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 大国对峙 台湾角色定位

余纪忠文教基金会

基金会董事们与同仁合影：左起赵政岷、薛琦、邱正雄、余范英、许嘉栋、朱云汉、陈添枝、黄荣村、林圣芬照

中美对抗 新经济冷战下

台湾的生存发展考量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美中贸易战争是否会继续升级。若两国全面走向战略性的冲突对抗，其影响将远大于保护主义，且会快速蔓延到科技、教育、金融、网路、军事等领域，最终引发一场新的冷战。美中两大强权之间若没有最基本的合作意愿，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就必然面临裂解，现存全球治理机制将陷入瘫痪，人类面临的全球议题难以找到解决之道，且会对全世界规则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可避免的修斯底德陷阱

修斯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述，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难免一战，被称之为修斯底德陷阱。取材于此一教训，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艾莉森在《命中注定的战争：美中能逃过修斯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分析过去五个世纪内既有强权与崛起中强权冲突的案例。最终，十六组案例里有十二组冲突双方爆发战争。中国是否会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最终导致历史悲剧重演？

事实上，中美可以避免「修斯底德陷阱」。两国之间的对抗成本高昂，即使只是局部冲突，或者经济金融方面的对抗，世界都承受不起；美中若要相互毁灭，世界经济体系会先崩溃，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历史不一定会重演。除了核子武器的恐怖平衡之外，中国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美中之间也没有领土争议，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核心利益冲突。同时，中美之间有太平洋相隔，彼此在地理上并没有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所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

中美战略

是美对中全面压制

中美贸易大战，就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压制的一环，而这一波美中战略对抗升高，是源自于四重矛盾与冲突的叠加。首先，美国国内社会正在面临矛盾，高涨情绪极需宣泄出口，而中国是显著目标。其次，美国欲维护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顶层地位，若中国不愿维持在中高或中低端的分工链，就会继续冲突。第三，美国占据国际体系霸权地位已久，并从此获得特权，在此与中国产生冲突。第四，政治经济体制优胜劣败的竞争，或称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竞争，中国打破美国在文明竞争上的优势，对美国菁英而言难以接受。

中美连体婴割离 进入新冷战

在中美对抗的升级之下，两强已经进入一场新冷战。美国将动用所有战略筹码，试图影响中国正常参与其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安全、贸易、科技与金融体系，并迫使依赖美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以打乱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趋势。在新冷战局势之下，中美贸易战将不可能太快落幕，即使民主党籍候选人当选，也不可能马上停止。对抗与冲突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军事、网路议题上，美国对中国都会持续防范。贸易战已经演变成经济与政治耐力持久战、也为中长期整体心理负担的战略较量。

中美经济连体婴时代已经结束，局部剥离已经形成趋势，但全面剥离可能性不大，主因是难以获得全面社会共识。科技封锁会严重损伤美国科技竞争力与龙头地位，美国企业也将不敢大量投资在科技创新上。封锁的代价可能是美国给自己筑一道高墙，却无法完全阻挡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布局。况且川普团队基于立即的政治计算，可能有认为科技业是民主党大本营、金主来源。就长远而言，科技业仍然是美国重要的竞争力来源。除科技封锁外，金融封锁也会加速损坏美元霸权体系。

鹰派经济战阻力浮现

纵然鹰派想对中国发起一场新经济冷战，阻力仍会逐渐浮现。除了美国绝大多数传统盟邦，都与中国有紧密经贸关系，不会配合美国孤立或制裁中国之外，美国跨国企业与华尔街也不可能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及其高效率的产业供应链。如果贸易战僵持下去，过去三十多年美国享受的低通膨、低利率、生产力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将会消失。超级全球化已经让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若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美国与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Ｇ２０高峰会前夕，股市向川普发出的强烈讯号，也就是华尔街的警讯。如果贸易战不适可而止，将会导致全面股灾与经济衰退，这是Ｇ２０贸易战休兵协议的重要背景。

美国想要遏制中国 将难以如愿

中国内需市场庞大，而且仍有巨大经济增长潜力。并且科技自主发展体系与产业生态，也足以支持高科技产业体系的发展，并持续吸引全球跨国企业抢进。同时，中国在2016年已取代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并且与其他国家形成经济与军事同盟，而大多数美国盟邦都拒绝选边；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尚可以有效突破地缘政治上美国战略围堵；中国推进深化南南合作还有广阔空间，引领新版全球化。

