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

Bamboo三少年，左边是Bass、右边是Solo Guitar，陈辉龙（中）穿着模仿Bob Dylan唱片做的外套。（陈辉龙提供）

Bob Dylan的《日升之屋》黑胶。（陈辉龙提供）

我要说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梦想的故事。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疗愈事迹，也不是被命运摧毁那样的悲伤情节，我要说的是我的作家同侪陈辉龙，少年组摇滚乐团的不励志故事。

我与陈辉龙同世代，只小他一岁，都出生于基隆，然而两人聊起来却像成长于不同时空。我童年照片不多，因为家里没有相机，他却国中毕业就拥有一台自己的单眼相机。我小学时期除了学校、眷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却已经会去一种叫作「音乐屋」的地方消磨时间。我毕业的学校，叨天之幸都还健在，陈辉龙说他念的学校都不见了！国中念鼓山，已经不在了，台南的美术专科学校后，不久又转到潮州，之前还转过的几个学校都倒了，最后好不容易毕业的潮州美术职校，也倒了，所以他毕业而仍旧存在的学校，只有鼓岩国小……，所以，需要填履历时，他只能填上「鼓岩国小」毕业。

「等一下，」我头昏了，「你为什么要一直转学？」

「因为品性差啊！」

「怎样差？」

「打架滋事。」

我把标准降到最低：「有混帮派吗？」

「没有啦，只是血气方刚。」

「你水瓶座耶，怎么会这样子？」

于是他讲起在火车上跟台南水产学生斗殴始末，校方要他留级，不想留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学。「我很怕留级，那要到哪一年才能毕业？很不想待在学校，只好转学。这是第一次斗殴事件……」好吧，我把话题拉回来，我要问的是关于他曾经组band的辉煌历史。在我念高中的1980年代初，身边不少会弹吉他、热爱音乐、唱歌的好朋友，也有嚷嚷要组band的，但都没有付诸行动。陈辉龙在那时代，绝对是最疯狂的怪小孩。

但在谈他的band之前，我想先弄清楚刚刚从他嘴边滑过的一个名词，「什么叫音乐屋？」

陈辉龙说，「我小时候住高雄，那个年代的高雄，有个堀江商场，我家就在旁边，它现在没落了，当年曾经是全台湾最大的舶来品区，大概是晴光市场的十倍大。而附近一整条五福四路跟七贤路加起来，可能有超过百间以上的音乐屋。音乐屋专门放摇滚音乐。以前我跟台北朋友碰面，谈起台北的摇滚音乐，朋友说有一家『天才』，在西门町，还有几家……他两三下就数完了，我说你们台北很烂啊，我们高雄也有一百家以上的音乐屋，招牌把美国、英国的摇滚合唱团名字都取光了！」

我请他描述音乐屋。「就是专门放黑胶、听摇滚乐的地方，像咖啡厅，有供应饮料，但乌七嘛黑的，你如果穿白色的衣服会有萤光。老板一定是摇滚乐爱好者，唱片多半是翻版。可以聊天，但大部分人就是去听音乐。里面大部分是大人。我常去的那家叫『冲浪』，也是合唱团的名字。」

「谁带你去的呢？」

「我小时候会跟一些大人玩在一起，第一次去，大概是跟着邻居高中生吧。音乐屋可能也跟美军留下的酒吧文化有关。那时高雄港商务发达，盐埕有港、有河，还有山，日据时代留下一些商场，又有美军文化，文化多元丰富。大大小小的音乐屋，小的只有桌子两三张，最大的一家叫作『滚石』，就在雄女附近，记忆中有两、三层楼，骑脚踏车跨过爱河经过会看到很大的一面墙，墙上有个『滚石』乐团标志的吐舌头。但我们不敢进去那里，听说很贵。我最早去的那间叫作『日升之屋』。英国蓝调摇滚「动物乐团」（The Animals）的〈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是我最早听到的摇滚乐，我问了某个大哥哥，哪里可以买Animal的专辑？他指引我去一家唱片行。唱片行老板绰号11指，因为他有11根指头。」

「那时我刚进国中，分到好班，真是非常非常痛苦，体育没了，美术没了，音乐也没了，觉得生活很黑暗。我的排遣就是去音乐屋、唱片行。那位11指老板的店，一半是唱片行，一半是爱国奖券行。他老婆负责卖可以赚钱的爱国奖券，但是唱片行，我每次去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就看到他们夫妻每天都在吵架，用台语骂很脏很脏的话。我告诉11指老板，想买Animal的专辑，他说，我跟你讲，你要先认识一个人，叫作Bob Dylan。你拿回去听听看，如果觉得不好听再拿来跟我换。之后他跟我讲了许多人，许多音乐，中间不时传来他老婆的叫骂声。后来我到纽约，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Bob Dylan的最初专辑，为的就是他用念的唱出〈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如果要我选最佳版本的话，那Dylan的，当然是第一，The Animals是第二名。」

