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青少年愛上希特勒？高中教師的教育現場觀察
纳粹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台湾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该如何与年轻的学生们谈论纳粹、如何让学生理解纳粹历史的沉重？ 图／《兔嘲男孩》
纳粹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将近80年，纳粹依然是德国乃至世界上非常敏感的议题，然而在地理位置遥远的台湾，近年却时而有高中学生模仿纳粹甚至崇拜纳粹的情形发生，而身在教育现场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转角国际》采访新北市立板桥高中历史老师黄惠贞，以她的经验分享，如何与年轻的学生们谈论纳粹、如何让学生理解纳粹历史的沉重。
黄惠贞直指，在她25年的教书经验中，几乎每一年都会看到对纳粹怀抱好感的学生，甚至曾有一位学生特地从美国网购了从钢盔到军靴的整套二战德军制服，在自认重要的日子里穿着整套纳粹军服在街上走，只是当时网路社群不如现今发达，所以没有被拍照上传引发议论。而学生这么做的原因，其实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纳粹军服好看。
对于这样，在其他国家——尤其欧美国家——很可能引发轩然大波的情形，却在台湾频频发生，黄惠贞早已不感到意外，她指出：
法西斯主张「同一性」，体现在军事化的生活管理、统一的制服手势等等，特别重视领袖崇拜，将权力集中于领袖一人，并会加以强调自己民族伟大。 图／《恶魔教室》
▌台湾人对纳粹早已太过熟悉
原因在于，在台湾民主化之前，经历中国国民党长达70余年的一党专政，而中国国民党自1927年便主张学习当时义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建立的国家法西斯党（PNF）——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叶楚伧提案要求党中央翻译《墨索里尼传》，让党员同志学习，进而有之后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党对「同一性」的主张被学习并体现在各级学校军事化的管理上，如一致的制服、朝会的举办、要写周记、教官进入校园等等，影响遗留至今。
甚至，台湾各个城市许多街道的命名方式，也是在模仿国家法西斯党，当时法西斯党以义大利各城市名字来为罗马街道命名，就如台北市以中国地名来为街道命名。
除军事化生活外，PNF特别重视领袖崇拜，将权力集中于领袖一人，并会加以强调自己民族伟大，而纳粹，在社会科学上的分类，同样属于极右派的法西斯政党，希特勒在1933年透过德国人民投票取得权力之后，也照搬了PNF的这一套系统到德国政治；黄惠贞指出，在此相同的影响背景下，台湾学生乃至台湾社会，「之所以有很多人模拟纳粹，是我们太熟悉它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它有不对。」
黄惠贞认为，既然台湾学生对于纳粹式的学校生活早已习惯，甚至很多台湾的学校老师也不认为有任何不对，那么在学生眼里，很自然会认为「纳粹军服比学生制服好看多了，好看为什么不能穿？」学生对于纳粹所代表的恐怖和压迫，没有具体的认知，所以即使告诉崇拜纳粹的学生说「纳粹很邪恶」，学生往往也只会觉得「关我什么事，他的军服很漂亮，我只是喜欢他的军服，这样有不对吗？」
学生如此的反应，黄惠贞认为追根究柢的原因在于，台湾本身没有将自己的历史爬疏清楚、没有做好转型正义，所以对于纳粹的效忠领袖思想、服从思想轻易全盘接受、丝毫没有觉得不对，所以台湾一直会有纳粹扮装事件出现，只是谴责学生是没有用的，且受到「领袖在国家之前」这种思想影响最严重的，也不是现在的青少年，而是现在约4、50岁，在党国威权体制下成长并接受教育的老师、家长和媒体主管，所以在台湾学生的生活环境里，无论是在学校接触还是在媒体上看到的，仍是同样一套威权系统，而从未被鼓励去思考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从何而来。
例如几乎每个学生都必须穿的制服，黄惠贞指出，学生们很少会去思考制服怎么演变成如今的样子、整个社会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要强制穿着统一的衣服、这个统一是为了什么，不思考的结果便是理所当然的接受甚至捍卫，而在1920、1930年代的时空，也是这样不思考、盲目从众的心理下，培养出了法西斯和纳粹，造成人类的悲剧。
受到「领袖在国家之前」思想影响最严重的，是现在约4、50岁，在党国威权体制下成长并接受教育的老师、家长和媒体主管，因此在台湾学生的生活环境里，无论是在学校接触还是在媒体上看到的，仍是同样一套威权系统。图为电影中，复活后受到媒体追捧的希特勒。 图／《吸特乐回来了》
▌如何与学生谈纳粹：思辨的重要
就如政治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所提出「平庸的邪恶」概念，在纳粹治下，一个一个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军官，以个人来说可都是非常优秀、尽忠职守、教养良好的人，却帮助推动了危害整个世界的滔天大罪，黄惠贞表示：
黄惠贞在历史课堂上所重视的，也正是教导学生思辨，因此她在遇上崇拜纳粹的学生时，首先她不会采用责骂方式，而是会花较长的时间与学生讨论为何崇拜纳粹、纳粹做了什么等等，并且在自己的课程中，黄惠贞不鼓励学生背诵各朝代的历史年代表，而是重视以现代视野放进古代历史去进行探讨，深思：在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人们会做那样的选择？对后世的影响是什么？透过带领思考，黄惠贞努力将高中历史课变成思辨型的课程。