面对中美经济连体婴的结束，企业要设法适应全球经济双核心的裂解。第一种选择是踏稳一条船：固守美国市场，或集中耕耘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二种选择是学会脚踏两条船，针对生产线进行多元化布局，或甚至直接拆分成两个公司，一个针对美国市场、一个针对美国以外的市场，两者分别是用两套技术规格与产业标准，美方为主的ＧＡＦＡ（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体系与Microsoft（微软），正强势主导快速进化的数位社会。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供货的亚洲厂商开始部署 ＥＡＲ Free ( Free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view ) 回避美国出口管制审查的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使用任何源于美国的设备、零组件、软体、专利授权，完全绕过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围堵政策的管辖。近期，前花旗证券亚洲首席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表示，台积电一定要在十年内扶植发展一条完全非美系的半导体设备产线，及使用非美认证ＩＰ来服务重点客户。跨国企业将要同时适应分庭抗礼的两套平行体系，两者之间也并不见得互斥，可以相互平行竞逐。

美中各主导的两套平行体系整理

全球秩序重组趋势不变

重心向亚洲转移西方式微

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重组的趋势不变，而且可能加速进行。全球经济重心将向亚洲转移，西方为主的世界秩序式微；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化规则的改革，并为全球化输入动力，将持续并接受考验。美国霸权将衰落，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公共财提供者，并在推动区域经济整合与制定科技规范的影响力与美国并驾齐驱。

全球化已到尽头，区域强权主导下，风险倍增，新经济时代提前来临。台湾必须要留有自主回旋空间，因应世界持续变动的政经态势。

国际政经变局下

台湾总体经济政策之因应

许嘉栋（东吴大学辜濓松先生纪念暨中信金融学院讲座教授、前央行副总裁）

美中争霸下 台湾如何自保

台湾针对总体经济政策应如何因应，国人要必须正视当今国际局势之事实。首先谈两强之争，如同朱院士所提的美中争霸愈来愈气焰，在两强对抗下，美川普政府欲将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马前卒。与此同时，中国不容许台湾独立，这立场非常清楚，要进行台独，将要面对的是中国的武统手段，大家心里都有数，香港的例子似乎也是示警台湾当局。由于两岸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实力差距甚大，并且两岸经贸投资关系紧密，如今大陆可以脱台，台湾无法脱中，回到20年前大陆绝对不会放弃与台湾交流。再看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陷入乱局，短期内难以振衰起敝，台湾是要靠出口贸易，依赖全球的市场，但现在都不是很乐观。我们正面临三大问题：美中两强争霸过程中，台湾如何自保图存？台湾应发展何种有利、可行的两岸关系？当前国际政经变局下，台湾的经济政策应如何因应？

台湾是小型经济体，对国际与大陆市场倚重度高；虽有部分企业产品居于国际关键地位，但在国际政经圈少有话语权或影响力。无论世界怎么变，台湾在经济层面只能被动因应，难以寻找或创造自主空间，自己能够自决的程度很少。在经济面的因应原则，其主要是针对大陆，在国家安全之前提下兼顾两岸关系，应趋吉避凶，在安全自主下，才可能谈谈台湾未来。

台湾内忧外患的经济处境

台湾目前的经济处境，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内忧的部分，没有政治立场，只反应事实。台湾经济鬼混20年，经济成长率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投资率太低，投资环境欠佳，国人投资与外来投资意愿不高。从主计处统计可注意到投资毛额占GDP比率看来不低，占23至24％。但折旧率占17％相当高，若扣除折旧率后净投资毛额剩7％，折旧率高也与高科技实力相关，折旧率高、寿命短、淘汰率快，导致没有人有愿意投资；不愿意投资台湾市场，政治纷扰与两岸关系不睦是主因；在此呼吁如没有两岸政治纷扰，相信投资将会提高很多；另外，还有贫富差距过大、薪资停滞，导致经济成长无感；针对薪资停滞，以我为例在台大兼职一小时900元，900元的钟点费已经冻结20年；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反商仇富意识擡头，强求齐头式平等，民粹声浪涌现；再者，资金过剩问题难解及政府财政困难，都是当前国内所面临的挑战。

外患在于当前国际经济景气不振；两岸关系密切的台湾经济，当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更不利对大陆出口扩张。中国的经济下行，主因是工资上涨过速、环保要求提高，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同时还国进民退，也就是公营企业扩张，民营企业受压力，如马云退出阿里巴巴，加上外在中美贸易战、金融关税影响，中国整个体制调整不易不顺，长远都是隐忧。

