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驻日公使发了封电报，导致密码被破译，甲午战争失败与此有关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各种新事物也纷至沓来，可是满清权贵们对西方新科技却是万般抵制。摄影术被认为摄取了人的魂魄，铁路被指责惊扰了祖宗的安宁，比较而言，电报技术在洋务派的大力鼓吹和国际形势的逼迫下，发展得相对顺利一些。

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从此人类进入了电信时代。因其前所未有的迅捷和便利，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在军事领域更是备受重视，克里米亚战争成了首次用电报指挥和传递信息的战争。

1871年，电报在中国出现了，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总是最先接受新鲜事物，因此也最早“触电”，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办了电报业务。然而当时这一项目的建设并不合法，它违反了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是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入，沿着长江和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的。但由于这个项目的背后是英国和俄罗斯，清朝政府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电报技术进入中国后，虽然洋务派大力呼吁朝廷尽快发展电报事业，可是思想陈旧僵化的清政府对此并不感兴趣。

然而形势比人强，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当消息用八百里加急传到紫禁城时，已是一个月后了，这件事引起了朝廷震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抓住这个契机，委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直隶总督衙门和天津机器局之间敷设了16公里电报线。1877年，随着电文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之间的成功传送，中国正式进入了电报时代，收发电报的“行辕正午一刻”也被载入史册。1879年，“津衙线”又被延长60公里，达到大沽炮台，得到了“号令各营顷刻响应”的神奇效果，京畿防务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紧接着，中俄因伊利事件爆发危机，洋务派再次利用这次危机推动电报建设，全长3075公里的津沪电报线工程得以在1881年4月开工。这条当年世界级的线路仅用8个就完工了，而且仅花费白银18万两，约合人民币3500万左右，每公里不过耗银115两。在贪腐横行、效率低下的清末，这不啻是一个奇迹，具体负责这个项目施工和管理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可谓居功至伟，不愧为洋务重臣和晚清改革家。

此后，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相继展开，到1885年，津、沪、苏、浙、闽、粤之间的电报线全部贯通，并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

电报线路的开通，很快显示出了巨大的战略价值。在1882年的朝鲜“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李鸿章通过电报迅速了解朝鲜局势，使朝廷得以快速决策，派兵入朝，控制了那里的局面，没有让日本的侵略图谋得逞。而这一切“实赖电报通灵之力”。

虽然电报通讯的快捷便利显而易见，可是电报线路的入京，却遇到了巨大阻力。朝中那些顽固的王公大臣认为，电报之所以能瞬间传递信息，是利用了死人的灵魂，而且电线会破坏风水，如果进了京，会影响大清朝的龙脉。结果津沪线二期工程只能从天津到达通州，北京和通州之间的电报再用马匹传递。当时唐胥铁路因“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理由，被禁止使用机车，改用驴拖着火车走。于是“马送电报”与“驴拉火车”形成了当时的奇葩景观。

直到1884年朝鲜和越南分别受到日本和法国威胁，形势紧张，李鸿章再次利用危机，乘机提出电报入京建议。他说：“神京为中外所归向，发号施令，其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

在危机压力下，电报入京方案终于得到实施，并于入京后，分设“内局”和“外局”。“内局”专供政府使用，而“外局”由官商合用，这样，电报这个新技术，在中国一开始就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的共享，这一举动，在当时封建专制的清朝，无疑是革命性的。

到了1898年，随着全国电报线路的开通，为提高政务效率，清政府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这也是戊戌变法中的一条改革措施，从那时起，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来传达皇帝的圣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开天辟地之举。

由于发电报价格昂贵，是按字论价的，所以电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朝廷曾三令五申，公务电报务必简略，非紧急公务，不许随意发电。因此当时的电报都是惜字如金，极尽简约。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于1885年6月18给总理衙门发了一封电报，全文是“密罗丰禄本日戌正电报基隆失陷鸿巧亥正”。开头的“密”是表示机密，接着说罗丰禄今天8点来电，报告基隆失陷，最后“鸿巧亥正”，四字中的鸿是李鸿章，巧是18日，亥正是晚10点。李鸿章在电报中汇报基隆陷落这一重大事件，只用了区区十八个字，当时电报用字之极简，可见一斑。

这封电报的用词除了简约，其行文在如今看来也十分怪异，然而在当时却是通行的格式。

原来开通电报以后，为了在报文中节省用字，清朝推行了一种新的记录日期办法，即用韵目代替日期。就是从《韵目表》中挑选代替日期的韵目，总共有31个，分别代表31天。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后面是韵目上声的10个，再接下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最后—个在《韵目表》查不到的是“世”，代表31日。这种方法在电信领域一直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前后使用了70余年，旧时政府官员的笔记都经常以韵目代替日期。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长沙“马日事变”，汪精卫的“艳电”等就是“韵目代日”的记日法。

