物质上的帮助。 四个人中，有两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商人为他提供两年的留学费用，一个美国船主免收了由港赴美的全部费用。
还没出国，这几个欧美人士的慷慨之举，就在容闳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多年以后，当他也孜孜不倦地帮助别人时，这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流转吗？
在某些人因固有观念而变形的常识里，西方人来到中国总是不怀好意，总是别有用心，但像如此资助容闳的人，你能指出他的别有用心用在何处吗？ 从本质上讲，这些西方人士的举动，不过是为了通过自己有限的资助，为古老而蒙昧的大清打开一扇朝向西方的窗口，进而能够认可普世价值。
容闳与同行的黄胜、黄宽到美国后，进入孟松学校读书。不久，黄胜因病返国，留下容闳与黄宽继续攻读。两年后，两人毕业。黄宽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医学，容闳的想法是报考刚抵达美国时曾参观过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
但容闳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他的学费还没解决。他找到一向关心他的勃朗和海门——海门即孟松学校校长，两人给他的建议是，孟松学校有个规定，凡愿意在毕业后做传教士的学生，其大学期间的费用，可以由孟松学校解决。两人甚至代容闳向校董会提出申请。
几天后，当校董会找容闳在志愿书上签字时，容闳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不是他已落实了学费，而是他从骨子里就对做传教士不感兴趣。
多年以后，容闳在谈到当时的选择时说，他设计的职业，“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而一旦和校董会签订志愿书，毕业后就只能做传教士，这一职业虽然可以保证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却与他最有益于中国的理想相距甚远。
拒绝了校董会后，又是勃朗先生解决了这一难题。1850年秋天，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容闳随着一群美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门。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它意味着古老中国沉重且固执的国门，经由这位边远省份的青年，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缓缓打开。
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大清，道光帝去世，皇四子继位，改元咸丰。这一年，为患十余年，波及十余省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拉开帷幕。这一年，被流放新疆后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像个救火队员一样赶往广西，于途中病逝。这一年，东方仍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百病缠身却又勉力粉饰出太平盛世的假象。
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迈进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他的国家无人知晓——包括他的母亲，也要在几个月后才接到他的家书。不过，就像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他的母亲也不可能理解儿子正在从事的事业将对历史有何等影响。
四年后的1854年夏天，容闳以优良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中国亘古以来第一个毕业于西方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几个月后，容闳踏上了回国旅途，归心似箭的他一厢情愿地以为，现在，他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学习，为祖国做一些事情了。
容闳赴美时虚岁二十，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如果说后来那些比他年岁大得多的学者游历欧美，更多是从学术和技术的角度学习西方先进之处的话，那么容闳的年龄，更容易地接受了另一种思想，另一种价值观，而不仅局限于学术或技术层面。
如果要问他在美国六年间学到了什么，我以为，大学里开设的各门课程的优秀与否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感同身受的两千多个日子里，他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和作为公民的为众生谋福祉的社会责任感。即便在今天，这些崇高的词语所涵盖的要义仍然是需要仰望的，遑论一百五十年前那个万马齐喑，龚自珍绝望地哀叹不仅没有才相才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的衰世呢？
以容闳毕生的追寻来说，他显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人如果比时代快一步，可能是世所称羡的智者，而快两步甚至快三步，却可能处处碰壁，遭人嘲笑和轻视。
容闳在美留学的后两年，随着年龄与学识的俱增，他对大清腐败与没落的感喟也就更深。以至于他虽然身处于美利坚，却每每念及故国则怏怏不乐，甚至产生了不该到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的念头——因为“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
如果没有此番美利坚游学，那么在大清做一个碌碌无为的愚昧小民，因为没有对比，没有接受醍醐灌顶的新思想，反而可以为鸡虫之得而沾沾自喜。
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接受过现代精神引领的耶鲁学子，容闳在这种偶尔闪过心间的怏怏不乐之后，更多的依然是以西方思想灌输于中国，以图改变中国现状，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