台湾近期经济表现相对亮丽，受益于台商回流与转单效应，部分受益于大陆投资恶化，比起亚洲四小龙国家好一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脱中，短期看起来，经济并没因疫情而受到严重伤害。

就货币金融政策之肯定、省思

台湾在货币金融政策面，目前央行现行做法值得肯定。第一，未随欧美大幅采行宽松货币政策；面对疫情冲击，短期纾困无可厚非，若如欧美国家一般长期降息，无助刺激投资，还将恶化所得与财富分配。环境本就不好，不会因降息刺激投资，且有副作用，如所得分配持续恶化，国人退休金利息几近为零等，更将扩大贫富差距。第二，为缓和短期热钱进出对汇率之冲击，央行针对短期热钱进出国境进行汇市干预，而不针对经常帐收支，造成的新台币升值压力，可想而知，国际热钱进出，对货币冲击是很大的。台湾目前努力当热钱进来时汇率阻升，热钱撤出时阻贬，抑制热钱所带来的波动，我认为央行的作为是应该的。第三，抑制包括台商回流在内的资金涌向房市，但不会针对非业管范围的股市，只要回流资金不影响汇市与房价，央行是保持中立的。

即便如此，整体政策仍有可努力之方向。在新台币阻升买进时，市场资金太宽松总要收回一点。首先，对应汇市干预而增减的准备货币量，应该提高冲销比例，但加强冲销将影响央行盈余；其次，也应该放宽对央行盈余两千亿新台币缴库之要求，以增加央行调整汇率与货币政策的弹性，有弹性央行才会加强冲销；再者，为扩大国内剩余资金之运用方向，应检讨、放宽相关法规，让资金可以投资目前受限的养老、照护、医疗等产业；最后，目前股市与股价热潮，是由资金堆叠而成，欠缺实体经济基本面支撑，潜藏资产泡沫风险，故应该防范股市泡沫的发生。

对财政政策 投资环境 几点想法

财政政策方面，台湾仍具采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空间，应扩大公共建设支出。目前，政府尚未偿债余额占ＧＤＰ比例在国际间水准仍属偏低，还在可控范围，且政府债务几乎都是国内债务，无主权债务危机，每年亦有巨幅国内超额储蓄，扩大公共建设支出之政策将有助提升景气。

另外，增加税源，扩大社会福利与安全支出，以改善所得分配是必要。虽然在各国竞相减低资本所得的趋势之下，台湾难以单独对资本所得增税，但是取消不必要的减免税、适度提高消费税，并搭配提高对弱势者之租税优惠与社福补助，将有助改善台湾的所得分配问题。

最后，在台湾的处境上重中之变的沉痛建议：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目前两大关键，是国内政治对立应该趋向缓和，两岸之间意识形态有差异，应维持和谐友善关系。投资环境得以改善，方有实力自立自强。

美中贸易战下 台港处境

陈添枝（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前国发会主委）

中国崛起中

台湾在「中国制造」下 得失境遇

台湾制造业将生产技术、客户关系和资金带到中国，帮助中国复制台湾「加工出口」的经济成长模式；在加工出口模式下，台湾、大陆、美国三方合作，彼此之间利益有所重叠，形成三赢局面。2005年以后，中国经济成长模式转轨，从粗放模式转向强调自主创新、中国制造，加工出口比率逐渐下降。中国已然强大，台港有「狡兔死，走狗烹」的风险。在自主创新、中国制造政策之下，拥有核心技术的台商被要求把核心生产阶段或研发活动移转到大陆，以享受与过去相同的租税待遇。另外一大部分的台湾企业则并不具有中国需要的核心技术，不再享有过去的优惠，在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下，只能转移阵地。同时，中国也扶植自有品牌，建立自主的供应链（红色供应链）与西方供应链分庭抗礼。

东西制度歧异下

香港价值在资本市场

香港则是中国和世界连结的窗口，使中国在国内制度未完全改革的情形下，可以实施加工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香港是自由港，公司税率低，而且经贸法规制度和英美系统完全衔接，使香港成为西方企业资金和货物进出中国的暂时停泊处。香港的存在使资金进入中国的资金风险、汇率与外汇管制风险、主权风险大大降低；货物进出中国的库存和税务成本下降。香港虽是西方供应链延伸至中国的节点，却并非红色供应链的节点，香港在中国技术自主工程中的角色不多，受到「自主创新」政策的影响并不大。除了是西方企业货物与资金进入中国的中继站，香港也是中国制度和世界制度的连结点和缓冲区，中国与世界制度的歧异性越高，香港的价值就越高。1979到2005年中国内部进行制度改革之后逐渐接轨西方，香港重要性式微，对大陆的依赖日深。今日，由于中国的银行仍受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制度和西方制度主要差异在资本市场，因此香港的价值依存也在资本市场。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日无法采取和西方一致的制度，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香港仍有重大利益，香港的价值就不会消失。

