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拆娼寮打妓女：印度性工作者的警察暴力陰影
在印度，警察在公共场合对性工作者任意殴打、甚至要求提供免费性服务来换取保护，更是屡见不鲜。图为替印度性工作者别上红丝带，响应爱滋病防治工作。 图／美联社
在距离孟买一百多公里远的纳希克（Nashik），我们踏进市区巷弄里一栋阴暗潮湿、不甚起眼的两层楼小民房，眼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与五个年轻女孩，无精打采地盯着地板。同事与我的到访，让这些女孩回过神来，瞪大他们美丽的眼睛，看着甫走进屋里，有着罕见东亚面孔的我。
老鸨指着占据房间一隅的三位目测不到25岁的女孩，说他们是上个月才从南杜尔巴尔（Nandurbar）搬过来的。女孩们则是看到社工就懂了，知道我们不是为寻芳而来，只是个突兀的访客，开始用一种兴味盎然的眼神打量着我。一对眼，我反而有点不知所措地脸红。带我进到妓院的社工看到，无声地笑了。
「没有被警察打吧？」
「没有。」
其中一名女孩回答，我才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他们是我遇到第三批遭到警察强拆妓院后，透过老鸨间的私人网络，转介至其他城市的妓院的性工作者。
在印度，法律并无对于性交易做出任何的规范，性工作既不是非法，也不是合法。然实务上警察在面对性工作者时，无论是基于个人的道德判准，还是受到公众投诉的压力，亦或是收取保护费等非法利益的驱使，都会借口「维持社会秩序与公序良俗」，对性工作者进行任意、甚至非法的拘捕。更有甚者，警方在公共场合对性工作者任意殴打以建立权威感，亦时有所闻；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性服务换取保护，更是屡见不鲜。
一名性工作者带着他的孩子，在印度加尔各答参加娱乐产业工作者会议。在这场会议中，许多性工作者称自身的工作属于「娱乐」产业之一。 图／路透社
上述的情境，对于身处红灯区内妓院的性工作者来说，在2014年前却不甚常见。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警察暴力并不是妓院里的性工作者生活中会面临到的问题。然而如今，妓院里的性工作者遭受警察暴力的频率，却节节攀升，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或许可以从妓院与警察之间「利益网络的变调」开始说起。
在印度的《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Immoral Trafficking Prevention Act，简称ITPA）的界定下，经营妓院是种法律上明文界定为非法的行为。根据该法，只要「三人以上的性工作者，于同个空间内从事性交易」，即为妓院。经营妓院或者参与妓院的经营，都是属于人口贩运的重罪。其中，成年人若受雇于妓院从事性工作，亦是会被广泛认定为参与妓院经营，「协助」人口贩运的一种方式。妓院里无论是管理者或者是受雇者，理论上来说，都随时可能被警方直接逮捕并检控。
对警察来说，妓院就是个不合法的存在，随时都可以正大光明地将之铲除。这种百分之百会成案的刑事风险，是永远存在于妓院与警察的关系里，且警方随时可以用此来逼迫妓院任其摆布。加上栖身于红灯区的妓院，有着固着且难以隐藏的空间特性，也难以如流莺或个体户性工作者般，能灵活地避开警察，勉强躲过警察暴力的威胁。
这些理由，反而使得警察不会积极地去扫荡妓院。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妓院存在的一天，他们就永远都可以使用《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周期性地从妓院身上捞得完全不需要成本的保护费等好处。
对警察来说，妓院就是个不合法的存在，随时都可以正大光明地将之铲除。图为孟买的红灯区。 图／法新社
对妓院的管理者来说，定期支付保护费，就可以换取地方上最大的流氓──警察──给予的安全承诺，甚至也因此免去了部分来自黑道的威胁。而妓院丰厚获利的潜力，更让地方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有在背后插股撑腰。