单以纳粹为例，黄惠贞会去引领学生思考的，是纳粹「消灭的对象」——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纳粹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编按：关于犹太人的华文译名，黄惠贞提醒，「犹」字带有歧视意味，建议使用「尤太」为译名。因普及性考量，以下仍使用「犹太」）、犯下战争罪，但其实当时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是德意志公民，是纳税给纳粹德国、必要时须为德国服兵役的公民，其罪行与日本二战时侵略中国犯下的屠杀罪行虽一样可恶，但有不同的区别。
其次是纳粹屠杀的对象也不只是犹太人，而是不符合希特勒眼中国家发展需要的对象，在一步又一步的清除过程中，首先被害对象是罗姆人（吉普赛人），再来是身心障碍者、同性恋者、参与劳工运动者、最后才是犹太人。
在纳粹一步又一步的清除过程中，首先被害对象是罗姆人（吉普赛人），再来是身心障碍者、同性恋者、参与劳工运动者、最后才是犹太人。 图／《穿条纹衣的男孩》
黄惠贞补充，在扮装纳粹时，扮装者很容易将自己代入纳粹军官的身分，但其实，以台湾人黑头发黄皮肤的外貌、现代支持多元性别、自由民主和重视劳权的观念，恐怕完全不具备纳粹宣称的雅利安人传统信念和血统，「我们全部都是纳粹要屠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眼里低端不入流的人口。
黄惠贞说，其实只要花上20分钟好好和学生讨论，其实不难让学生理解，即使青少年比较叛逆，并没有接受课堂所学，只是一时无法还嘴，但至少也会开始收敛，觉得纳粹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透过思辨之后学生才会想到纳粹扮装事实上是对于过去遭到纳粹残害者极大的污蔑，以及对于人类的不尊重。黄惠贞认为，其实要以纳粹议题来教学生很容易，比较难教的是大人、是对于威权时代的教条规范仍然奉为圭臬的社会大众，由于没有时间、没有力气也没有意愿就社会议题进入理性分析与讨论，而遗憾的是，社会大众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更深远。
而若有家长发觉自己的孩子崇拜纳粹而感到担忧、寻求协助的话，黄惠贞也指出：「如果家长会觉得学生崇拜纳粹不好，这个肯定有救，因为家长就很有警觉心了，多少时候是学生有崇拜纳粹的行为，家长跟老师都没有察觉到，这才麻烦。」她的建议，是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相关的书籍，一起去理解纳粹的行为——市面上早已有各式各样的绘本、图书、展览等等能够让家长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共读，「那怕一起看的是《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
黄惠贞表示，《我的奋斗》是一本很烂的书，只要认真看3页，马上就会发现前言不对后语，希特勒在胡说八道，但如果不加以思考，单单只听希特勒的演讲，只会觉得热血激昂，这也正是当时希特勒之所以能够煽动人心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德国历经一战战败，在巨额赔款下民生凋敝，人人活在沉重压力下，已经疲累到没有力气也没有空去思考。她认为，只要成年人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与青少年好好对话讨论，不要用责备方式，而是一起阅读、分析、理解，要让青少年理解纳粹的罪恶，并不困难，「只要有觉察，反而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比较可悲跟可怕的是没有觉察。」
黄惠贞的建议，是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描写纳粹相关的书籍，一起去理解纳粹的行为，「那怕一起看的是《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 图／《兔嘲男孩》
▌问题的根本：转型正义的脚步
但学校里的老师能做的、能教的毕竟有限，要怎么让学生看到的社会环境，同样对于历史上的不义有所觉察和思考，而非只有浅层理解甚至开始崇拜，从根本解决的方式仍是台湾人要自己认真的去正视面对在台湾这块土地当中，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
如今还有很多人说着要往前看、不要再讲过去历史，黄惠贞说：「那就表示我们不愿意面对过去发生的错误啊。」她举例德国的转型正义也不是在1945年战败后就开始，而是逃避了近20年，到1960、1970年代才开始转型正义的脚步，从重要的审判案件开始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开始有电视上的公共辩论、有电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才逐渐在1970年代慢慢前进。
而台湾，是到2016年第3次政党轮替之后，才可谓真正开始转型正义，如今尚不到10年，转型正义的内涵和意义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也拒绝认真讨论。社会大众在面对议题、做出选择时，从众而不思考的情形也不断出现，例如投票时用「讲话好笑」之类的理由投票给候选人，或是从未去了解候选人讲出的政见，与他所角逐职位的权力关系，不去了解这项政见有没有可能真正被实践。黄惠贞叹：
黄惠贞在历史课堂上所重视的，也正是教导学生思辨，因此她在遇上崇拜纳粹的学生时，首先她不会采用责骂方式，而是会花较长的时间与学生讨论为何崇拜纳粹、纳粹做了什么。 图／《兔嘲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