两只大象打架 港台处境变易

制度冲突、价值冲突，都涉及到国家核心治理的问题，也正是当前的美中冲突难以轻易消退的原因。美国认定中国不会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主要是判断中国终究不会成为古典式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是无形的手，终极目标是要让个人福利极大化，而这却并非中国关心的课题。中国要的是国家强盛，采行富国强兵的策略，因此政府一定要主导资金配置，不可能采取西方的资本市场，由股市控制企业兴亡。同时，中国也充分意识到：产出大的国家充其量只是大国；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不能以市场价值衡量、不能由市场决定成败。因此，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也就是「国家队」，必须由国家赋予资源配置的优先权，使中国达到核心技术与产业的自主，而不依靠进口与授权。美国的战略，就是要阻止中国取得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才是当今美中冲突的重心。对台湾而言，只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厂商会有「两只大象打架，夹在中间」的困扰，这类厂商事实上并不多。一般厂商面对的挑战是中国不再是加工出口的天堂，或因成本、或因关税，必须外移。至于移回台湾、移到第三国，则大都由品牌厂决定，并非台湾代工商需要烦恼。台湾的抉择，是未来经营中国大陆市场的方式、两岸分工的模式。当两强和好时，台湾才能成为美中桥梁，现在的桥梁则失去作用。

台湾生产供应大陆

水平分工技术互补

中国市场已经很大，即使未来成长缓慢，也不能放弃；台商不能放弃、外商也不会放弃。然而，这些年来，经营中国市场的非中国企业成功案例很少，台商与外商皆然。最主要的原因仍是中国市场的主场优势太强。在中国的品牌会被模仿、技术会被学习，大陆的厂商数量无边界、资金无底线，正面作战对于台商与外商都十分辛苦。两岸分工在桥梁的时代，以垂直分工为主，未来两岸应该走向水平分工，台湾生产和大陆异质，或技术产量较高的产品，追求互补性而非产量。以中国市场为主场的量产性、同值性产品都将面临被中国厂商取代的命云。两岸之间应该平等对待，台湾既无能力接受陆资，就不要强求对大陆投资，而尽量以「台湾生产、供应大陆」市场需要为主策略，回归比较利益：台湾做小量、微小细致、累积性技术；大陆做大量、厚重长大、变动性技术。无论有无核心技术，台湾无法也不必拒绝供应陆厂的需求；要保持被需要，但不会被要胁的实力。在现今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只有实力才是王道，而实力要留在台湾。

香港法治、贸易已取决于北京

交易需透明化

至于香港，美国虽片面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实际上却无太大意义，因为香港实际出扣到美国的产品很少。2019年，香港出口至美国仅47.3亿美元；美国出口至香港则高达307.8亿美元，其中有179亿美元中转至中国。香港的贸易仍以转口贸易为主，约占9成，而转口贸易以服务中国之生产为主，特别是半导体，出于税制、外汇风险管理，多以香港作为输入中国的中继站。在香港转口，可以大幅节省加工贸易的成本、享受物流之便，可以服务一般贸易与内销之客户。美中贸易战使出口管理复杂化，若香港不能保证交易的透明化，在香港服务中国一般贸易和内销客户的风险就会相应提高，转口贸易的优势将会衰退。而交易透明是否得以维持，则取决于香港法治的独立性，也就是取决于北京；因此，香港贸易地位的命运，掌握在北京手中。美国对香港取消特殊关税，虽然对香港转口贸易的地位并无太大影响，但是在技术与半导体的限制上，仍会一定程度对香港造成伤害。