在球员兼裁判、以贿赂换取保护的供需逻辑下，让法条上最具被逮捕危险的妓院，反倒因为是警察与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金鸡母，而成为最安全的性工作执业场所。在这种情境下，权力关系是个由下而上缴纳金钱，换取由上而下给予的保护承诺的结构。这种共犯结构，在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等妓院主要聚集的都会区皆行之有年，是一种维持和平且非暴力关系的共生。
以普那（Pune）的一间妓院为例，每周警察来收的保护费，名目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向老鸨收的，以妓院为单位的保护费，费用的计算方式为依据妓院所提供的性工作者数量，一名性工作者会征收妓院500卢比。于此同时，警察也会向妓院里的性工作者个别收取500卢比的保护费，这笔钱名义上则是性工作者给予警察的，为了方便行事，往往会一样由老鸨代垫，并从性工作者的工资里扣除。可以发现到，这笔钱背后的涵义是，警察不只是治理妓院，亦将其统治触角直接深入个别的性工作者。
这个行之有年的恩庇模式下，警察与妓院之间亦发展出了高度的默契，来避免警察因着承受公众的道德压力，而仍得对已经缴交保护费的性工作者施暴。这个默契是──
只要性工作者不在妓院外头公开揽客，则警察绝对不会找妓院里的性工作者麻烦。
这样的默契背后蕴含的意义是，只要性工作者不要抛头露面，以免让来往的居民在道德上感到不适，则警察对妓院的态度，就可以在不被公众质疑之下，持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公开揽客的妓院或性工作者，警察则会毫不犹豫地处罚，以彰显公权力。
相较于警方对妓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须自行揽客的性工作者，则面临更高的被逮捕风险。图为一名性工作者在印度街头揽客。 图／欧新社
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不涉及未成年性交易这种不得不处理的「大事」，红灯区那些楼房的门内，可谓非常平和的一个场域。但另一方面，可想而知这种不可以公开揽客的底线，对于处在红灯区街道上的流莺来说，会是在执业上遭遇高警察暴力的原因。尤其当警察选择性执法时，为了业绩，往往就会挑最弱势的流莺下手扫荡之。对妓院而言，门外流莺处境的悲惨，也反过来成为老鸨用以对妓院里的女性性工作者恫吓、规训且剥削的一个好的名目。警察在恩庇体制下选择性的施暴，是强化妓院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约束力的助力。
不过这样的权力关系，如今却遭到了扭转。这股扭转的力量，主要来自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推动的全国性扫荡妓院政策。莫迪宣示将动用全国的执法力量与调查单位，瓦解南亚的跨国人口贩运运输链。而作为人口贩运的需求端，妓院不可胜数的红灯区，也自然成为了政策里最显眼的治理标的。
在印度调查机关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后，一旦辖区内被查到或遭通报有非自愿或未成年的性工作者，基层警务人员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处分。在由上而下的政策压力，与中央政府调查机关情报网由下而上的两面夹击下，基层警察对于自保的迫切需要，凌驾了维持红灯区非法利益网络的动机。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印度这个广袤且行政效能不彰的地方，调查机关与中央执法单位的人力毕竟有限，有着数万性工作者的印度各大城市里，即使查获人口贩运时有所闻，但只要偶尔拆几个妓院，有成绩上缴中央政府，基层警察来自上头的紧迫盯人压力，自然也会放松不少。
印度政府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也并非毫无根据，跨境人口贩运情形在印度相当严重。2013年，两名人口贩运受害者从卡尔纳尔（Karnal）的村落中被救出。 图／法新社
谁来当代罪羔羊呢？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无权无势，既非当地政治人物在后面撑腰，上缴保护费也不多的小本经营妓院。于是乎，在这种根本不论妓院内有无未成年或非自愿性工作者，只是挑个代罪羔羊的考量下，警方对于辖区内无权无势的性工作者与老鸨，展开了日益频繁的非法骚扰，企图以私底下的恐吓，强迫妓院搬离。