新人计划
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航行后，容闳于1855年初夏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 然而， 刚抵澳门，在异国时曾魂牵梦绕的祖国却给了他兜头一瓢冷水： 容闳非常震惊地看到，一大群华工，被贩卖他们的船主将其辫子一个接一个地绑在一起，结成一串，如同驱猪赶羊一样送往囚室。
多年以后，容闳在回忆起同胞的牛马惨状时，“犹为鼻酸”。 紧接着，两个月后，当他在广州见到另一幕时，更是对这方暴戾横行的土地深感绝望，而这绝望，也催生了他培养“新人”以改变大清的计划。
容闳回国的1855年，广东暴发了红兵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在红兵主力撤走后，搜捕到部分起义人员和大量普通百姓。这些被俘者数量庞大，叶名琛将其中大部分人不分轻重，统统处死，其中1855年夏天于广州城内处死者就达七万余人。
此时，容闳恰好在广州，他所居之处距刑场仅半英里，这个已经习惯用西式思维思考问题的青年悲愤地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刑场，地上的泥土因鲜血浸染，已变成赭色。道旁堆满了无头的尸体，时值炎夏，尸体腐烂，远近臭不可闻。心驰神往的祖国给这位海外游子上的这堂课，就是嗜血暴政下的民命如草。为此，容闳“神志懊丧，胸中郁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在容闳心里，产生了对包括天地会和太平军在内的农民起义的同情，甚至一时间有前去投奔太平军的冲动。几年以后，他真的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从上海出发，深入到太平军统治地区并抵达南京。
在南京，他拜会了早年在香港有一面之缘的干王洪仁玕。应当说，在见到干王之前，容闳都对这个当时据有东南半壁江山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抱有幻想——他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即容闳在回忆录中指称的“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
为此，他向干王献上了七条新政措施。但是，干王虽然和容闳逐条商讨，却没有采纳，并在容闳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派人给容闳送来一枚印章——封赠容闳为“义”爵。容闳深感诧异，同时还隐约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干王把他的南京之行，看做是凭籍曾有的一面之缘，想捞个一官半职。
南京之行，粉碎了容闳对太平军的幻想，他将太平天国比喻为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也含有两种性质：一面是草根革命的正义与合理，一面是游民与迷信的落后和破坏。
他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也就是说，太平军完全无法担当起改变这个僵化国家的重责。容闳通过“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自战国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的所谓革命，其实质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兴废，对于国体及政体，几乎从无重大改革。
值此衰弱季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深知国家及民众祸在旦夕的知识分子，他心灵的煎熬和痛苦要远胜他人。 回国后的十多年间，容闳先后在海关做翻译，在洋行做书记，还开办过经营茶叶的公司。 他必须像个俗人一样地劳作，以便养家糊口。
另一方面，他从未停止过寻找实施西学东渐计划的机会——正如他多年后夫子自道的那样，以他在美国驻广州外交使节伯驾处任书记时的想法，“欲借伯驾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
无疑，在欧风美雨中长大成人的容闳面对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这个国家的腐败、没落和愚昧，其程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绝望的现实足以令清醒者发疯，也足以令先驱者发愤。
多年社会历练后，容闳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改变大清现状，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培育“新人”。具体做法是以点带面，从少数留学精英开始，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流和意见领袖，使他们所秉承的普世价值取代传统价值。
但是，容闳明白，这样的计划太过疯狂，注定不会被当局认可。因此，当旧友把他力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时，容闳并没有把留学计划抛出来。他为曾国藩到美国购买新式机器，为此耗时近两年。 当 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引进的新式机器时，容闳趁 机向他提出附设兵工学校的建议——这只是容闳留学计划的第一步。
直到容闳四十一岁那年，他的以塑造新人为目的的留学计划才终于得以正式向朝廷提出：在这份条陈中，容闳明确建议，选派出国留学幼童，首次以一百二十人试行，此一百二十人，又分四批，即每年派送三十名。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学生年龄，以十二到十四岁为最佳。
容闳的条陈是通过丁日昌转给军机大臣文祥的，但条陈送上去后，迟迟没有回音。原因之一是文祥不久就丁忧回乡；原因之二是这个留学计划太过超前——就在前一年，大学士倭仁才上奏皇帝，坚决反对同文馆招收科举正途人员，更反对中国人拜洋人为师。
这位大学士提出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似是而非的空洞说教，却在朝野中具有相当话语权。容闳的留学计划无疑被认为走得太远。
