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維吾爾人養豬？（上）以 「反恐扶貧」為名的新疆生豬戰略

2020 年末，《半岛电视台》报导中共正积极于新疆发展「生猪养殖产业」、《BBC》则揭露中国在秋季利用逐户动员6万到15万的维吾尔人协助捡拾棉花。尽管号称替当地维吾尔族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但种种以「精准扶贫」为口号所施行的政策，实际上却可能是大规模种族迁移、改变文化、甚至强迫劳动的社会控制过程。图为示意图，新疆一处维吾尔人经营的饮食铺。 图／法新社

近年以来，国际社会已逐渐将中国当局在新疆建设的大规模拘留设施，视为针对突厥裔住民而生的压迫事实。借由相关证词、外泄文件、官方文宣，外界对于这起已持续数年的系统性压迫的讨论层次，已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逐步进展至探问 :

「这骇人的一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另方面，各类迹象也指出，拘留营体系仅是当局为控制新疆而推行的社会改造手段之一，未被关押的突厥裔居民也是政府的控制标的。

2020 年末两则国际调查报导很值得注意，可帮助我们了解，未被送进拘留营的人们，这几年来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控制过程，在国家视角之下，这一切又是如何进行？

在伊斯兰信仰中，猪肉被视为是不洁、不可食用的肉品。然而根据《半岛电视台》报导，两位新疆拘留营前「学员」的证词提到，中国当局目前正刻意持续提供猪肉给予大批被拘留者、学校体系内的学生食用。图为示意图，2008年乌鲁木齐附近一处肉摊。 图／路透社

▌号称「扶贫」的生猪产业与采棉工

日前来自《BBC》的调查专题指出，透过政府公开文件和实地探查指出，2020 年秋天以汉人为主的屯垦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缺乏棉花捡拾工，于是向阿克苏、和田等地区政府便依「应转尽转」的原则，分别逐户「扫底」动员了 6 万与 15 万维吾尔人前往团场「拾花」，以推助「精准扶贫」。报导分析指出，这类劳动环境可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也增强了外界长久以来，对于新疆棉花产品来自强迫劳力的疑虑。

此外，《半岛电视台》报导中共当局于正积极于新疆发展「生猪养殖产业」，搭配两位拘留营前「学员」的证词，该报导认为中国当局刻意持续提供猪肉，予大批被拘留者、学校体系内的学生食用。在伊斯兰信仰中，猪肉被视为是不洁、不可食用的肉品，新疆也不例外，经营与猪相关的产业、产品，会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过去养猪产业为汉人所经营、消费，汉族移民也会入境随俗，避讳改称猪肉为「大肉」，然而近年来这个情形已有所改变。

根据被引述的中国新闻资讯，位处喀什地区的疏附县与具有国企背景的天康畜牧，2020 年将利用央企中国电信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挹注的资金，于该县内兴建一年可出栏4万头生猪，足够「保证喀什地区猪肉的供应」的养殖基地，以「促进产业扶贫与精准扶贫」及「巩固脱贫攻坚战果」。

如此的扶贫方策并非空穴来风。据《新疆日报》报导，自治区已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关于加快新疆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2019—2025）》，预计将全疆的生猪存栏、出栏数达到 150 万头、205 万头以上。而据官方报导，2020 年上半新疆的生猪存栏数已达 317.2 万，较前一年增长了 8.5%，为各类牲口中增幅最高者，畜牧业将成为脱贫攻坚的有力推手。

在新疆，过去若是经营与猪相关的产业、产品，会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养猪产业都为汉人所经营、消费，汉族移民也会入境随俗，避讳改称猪肉为「大肉」。图为示意图，新疆一处维吾尔人经营的饮食铺。 图／法新社

尽管政府意图透过各种手段（禁止封斋、取消「清真」食品标志、推动养猪产业等）来压新疆穆斯林群体，早已不是新闻，且官方拒绝证实这类指控。但无论是养猪产业或是拾棉工转移，政府辩护屡屡不脱「扶贫」、「脱贫」等说词。正如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的中国政府经济顾问唐恩（Einar Tangen），一方面拒绝就该政策手段是否合宜作出评价，却转移议论点，改以新疆近年经济情况的惊人改善作为辩解，「人们过得更好了」，并直陈：

「（在这里）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和桌上的食物，权利（人权）并没有多少意义。」