这就是陈辉龙的摇滚音乐启蒙课，在11指老板和他老婆的脏话叫骂之中。那时父亲跑船，妈妈不太管他，会管他的只有哥哥，但是大他十五岁的哥哥当兵去，他就没人管束了。国三下学期该准备联考了，但他当没这回事，父亲寄补习费给他，就拿去买了一把电吉他。有一天邻居跑来问他妈妈，联考要不要一起包车去？他想惨了，他根本没有报名！意识到这件事，高中已经来不及报了，他跟妈妈说，「喔，我不用考那个。」马上去报了五专。

我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学校会帮你们一起报名吗？」

他说：「那时候很散，没理这个事。」

「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一直在想着要弄个band啊。我那时很天真，觉得念书不必在学校，可以自学。」

他先去找了一位专门在办桌酒席上演奏的老师学吉他，组了乐团，又跟一位吉他手的舅舅学，他们教的都不是他想要的，但算是入门学了基础。

他运气不错，进了南部唯一的美工专科，「念美术是因为我国小时有去画过电影看板。工头把照片打格子，几十个人合力完成，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画的是哪一个部分，但工资还满丰厚的。画图这种事，我们小时候就会的。既然非升学不可，那我就念美术吧，以后应该会有用。」

陈辉龙的第一个band，叫作「Baby’s」，我笑出来：「好可爱啊。」「因为我的小名叫小宝。」「哈哈哈！」「那是国中刚毕业时，我们还做制服，绣英文字母，那个B字还学ABBA，把它反过来。

Baby’s团员里鼓手的妈妈非常支持他们，曾把自家顶楼借给他们练团。团员就从美工科的同学里找，后来转学两度更换团员，改了名叫作「Bamboo」，原因是，三个男生都瘦瘦高高像竹竿。Bamboo学英国雏鸟乐团（The Yardbirds），两把吉他、一把bass。陈辉龙是主唱，弹伴奏吉他。

「Bamboo三个男生住在一起，都念美工科，我们在乡下合租公寓，还有个画室，是厨房改造的，平日一起写生、摄影、练团、表演，甚至还严格规定：不准联谊！」

「为什么不准去联谊？」

「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啊。觉得谈恋爱很烦，尤其看到同学的遭遇，特别是班对……」

「遭遇！」我说：「你用遭遇这两个字！」

「那真的惨不忍睹好不好！」

这比他听什么音乐更让我好奇了，「到底是什么『遭遇』把你吓成这样？」

「比方要跟别人报告行踪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累。也会碰到一些女生，似乎兴趣想法跟你一样。但一开始一样，后来也会变得不一样。我喜欢的东西，大部分女生应该不会太喜欢。」

「你认为音乐、摄影，大部分女生不会喜欢吗？」

「因为我听的音乐跟别人不一样。摄影更麻烦，女生会觉得那你拍我啊。」我狂笑。

「妳不会吗？」

「我不会！最好不要拍我！」

「而且我经常出去摄影，全台湾是我的大照相簿，全省各地的走，女生会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不然就是不停的问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告诉妳？其实我很简单，我不是出去拍照，就是在暗房洗照片，不然就听音乐，花很多时间听音乐。」

「听音乐总可以一起吧？」

「起初可以一起，后来女生就会说可以听别的吗？如果我弹吉他，她就会说，那我唱你弹。干嘛啊，主要是她唱的我不会弹，她就会说你怎么不会弹，这种东西很简单啊，我说那妳自己弹。」我已经笑倒，我说算了，你还是别去联谊引起公愤，好好玩你的摇滚吧！

但摇滚音乐在那个年代，尤其在「乡下」是非常寂寞的。他们也尝试在学校组社团，那年头社团名字不能叫什么摇滚、热门音乐，只好就叫作电子吉他社。以为活动地点在礼堂，自然就会有人来听，根本没有人来听，顶多是他们动员的同学、学弟妹来捧个场。他们唱最多的是Bob Dylan的歌，比如〈Blowing in the wind〉、陈辉龙最喜欢的〈Seven Days〉，「这首歌就是一直念：Seven days, seven more days……一般人听起来可能很无聊，但我喜欢Blues的歌，那时候对黑人的Blues兴趣超高。」还有就是那首〈日升之屋〉，可以说是他的最爱。

〈日升之屋〉是美国传统民间音乐，动物乐团1964年录制，被认为是「第一支民谣摇滚乐」。歌词是一个年轻人诉说着：「在纽奥良有一间屋子，人们都叫它日升之屋，很多穷人的孩子都在此毁掉一生，我知道，我就是其中一个……」。他的母亲是个裁缝，爸爸是个赌鬼，这个赌鬼唯一感到满足的，是他喝醉的时候。他说他「一脚踏在月台，另一脚踏在火车车厢上，正要回到纽奥良，回去戴上脚铐与锁链……」这歌实在太悲惨。悲伤忧郁的蓝调原就流行于社会底层，衔接上电子摇滚，完全击中少年陈辉龙的心，学他们飙吉他，悲伤地嘶喊。但是……社团活动没人来听！