和人类发明的其他新技术总是于军事领域优先受到重视一样，电报技术也是首先在战争中得到应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战前电报被日本破译，是一个关键因素。

最早的电报编码是电报的发明人莫尔斯编制的，通过电流断续的不同组合，分别代表不同字母。由于汉字结构复杂，无法直接用电码来表示。因此，当时中国采用以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的编码方法，由于常用的汉字是一万个，所以用10的4次方来表示，因此简称“四码电报”。1873年，法国汉学家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名为《电报新书》，后由晚清改革家郑观应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

做为中国电报事业的先行者，郑观应非常重视电报的安全保密问题，他提出了制定电报通讯保密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的建议，奠定了中国电报保密制度建设的基础。技术上，他主张采用“约定暗号”的加密通讯方式；组织上，他建议严格保密工作纪律，对电报局员工军进行军事化管理，主张对泄密渎职行为以军法约束。

然而，由于电报技术出现不久，人们虽然已经有了保密意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保密办法还远未完善。更主要的是清政府组织涣散，保密不力，因此有许多漏洞可能被对方利用，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就成功利用了这些漏洞。

日本很早就注重对华情报工作，对中国政府和军队之间往来电报的破译也一直在进行。他们派一个叫吴大五郎的日籍华裔专家从事破译工作。由于吴大五郎对汉语、日语都很精通，因此具有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于是他被派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担任见习翻译，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通过一段时间的情报工作，吴大五郎了解到了中国采用阿拉伯数字代表汉字的编码方式，但不知道编码规律和约定密码。

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时，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发生流血冲突。骚乱发生后，北洋舰队与清政府之间的电报往来密集。吴大五郎乘机郎侦听截获中方电报，并参照康熙字典，对电报密码进行破译。这一期间的侦听工作虽然没能完全破译中国方面的电报，却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对清军的编码特点有所掌握，为下一步完全破译创造了条件。

甲午开战前一个月，日本为彻底破解中国电报编码，精心设了一个圈套。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字数很多的政府照会，内容是日本要和清政府断交。因事关重大，汪凤藻不敢怠慢，立即用电报向总理衙门转发这份照会的全文。由于当时日本电报线路还不完善，中国驻日公使馆内既没有电报线路，也没有发报机，所以只能到东京的电报局去发报。电报发出后日本方面立即从电报局得到了这封电报的全部编码。由于这份精心设计的照会故意涉及许多常用汉字，日本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凭着以往的破译经验，再结合吴大五郎获得的情报，两相比对后，终于全面掌握了中国方面的电报编码和加密规律，从而对清政府的动向和清军的部署计划了如指掌。

1894年7月，清政府雇佣英国商船高升号往朝鲜牙山运输士兵和军火辎重，1894年7月23日，该船在广乙和济远两舰互送下，从天津塘沽出发驶往朝鲜牙山。日本通过侦听电报，事先截获了这一情报，便派军舰预先设伏。1894年7月25日，清朝舰队在丰岛附近海域，遭到日本海军拦截。广乙号被击沉，济号在逃跑途中搁浅，高升号上的清军士兵在日方的武力威胁下，宁死不屈，以步枪与日舰大炮对射，结果被击沉，船上千余名清军士兵和大量装备给养一起葬身海底。

清政府在双方尚未宣战的情况下，就遭到沉重打击，开战后更是步步受制，最后输掉了战争，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更可悲的是，在战后媾和谈判中，清朝仍没有意识到电码已经失密，继续使用旧电码本，导致日本掌握了清朝的谈判底牌，扩大了中国的损失。

从电报进入中国，及其在历次危机中艰难发展的过程，可见清政府是何等地封闭和落后。而从落入日本圈套，导致电码被敌方破译的后果来看，又可见清朝官员是何等地无能和愚昧。虽然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电讯安全的重要性，并建议制定相应措施。但在当时腐朽没落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得到健全和实施。清朝的官员腐败堕落，散漫松弛，对敌人的意图缺乏起码的警戒；他们外无以御敌，内无以保民，浑浑噩噩，毫无进取精神。同样引入西方先进的电报技术，日本有破解对方机密的勇气和能力，满清却无保护己方秘密的意识和办法，遑论以电报战攻击对方的设想。

甲午战争过去一百多年了，那种痛彻心扉的深刻屈辱，中国人是永远不能忘却也不敢忘却的。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当今的信息战远比当年的电报战来得残酷而复杂，而中国更是面临着强大对手的遏制和打压。当然，这也更能激发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孟子说：“国无外敌者，恒亡。”国不自强，必有外辱。在强敌虎视眈眈的严酷的国际环境中，只有加强制度建设，严惩腐败官员，提升内部凝聚力，才能保证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不再重演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