整体而言，香港最主要的价值仍在于资本市场。台、韩、日、美，都有很高比例的资金需要借由香港进入中国。但是，美国也在此获得大量商业利益，应不致破坏。

台港ＩＣＴ供应链 当今至关重要

台湾与香港相依。在新冠肺炎COVID-19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大乱，台港之间的海空航线，是维持全球 ＩＣＴ 供应链不断的重要路径，使ＩＣＴ生产几乎不受疫情影响。透过香港统计资料得知，2019年台湾经香港转口金额达530亿美元；中转中国金额达469亿美元，占转口金额近9成，且皆高于韩、日两国。在百业萧条之际，资讯产品一支独秀，生产虽仍集中在中国，但供应链的节点在香港，台、韩、日、星，则是主要供应源。若非香港物流机能运作正常，中国的资讯产品生产也势必会中断。即使将来贸易战使ＩＣＴ供应链末端分散至东南亚与印度各地，香港物流节点的地位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2019年主要国家经香港转口金额

Q&A

复兴高中颜组长：

如何让中学生更加了解国际形势？今日现实？

朱云汉：

国际经济竞逐，真正决定性的手段都不是经济手段。中国决策者是清楚的知道，以一个大国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在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底下胜出。从日本的经验可见，美国用军事保护、司法管辖，压值日本经济地位，也是用非经济手段。美国现在打华为、孟晚舟，没有一个是市场手段。大国有自己的决断，与一般厂商的眼光并不相同。

陈添枝：

美国有非经济政策，就像美国政府在80年代拒绝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野心作为。但美国很少用国家资金投资企业，至少与中国有程度上的差异。

朱云汉：

那波音？因为美方企业已经站在尖端，只要确保规则有利。即如ＴＰＰ的细部规则皆是跨国大厂商的律师协同制定，提交给商务部。美国站在优势地位，才会谈开放、自由市场。空中巴士如没有欧盟的政策谈判支撑，也不可能追赶波音，有条件竞争。

许嘉栋：

川普个人特质是目前世界乱局的主因，但现在即使是民主党，对中国态度也不友善。川普之后，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子？新的世代并不支持川普，有点像台湾面对的处境？年轻人应多关心国际新闻。

朱云汉：

川普的确并非传统共和党菁英脉络下的政治人物，且与菁英圈并无密切关系，他的内阁多是来自冷冻库。共和党菁英不愿意进入川普的政府团队，找不到人，找了很多将军、或在学术圈没什么地位的。

拜登若成为总统，应会重新连结菁英阶层，将与川普有极大不同。美国外交的重要基本支柱、架构都会被尽可能地恢复，其他国家也希望尽快恢复原有秩序。美国现在要开Ｇ７，许多国家都给软钉子，就是展现。拜登应会重视与欧洲传统盟邦的共识和协调关系、重视国际组织和多边关系，至少不会刻意破坏或者瘫痪，而会持续在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美国应该也会重回ＴＰＰ、巴黎协议，甚至伊朗核协议，用smart power应对中国的挑战，依靠对于规则、制度、价值理念的影响力牵制中国，而非赤裸的对抗性手段。

余范英董事长提问 照

余范英董事长：

台湾在世界市场的布局，当下的阶段，我们参加ＲＣＥＰ或ＴＰＰ可做何努力？

大陆仍然是重要市场，若没有ＥＣＦＡ后的谈判力量何在？抑或有ＥＣＦＡ但不被重视，是仰人鼻息？还是如何争取平等合作地位，有可能吗？

陈添枝：要等美国回来，ＴＰＰ才会往前走，现阶段ＴＰＰ并无太大的作用，不会形成未来有威慑力的主导者。欧巴马当初是希望把新的贸易理念放进ＴＰＰ，逐步形成国际多边可以接受的规则。美国如果不在ＴＰＰ里，意义并不大。今后，以台湾目前的处境，仍然应该优先争取加入ＴＰＰ，否则不可能谈ＲＣＥＰ，更不要说ＥＣＦＡ。要先拿到一些筹码，才有可能往前走。在这过程当中，台湾也不能不理性地讨论核食、猪肉的谈判攻防，猪肉有时还是要吃的，不要内战、不要政治炒作，蓝绿对抗一事无成。ＴＰＰ一定会跟欧洲连接，重要性会提高。ＥＣＦＡ的目的是让台湾生产的东西可以卖到大陆，没有关税，而不必一定要到中国生产。如果障碍太多，就只能到对岸设厂。谈判过程中有可以批评、争取的地方；未来还是必会走到那一步，如要经营大陆市场，就要面对这议题。

朱云汉：自从台湾直接卷入香港反送中起，台湾就已在中国内政插队，引祸上身已然进行，但台湾却没有风险意识，坚守民主人权不等于轻易选边。最近很多人想押宝美国，军事上想升级合作关系，但川普并不可靠，对你再友善都要警惕三分。波顿的回忆录中川普说台湾只是笔尖、中国是桌子，代表台湾是可以交易的筹码，台湾应该要给自己留下回旋空间。