更悲惨的是，某日遇见一位排湾族同学，还得过五灯奖的，他说我可以去参与你们社团的活动吗？当然欢迎啊。结果他来的那天，台下满满的人。

「他也唱摇滚吗？」

「什么！他唱校园民歌，唱〈归人沙城〉！」

噢，归人沙城，我正想啦啦啦啦，啦个几句的，陈辉龙恨恨地说：「我恨死这首歌了！天哪，这靡靡之音吧！居然那么多人！而且下面还跟着唱！」我赶紧闭嘴。「后来呢？」

「没有后来！我气死了！我们就退出那个社团，给他去弄了。」

在学校没搞头，他们到餐厅去唱。有人介绍他们去高雄名演唱西餐厅。老板问他们会弹什么歌？他们兴匆匆弹起〈Blowing in the wind〉，这应该很通俗吧？「好，尽量不要弹这个。」老板给他们一个歌本，「你们回去看一下，而且要弹客人点的歌，不能自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三人面面相觑：原来我们是伴奏啊！他们回去翻那歌本，都是校园民歌、琼瑶电影的歌，居然还有〈离家五百哩〉，「我最恨乡村音乐了！无聊而且单调！」不过他们还是去唱了，因为钟点费还可以，唱着唱着，他们添加了不少器材。

他们把那歌本里的一些歌改编成Blues，包括脍炙人口的〈我家在那里〉。客人就说，「欸，弹正常一点好吗？」屈辱感愈来愈重，这条道路怎么跟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啊。暑假回家，心情低落，辉龙的妈妈说：「你去唱歌，怎么回来变这样？」母亲真是他的知音，告诉他：「没关系啊，你不喜欢就不要配合嘛，这些就当成练习的经验。」

他们往前更进一步是开始尝试作曲，台北音乐圈有讯息捎来，说民歌唱片公司在选歌，如果被选中了，一首一千元。陈辉龙说，「那时我根本不会写字！就先写了旋律，AGoGo的曲调，其实跟民歌那种调子完全相违背，再开始拼字，填词。完成的第一首歌，〈飘云的日子〉，就是从民歌里面找字，觉得比较容易入选，还真的被买了。第二首歌，从公共版权里找词，用了胡适的〈生查子〉：「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写成一个Rumba，也是蓝调，又被买走了。

事情好像是朝着渐入佳境的情势走了，他们继续写歌，虽然被买走的歌并没有发行，但有唱片公司来谈了，要他们至少录十首歌才能出。他们在自己创作的八首作品之外，也翻唱一些喜欢的歌，其中一首〈Daddy's Home〉是他们平日练团最常唱的歌。〈Daddy's Home〉是1972年The Jackson Five的歌，也是蓝调，旋律简单如儿歌，歌词是期盼爸爸回家的感觉。三个台湾少年虽然并不理解美国父子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唱出自己的心情。其中两个团员的父亲都是船员，短则几个月，有时一年半载才能返航跟家人相聚，而另一位团员的爸爸是军医，同样是经常缺席的父亲。当陈辉龙动念组摇滚乐团时，他写信给爸爸，希望老爸带把电吉他回来给他。没想到，收到的是一台迷你录放音机──「Walkman」（随身听），那是1970年代划时代的产品。

他们就用这台Walkman，在一个十月连续假期里，借了学校的摄影棚，录下生平唯一一卷演唱实况录音，卡带正反面60分钟，共录了十几首歌。

卡带录好了，备忘录也签了，他们还自拍唱片封套，然后就没下文了。等待，等啊等，等到他们三个都要去当兵了。「我后来长大才知道，签备忘录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明确的时间、预付多少金额的合约才算数。」三人入伍，band自动散了，这件事也就随风而逝了。

退伍后，陈辉龙到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出国上纽约摄影学校，告别了他的乐团梦。在纽约期间，书没念到，倒是天天泡在唱片行里，回国前听说有唱片行仓库大拍卖，他把剩下的钱全部花光，把所有狄伦的唱片都买下来。「前阵子找唱片，看到了那时在纽约买的，封套上还贴着日期……」

他还找到了一张久违的照片。照片上，是三个日以继夜弹唱摇滚的瘦高男孩。就是当年打算当作唱片封套的照片。

回首那一步之遥，如果当年唱片发行了，人生会不会不一样？没有欷吁感慨，「其实也没什么啊。」陈辉龙说，「这是很多人青春的时候都会作的梦。」

但摇滚乐是这样的东西，照片中的贝斯手现住北京近郊，当他45岁那年，毅然跑去当模特儿！主奏吉他手在洛杉矶成了长途重机车旅行者，而主唱陈辉龙，成了小说家陈辉龙。热血滔滔，他们依然是那日日弹唱摇滚的男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