容闳为条陈石沉大海而沮丧不已两年后，天津教案发生，他成为负责处理此案的丁日昌和曾国藩的助手。在此期间，他的留学计划得到了开明的曾国藩的力挺。当年年底，清政府正式批准留学计划。
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容闳的兴奋可想而知。在此之前，当获知曾国藩将连同丁日昌等四人联衔入奏时，容闳的反应是，“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
此事一旦获得清政府批准，容闳深知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容闳的说法并没有夸张，在一个以“天下共主、世界中心”自居的国家，散布远近的他国，统统不过是不服王化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虽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不得不在和各国打交道时，以平等地位对待，并半推半就地成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但在斯时国人心中，夷人依然是不可信更不足学的，他们不过是比咱们多了些咱们不屑的奇技淫巧罢了。
而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而且这种学习竟然是选派幼童远赴西方，把学习从娃娃抓起，这在国人中激起的反响，如同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可以说，从留学计划被批准的那一天起，反对的声音就从没停止过，想抓留学计划辫子并将其扼杀的官绅大有人在。
很多时候，对先驱的围攻会给那些蒙昧者带来欲仙欲死的道德快感，为了这种道德快感，他们不惜把先驱污蔑为异端邪说。容闳早年即受洗入教和多年美国生活的经历，使他更容易被认为是异端。异端之外，还容易被扣上另一顶帽子：汉奸。变华夏以迎夷狄的汉奸。
先驱如同未婚先孕
招收幼童的工作并不顺利。 1871年春天，容闳由南京抵上海，设立了幼童留美预备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三十名幼童。 但是，在当时，不要说王公贵族不可能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就是一般读书人家，也视科举为正途，绝不会萌生中止科举正途而就夷人学夷务的念头。 至于普通老百姓，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行万里。
在上海没招到足够的幼童，容闳只得回了一趟老家。 广东毕竟是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儒家思想的影响既未如内地之深，底层民众向来也有出海谋生的传统。 这样，在首批三十名幼童中，广东一省就占了二十四人，而容闳的老家香山一县，有十三名之多。
招收的幼童先集中于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相当于出国前的预备学校。在短期的甄别和培训后，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可惜后来者却早已将其遗忘。
从那时起到20世上半叶的大半个世纪里，国人出洋留学蔚然成风，无数企图为家国而谋的有志之士，无不把向西方学习当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终南捷径。饮水思源，这个日子值得镌刻人心。
1872年的中国，仍然是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是年，左宗棠用兵西北，岑毓英攻破杜文秀占据的大理，贵州有苗族起义，海南有何亚万作乱，日本侵吞原系中国藩属的琉球，对幼童留学起过重要作用的曾国藩也于是年去世。 在 众多官绅的指 责和非议下成行的这三十名来自农家的幼童，他们远涉重洋的异国留学，便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而放眼全球，这一年全世界还发生了如下事件： 日本建立国家银行，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俄文版，一条海底电线把印度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美国成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容闳没有与这些幼童同船赴美，他早在此前两月就先期上路，以便为即将抵美的幼童们落实食宿和入学。带领这些幼童的，是一个叫陈兰彬的官员。进士出身的陈兰彬原本在刑部任侯补主事，出洋时的身份是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
原来，清廷始终担心西化的容闳会把幼童们变得像他一样西化，考虑再三，决定以陈兰彬这位出身翰林的宿儒为正职，以求对幼童言传身教，广施影响，使幼童习欧美之技艺而怀儒家之志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不近情理。
显然，儒家传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积极引导士大夫塑造正直刚毅敢负责任的人格，是以造就了历代多如牛毛的贤臣良士；另一方面，当清季之世，时局陡然一变，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革时，再抱所谓夷夏之大防，轻则胶柱鼓瑟，迂阔无能，重则误己害国，沦为保守派顽固派。
陈兰彬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饱读四书五经，却对世界大局一片盲然，且“夙昧洋文洋语”的传统士大夫，陈兰彬的识见与容闳格格不入，也才有了后来幼童中途废止的憾事。
幼童们抵达美国后，为了尽快掌握英语，熟悉社会，他们三五不等地寄宿在美国普通民众家里。这些十多岁的少年，如同一张张无瑕的白纸，最能描绘全新的图画。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掌握了英语，同时也接受并喜欢上了美式生活。
容闳与陈兰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随之而来：幼童们悉数脱下长袍，换上西服。在容闳看来，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陈兰彬眼里，脱下象征儒家传统和中国士大夫身份的长袍，改穿夷服，简直就是数典忘宗的咄咄怪事。