王伯元董事长提问 照

王伯元董事长：今天的题目是台湾的角色与定位，跟两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先说「角色」。台湾角色绝对不应该take position（选边），表态、或选边站。不应中国之锋，不作美国之卒。现在台海很紧张，美国飞机、大陆飞机、台湾飞机都在用训练的方式飞来飞去，实在是非常危急。苏起提醒；四海皆有危险，南海、台海、东海、跟北海（也就是韩国附近）。而真正最危险的就是台海，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台湾就变成战场，不管美国会不会出兵，不管打赢或打输，必须承担台湾为战场的事实。我就两件回顾历史；珍惜台湾是个宝岛，1945年二次大战快结束时，美国打到关岛，当时有两个攻防idea，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澳洲说要打菲律宾，海军的切斯特·尼米兹说要打台湾，两个人吵半天，吵到乔治·马歇尔协调，在麦克阿瑟有五星，尼米兹四星军阶下，台湾躲过那场战争。如当时听尼米兹打台湾，将是损失惨烈。第二，要感谢金正恩祖父金日成，1950年6月25日的韩战爆发，当时老共已准备65万军队在福建渡海打台湾，因为韩战爆发，毛泽东调移军队转去韩战，台湾又躲过这一战，可见台湾是个宝岛。范畴曾说，「老共有很多事情要做，台湾不要自己去插队，我们应该不要备战，而是要避战。」备战和避战差很大，我觉得两岸绝对不应该take position，扮演中间角色的最好。外交上扮演中间人的金正恩，对美国也好，对大陆也好，大家都敬他三分，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take position。

再谈「定位」，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重要，我是做产业的，产业界谈到台湾都说有五缺：缺水、缺电、缺土地、缺人才、缺工人。但真正缺的应该是「两岸的和平关系」，第六缺比上述五缺更重要。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ＩＭＤ）「2020年ＩＭＤ世界竞争力」，台湾排行第11名，四项评比衡量竞争力，「政府效能」、「企业效能」、「基础建设」、「经济表现」，可是最重要的没有谈到「风险」。过去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我负责作全球各地投资评估，有的地方在人才、税务、交通建设等各项都好，但仅有「区域风险」Regional risk就足以推翻前面所有条件。台湾在过去这几年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是非常少的，今年台商回流很多，如果台商回流扣除，外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还是没有很多，以2014年的数据来看，台湾是全世界ＦＤＩ倒数第二名，仅次于非洲的安哥拉共和国。应该要如何像许嘉栋部长所提，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为市场布局、提升生产率与竞争力，让更多外资来台投资，解决第六缺的问题应是非常重要的。

外资投资股市只是热钱，赚了就跑，应该多点长期投资规划。台湾的角色与定位非常重要。一是不要take position，尤其现在两个大国在吵架，二为两岸应该有个和平的关系。台湾更要投资教育、培育人才、重视文化。

薛琦教授提问 照

薛琦教授：

如果美国有心，为什么不跟台湾签ＦＴＡ？

朱云汉：川普的团队破坏公报，看似使台湾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但台湾不应该视为自己的突破，反而要更担忧、更戒慎恐惧。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回到正常轨道，台湾不应该认为自己被绑住，小孩子就是需要规矩，有规矩就不会任意插队。

美国政府与大学、金融业、科技业，都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各种政策应该要与这些领域共同讨论出更好的方式，很多政策会需要修改。最乐观的情形下，美中会恢复原有的经济连带，至少会回到沟通机制，避免误判、情绪性对抗。川普现在和中国对抗，除上谈判桌外，并没有定期的沟通，虽然仍有高峰会，会前一定需要幕僚团队沟通，作为国家解决冲突的节点。美国已形成共识，中国是最大的潜在竞争者，而今对峙升高，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美国应该回到理性的政策讨论当中。

陈添枝：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年代，我们不应该用冷战经验看现在。美中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楚的规范分界、局面混沌，不是单纯选边站就能解决的。

许嘉栋：症结仍在两岸的关系如何摆平？国内政治争端如何面对？台湾未来年轻人的投票会如何？年轻人不看分析性文章，只喜欢看网路上短篇的文章，这种趋势不知如何改变，但仍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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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整理：陈东伯 摄影：陈信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