换言之，在官方论述中，「有肉吃」永远比「吃了什么肉」来得重要。

这正是中国政府为其新疆政策辩解的一贯理路：贫困与伊斯兰思想长久以来，一直是官方治疆论述中，互为因果，致使突厥裔住民难以被治理，阻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的祸根。对此，中国政府的治疆策略，不外乎两大论述支柱：反恐与扶贫。

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和桌上的食物，权利并没有多少意义。」换言之，在官方论述中「有肉吃」永远比「吃了什么肉」来得重要。图为用餐中的喀什儿童。 图／新华社

在 2020 年下半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即细数多项自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以来的重大成就。其中一大支持政绩，便是新疆一连串脱贫攻坚的「决定性成就」，并藉而对外宣称，近年来党于新疆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据此，脱贫论述一再被提出，作为搪塞外界质疑，掩饰大规模拘禁设施存在的合理化论述。

日前，《经济学人》于专题报导疾言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是「反人类罪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即据此反击：「新疆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各族群众享受着充分的生存权、发展权等... 2014 年至 2019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2%，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1%，贫困发生率由 19.4% 降至 1.24%」。

然而，以大规模运作的监禁设施、「应收尽收」的铁腕方针作为政策推动背后的利刃，加上开放透明的采访环境并不存在，营里营外种种特殊条件，教外界难以将新疆的脱贫过程视为单纯的社会发展政策。

扶贫举措给维吾尔人们带来的——无论是政府刻意或非刻意为之的——潜在压迫与改变，例如这回媒体所议论的生猪养殖基地与劳动转移，更往往被刻意忽略。

就此，中国近年如火如荼进行、宣传的「脱贫攻坚战」究竟是什么呢？又该如何理解脱贫工作在新疆的落实，以及对新疆各少数民族所带来的影响呢？

图为6月24日，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的新村。2019年，中国政府以扶贫为由，要求该乡114户村民离开原先世代居住的沙漠腹地，搬至新的「扶贫安置点」。 图／中新社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名：脱贫攻坚战在新疆

作为一个曾以工农作为阶级基础的党，带领全数中国人民脱离贫穷、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被视为是中共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共对人民的承诺与统治基础。

习近平上台后，于 2015 年正式确立将于 2020 年底前达成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政策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屡次出台重要政策指导文件（如 2015 年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8 年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逐步加大推动脱贫的力度。

依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被国家冠上「贫困县」名号的县份，若要顺利「摘帽」，得经过上级行政单位的监察、通过退出标准。根据 2011 年国务院扶贫办的划定，全中国一共有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新疆占了 32 个。

脱贫资格验证的基础单位是户。只要「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亦即「一达标（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即可算脱离贫穷，而只要整个县份的贫困发生率在 2% 以下（西部地区为 3% 以下）即算是达成脱贫。根据官方说法，2020 年的扶贫收入标准为人均年纯收入（即扣除必要之生产经营成本、税务支出，可直接用于储蓄、生活消费之金额）人民币 4,000 元左右（约17,205元台币）。

一旦被国家冠上「贫困县」名号，要顺利「摘帽」得经过上级单位的监察、通过退出标准。根据 2011 年国务院划定，全中国共有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新疆占了 32 个。喀什、和田、阿克苏等三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均被点名为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决战地区」。图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处「扶贫工厂」。 图／中新社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极端贫困标准为，每人每日生活所需费用不及 1.9 美元，换算约为每人每年将近 4,500 人民币、（约19,357元台币）；相形之下，中国扶贫标准更高，其高达成率更是有目共睹，但世界银行目前对习于投入大量资源、补贴以达成限时目标的「中国模式」的永续性，仍暂持保留态度。

那么新疆的脱贫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据 2018 年中央的《指导意见》，新疆南部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苏等三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均被点名为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决战地区」。这几个地区绝大多数住民，是历史文化与中亚更为亲近的突厥裔群体（绝大多数为维吾尔人），主要产业以农牧业为主，也是政府长久以来亟欲全面控制的地区。

由于新疆各地对外来人士的采访控管极为严峻，实地调查探访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因而海外媒体与学者多得仰赖各种二手资讯来拼凑出脱贫政策的在地样态。其中，官方释出的宣传文宣、影片自然是主要的分析材料，读者们也可借此检视官方视角下新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如何成就的。

借由官媒《天山网》为 2020 年全国两会拍摄的系列宣传影片、定期发布的样板故事、政绩专题报导等，可归纳出脱贫任务的执行策略大致包括「土地流转揽资」、「扶植地方产业」、「劳动力转移」等借镜其他省份经验的模式，还有近年新疆倾尽全力推动的「配对结亲」模式。此外，由于新疆的特殊性，整个推动过程更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显而易见地，这里的「国语」指的是汉语）。