幼童们除了在美国学校的学习外，每逢朔望之日，均要在由清政府出资修建的留美幼童肄业局里，由陈兰彬率领，向着北京的方向行三叩九拜大礼，以示对远在万里之外的皇帝的效忠。
此外，每过一段时间，还要集合幼童们宣讲圣谕。 所谓圣谕，就是清朝历代皇帝的训令。 这种政治学习，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幼童们必须对清廷效忠，对清朝皇帝效忠。 否则，即便学业有成，也毫无用处。
如果说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矛盾，大抵还只是观念之差而引发的限于识见上的争端的话，那么，当陈兰彬升为首任驻美公使后，接替其委员位置的吴子登，其与容闳之间的交锋，就不仅是观念的殊异，而是从一开始，这位留洋委员就铁了心要终结留洋。
事实上，后来容闳计划中年复一年长期实施的留洋计划，仅派出三批幼童且在绝大多数幼童还没大学毕业，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没考进大学时，就不得不半途而废，这中间，吴子登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他是清政府派到美国负责幼童留学的最高官员，他的意见更能左右朝野。
此外，吴子登的做派乃典型小人之举，他看不惯容闳的西化，包括他娶的老婆是美国人，更看不惯容闳对幼童的平等对待，但他从不向容闳明确提出，而是不断向朝廷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无不上纲上线，耸人听闻。总之一句话，必欲结束幼童留学而后快。
容闳后来总结吴子登对朝廷打的小报告，说是吴认为“此等学生，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因此，“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吴子登的小报告引发了国内官绅们对留学的新一轮攻讦，江南道御史李士彬认为留学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而驻洋委员——显然特指容闳一人——“毫无管束，放任所为”。
原本支持留美计划的恭亲王也改变了看法，指责留学生“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曾国藩死后，留美计划的幕后支持者乃曾的弟子李鸿章。在李的政敌们看来，打留美这张牌，就能顺带打击李鸿章，而李鸿章为图自保，也不便再对留美说句公道话，甚至要求容闳不要再去管留美事务所的事情——其时，容闳已兼任驻美副使。
正是在举国均对幼童留美持批评意见，仿佛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情况下，清廷一纸命令，结束了容闳和幼童们的留学梦。
在官员们围绕留美计划而互相攻讦的表象之下，幼童们之所以学业未成即被匆匆召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容闳要培养的是从思想到技艺，从习俗到性格都焕然一新的“新人”，而清廷中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开明洋务派，要的也不过是掌握西方先进技艺的技术人员甚至工匠。
当这些技术人员有可能像他们担心的那样数典忘宗时，他们的态度是宁肯不要。尽管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和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等人出面劝告，但尚在美国读书的九十六名幼童——其中仅两人大学毕业，六十二人在上大学，三十二人还在上中学——统统于1881年被召回国。 容 闳萌芽于青年时期的以留学塑造新人而改变中国的计划，至此永远 搁浅。
但是，容闳的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成效， 这 九十多名幼童中，后来有十六人成为外交官，十四人在铁路系统任总工程师或 高管，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詹天佑； 十七人成为海军将领，其中两人升至海军元帅； 十五人在当时被认为 是高科技的电报局任职； 十二人进入政界，最低的担任知县，最高的担任国务总理； 此外还有四名医生，六名矿山工程师，两名海关官员……
幼童留美计划划上一个令人沮丧的句号后，容闳还将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他还将为那个对他一直抱有戒心的祖国殚精竭虑：
他将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向张之洞建议借款募兵，并为借款奔走英伦；他将因支持百日维新而遭到朝廷通辑，不得不躲入使馆；他将在由唐才常以救国保种为宗旨组建的国会中被推为会长；他还将因偶然结识孙中山而成为孙的支持者……
多年以后，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行走在容闳的故乡——已经从当年的破败乡村升格为镇的南屏。满耳难以听明的粤语里，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像容闳这种曾经深刻影响过他的时代的划时代人物，他的故乡，一定能找到许多和他有关的东西：比如纪念馆，比如故居。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问了不下十个人之后，才找到了据说是容闳故居的西大街三巷一号。但是，所谓故居，其实只余下了两堵残破的短墙，夹在众多的建筑之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就像它曾经的主人，在一大群满口天地君亲师却从来不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中间那么不合时宜。
当全社会都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时，是没有人会记得住像容闳这种思想先驱的。先驱如同未婚先孕，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做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无人延续。换言之，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一种悲哀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