要驱离妓院，最直接的就是将妓院从某处土地上移除，而这又会因妓院管理者是否拥有产权，而会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情境。有些妓院是向地主承租土地或空间单位；有些妓院则深藏在公寓大厦内，公寓中每层楼产权分属不同的妓院管理者。
如果是前者，则警察驱离妓院的手段就相对简单，他们只要威胁地主，将以伙同参与人口贩运的罪名移送法办，或者动员黑道对地主施暴，就可以逼迫地主停止与妓院管理者的租约，让妓院不得不迁移。然而，若妓院管理者本身就拥有产权，甚至是那种产权分属多个妓院经营者的型态，则警察就必须以各种恫吓的手段，来让妓院无法营运下去，以达到迫迁的目的。
这些手段其实就是肢体暴力与言语恐吓。警察透过随机且频繁地非法拘留顾客，让顾客对于红灯区敬而远之，妓院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警察也开始以有人检举妓院里有未成年性工作者为由，屡屡出入妓院内部，并恣意逮捕性工作者。在警察局里以暴力刑求的方式，迫使性工作者愿意接受警方的收容转介政策，离开妓院返回家乡，抑或甚至强迫她们作伪证，指控老鸨雇有未成年性工作者，并以这些非法刑求得到的伪证反过来威胁老鸨，要求限期搬离妓院，并同意强制拆迁。
警察透过随机且频繁地非法拘留顾客，让顾客对红灯区敬而远之，妓院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图为孟买的红灯区街景。 图／美联社
所谓的「对强拆表示同意」，指的是要求老鸨承诺，对于公部门任意剥夺私人土地地上物的作为不予追诉。事实上，印度虽然保障私人产权，但在实际的执法情境里，印度公权力普遍认为公共利益必优先于对私人权利保障，故司法系统对于警方这类的妓院拆迁侵害到私人财产衍伸的争议，大抵都不会受理。
在纳希克，一位妓院甫遭公部门夷平的老鸨，哭着对我说：
因为畏惧于警方的淫威，她只好遣散底下的五名性工作者，连夜搬出自己的妓院，并眼睁睁看着警方在约定的时间找来怪手将之拆除。当地由女性性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组织员工则补充说道：
谁能保障印度性工作者的人权？图为替性工作者开设、教授安全性行为的课程。 图／路透社
对警方来说，妓院不能一次全部清光，否则接下来会没有办法交付每个月固定上缴的拆迁绩效。这也让性工作者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后台缺乏有力政治人物支持，过去都纯粹依靠与警方的恩庇体制过活的妓院，更是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感到惶惶不安。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比较有良心的老鸨，会在遭到强拆时，紧急打给其他认识的老鸨，协助收留性工作者。但绝大多数在妓院的性工作者，就会因此流落街头，在无足够的盘缠回到家乡的情况下，成为承受更高的警察暴力与顾客暴力风险的流莺。
面对警察无预警且日益频繁的驱离，红灯区内退无可退性产业业者，将最后一丝的希望，寄托于宪法的人权保障。对这些经营了妓院将近二三十年的人而言，即使终究得面临拆迁，则事前的告知与预警，至少是让他们能够及早准备，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必要举措。无预警的强拆，严重影响其生存权。
印度红灯区的妓院，通常空间狭小、阴暗。图为孟买红灯区的妓院。 图／美联社
然而，对于性工作者要求提前告知的主张，最高法院却认为，一但拆迁必须要事前知会并给予缓冲期，则拆迁妓院的本意——查缉并杜绝人口贩运，将会因为给予人口贩运者事前充足的时间，把非自愿性工作者迁离，而无法落实。因此，最高法院的裁决书写道：如果必须通知（每个妓院的经营者），那么彻底落实人口贩运防制法将是不可能的。
我不搞人口贩运，也没有未成年的性工作者，但他们却拆了我的妓院。
每个一脸颓丧的老鸨，都重复着如是的愤慨。
如今，有钱有势的妓院仍然屹立不摇，人口贩子还是频繁地在贫困乡村里出没。莫迪妓院拆迁政策的大旗，是否能有效打击人口贩运尚在未定之天，然而付出惨烈代价的，仍是这个社会里最最弱势的一群人。
妓院拆迁政策是否能有效打击人口贩运，尚在未定之天。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群人，已付出惨烈代价。图为印度一群性工作者为妇女节点燃蜡烛。 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