整体而论，基于当前亟欲全面控制突厥裔群体的态势，除经济数据的达标，脱贫行动在新疆，绝对可被视为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工程。

新疆脱贫概览图（2019）。 图／新疆扶贫办

▌当「党的亲情」进入维吾尔家庭

政治动员式地投注大量人力进入少数民族聚落，是脱贫工作最主要的执行动力来源。

据《新疆日报》汇整，自治区于 2017 年协调了近 22 万名来自党、政协、人民政府、国企等单位干部进入村落，为每一个少数民族家户「建档立卡」、掌握每日村中人口往来动态、书写并上缴「民情日记」等。

往后每年更有约 7 万名干部常驻于村落，确保每个贫困村皆有指定工作队进驻，肩负执行「访汇聚」的政治任务：搭配原有的地方村党干部，配对、支援、看管每一家户的社会经济情况。

这一类「结亲（戚）」政策，不论落实执行的党干部的个体动机为何，于政策成果的面向上，皆具高度的社会控制意义：每一位干部都会与一户被指定的少数民族家庭结为「亲戚」，该干部需要定期下乡长驻，依据特定的工作手册指导，做到「四同四送」（「与亲戚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给亲戚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施用各类政策工具使该户人家达脱贫标准，并定期上报该家户的经济社会活动情况、人际网络，以及宗教思想倾向等资讯。

每一位干部都会与一户被指定的少数民族家庭结为「亲戚」，该干部需要定期下乡长驻，依据特定的工作手册指导，做到「四同四送」（「与亲戚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给亲戚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图为一名喀什地区汉人干部冯玥访视维吾尔家庭。 图／截自人民网

工作之余，不少党干部将此视为一场「大善的修行」，并在社群平台上分享驻村经历以「讲好扶贫故事」。这类材料也坦承，刚入村的干部们并不受欢迎：「村民对我们不是十分友好，有些年轻人甚至有挑衅行为，入户走访时一般需 5 人以上，至少要有两名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陪同。」且初期以规劝推展扶贫工作的效果往往不佳，「你想了解的情况，他们也不会如实的告诉你，你把架子放的再低，他们还是和你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一位汉族干部如此记述。

而毫不意外地，「战役」的转捩点正是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

一位常驻莎车县近郊农村的干部指出，村里有一户家族，多位成人因被指控参与暴恐案件而被政府关押，干部们会带着金钱和二手衣物去关切剩余的 1 位老人、1 位成人和 11 个孩子。然而，只因这家人选择在「仇恨的心结中生活」，丝毫不展现出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心」，于是干部决议将这家的「老人送到了敬老院，小孩儿送到了福利院进行供养，成人送到教培中心进行集中学习。」

其中一个流传的「干部故事」，就是莎车县一名干部，试图带着物资「感化」维吾尔族人，但这家人选择抵抗，不愿展现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心」，于是干部决议将这家的「老人送到了敬老院，小孩儿送到了福利院进行供养，成人送到教培中心进行集中学习。」图为和田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图／美联社

又如在一篇源自《人民网》的报导，原职于中央交通运输部水陆交通环保节能监测中心副主任冯玥，自 2017 年起被指派为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喀拉玉吉买村的结亲干部。冯玥自述，在扶贫工作中，他在一户只有老小、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认识了一位十岁维吾尔小女孩。冯认为她既自卑、功课也不好，于是便带她逛巴札、补习功课、教她讲国语，给她讲解「教育培训」的作用，化解她错误的认识。

日后小女孩逐渐认可了干部们的工作，并问了冯一句：「我能叫你一声『爸爸』吗？」冯深受感动地对她说：「我以后就是你的『汉族爸爸』，以后每次结亲我都来看你。」故事便在浓厚的，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该报导也如实交代，小女孩的父母之所以不在家，是因为被送进「教育培训中心『学习』去了」。这类「亲情满溢」的结亲故事在官方媒体上极为普遍，不胜枚举。

图为冯玥访视贫困家庭。不少党干部都将此视为一场「大善的修行」，并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驻村经历，以「讲好扶贫故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于焉成为中国官方媒体常见的国家叙事。 图／截自人民网

——▌下篇：〈让维吾尔人养猪？（下）狂奔脱贫必须「解散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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