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缝里，有圆润忧伤的珍珠

图／邓博仁

（木马文化提供）

「我在很早之前就听说过，时代有着一道缝，肉眼看不见，人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里面去……」 　　　　　　　-陈慧，《弟弟》

《弟弟》是陈慧在二○一四年雨伞运动之后写就的小说，在那时，香港正处于被称为「伞后忧郁」的时期，经历催泪弹与长时间街道占领之后仍未能达到「真普选」的诉求，年轻人以至不少成年人都处于一种抑郁无力、暗里暴躁无处发泄的状态中。而当时香港仍可以自由发表与社运有关的创作，《弟弟》二○一八年曾于文创APP上连载；而本来像是猫一样安静蜷缩专注写作的作家陈慧，于二○一八年移居台湾教书，因为她是发起「占领中环」的「十死士」之一，在运动后遭受打压，乃移居台湾。

台湾人现在比较熟悉的是香港二○一九的运动，但其实，没有二○一四的酝酿，也不会有二○一九的波澜壮阔。而二○一四的遗产或后遗，还来不及好好梳理，转眼就到了更天翻地覆更巨大的二○一九，有更无法核算的遗产与后遗，有更多的人掉进时代的缝中。故事不像新闻，没有那么严格而伤人的保鲜期限，故事来自过去，却不会过时；反而，借着文学的力量，可以弥合一些历史的空隙，代与代之间的鸿沟。《弟弟》是在时代的缝中的故事，陈慧和故事们，在时代的缝中躺着，伤口流着黝暗的光。感谢台湾的自由，能够让《弟弟》出版；我庆幸能够读到《弟弟》，它就像珍珠一样圆润与忧伤，同时保持文学的光晕。

作家陈慧，第一本著作《拾香纪》，就曾在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创下销量奇迹，并确立陈慧最为人熟识的风格标志：以青年成长史来讲香港史，以流行文化来做历史叙事的时间戳记（这不啻也是一种对抗官方大叙事的方式），第一身流畅鲜明的叙述角度，配合生活小趣味与感官丰富的细节。不止香港人，台湾读者也可以从各式流行曲及电影如王菲歌、电影如《无间道》、《太阳神十三号》、《北非谍影》、漫画如《GTO》（台译《麻辣教师》）等等，同时印证历史与私己的故事，得到新知或共鸣。

如果能够一直停留在以上云淡风轻的陈慧风格分析那多好，但在如此乱世，我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说。《弟弟》较诸陈慧前作，社会大事在小说中占有更大更重要的篇幅，更大程度地影响了主角可意与弟弟可乐的生命，迥异于此前大部分以旁观者视角写及社会大事的香港小说；我想这也是因为陈慧本人走上街头加入抗争，有在金钟等占领区留守的经验。《弟弟》中后部分的笔触浓稠忧伤，我想，这部分才是陈慧写这篇作品的原因。稍作提醒，陈慧小说并非着重以客观广阔的笔法描述整个雨伞运动的来龙去脉，她着重主观情感的角度，写一个素来反叛大胆、谋求赚钱自立的姊姊，看着本来温柔乖顺的弟弟走上街头参与抗争，投入选举，弟弟一再遭受挫折而陷入忧郁，姊姊的生命也被卷起动荡，无法割舍的亲情与城巿的变化纠结难分。二○一四已过去八年，二○一九也过去三年多，此时台湾读者对香港的同命感与怜惜关注若未退却，也会进入另一阶段，就是透过更多艺术作品包括电影或小说（而非直接的新闻），去触摸香港，这将涉及更多的情感，更大的真实。看着香港未经梳理的一切内核真实，读者也会有机会触碰到他们自身的内核。

每场社会运动都会留下各式各样的创伤，或巨大或微小，都不容易处理。香港青年作家梁莉姿写的《日常运动》，写及二○一九年的数种「运动伤害」，这些伤害也同时来自于每个个体更深藏的生命脉络。《弟弟》里面触及两种重要的创伤，一是「伞后忧郁」，即二○一四雨伞运动未能迫使政府让步而达成「真普选」，本土思维的青年人透过选举争取发声亦被取消当选的议员资格，社会上不少人都怀有暴躁与郁结的心情。小说中的弟弟谭可乐，并不特别强壮，面对挫败与打压，并不能有回天之力，而小说并不将青年神化，只是让我们看到青年纯朴的执着，并用文学的内在式陈述，探索无能为力又无法想通时，黑暗如潮水将人吞没的情绪状态。情绪的起因容或不同（我们不能太轻易地假设二○一四与二○一九是一样的），但情绪的状态却很可能相通相近，我们常常就是因此而阅读文学。甚至台湾社会的「悲情城巿」底子，社会结构中仍然暗藏某些威权影子因而令年轻人有感悒郁颓丧，也可与谭可乐的哀伤失语默然共鸣。

「伞后忧郁」以青年角色呈现，《弟弟》中还有一种成年人的创伤：无法保护年轻人。叙述者谭可意一生爽脆大胆，但看到弟弟抗争时反应还是如一般香港人：要他马上远离危险，快点回家。这曾导致感情极好的姊弟二人产生疏离：因为二○一四以来，年轻抗争者即使面对危险，亦不接受被劝退、乖乖回家，他们以自身的坚执要求关怀他们的人一起抗争──这种心情在二○一九发展为更大规模及更坚执，更多成年人被年轻人说服，有更大的团结，也有更多的分割与纷争产生。谭可意也真的跟随弟弟开始参与抗争，但同时亦不放弃要保护弟弟的信念，到危险时，她依旧会想办法把弟弟运离现场。而弟弟也依旧怪她。《弟弟》有时可视为一个微缩模型，让我们看到二○一四至二○一九年之前，香港人的心理转折-转折期的事物状态可能只是短暂存在，但不代表完全消失，其痕迹经历都会依然留存。

陈慧曾私下跟我讲过，她曾在雨伞运动现场中看到一个少年，心里十分疼惜他这么年轻都要出来抗争，很想上去跟他说一句「细佬，你返屋企啦。」粤语「返屋企」就是回家，「细佬」就是弟弟，香港有点年纪的人喜欢称年轻男生作「细佬」或「阿仔」，女生就是「阿妹」或「阿女」。她说这就是整篇小说的起源。作者的亲身经历对小说的营造存在重要影响，比如在抗争行动冲突严重时，陈慧引入教堂与钟声，宗教作为矛盾的中和。雨伞运动发起人不少是教徒，宗教的牺牲精神在雨伞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小说中相当着重抗争青年仍须以家庭为背后的靠依、受伤时由家庭来抚慰，我本想取笑说这是巨蟹座陈慧的信念，但转念想到二○一九导致许多青年与家庭的撕裂、甚至家庭离散，又觉惨然笑不出来。

二○一四之后，许多成年人无法像少年们走得那样前，但不少之后都离开了原来的工作与社会位置，要寻求另一种生活与实践，这也被陈慧写进小说里了。《弟弟》在非常紧张的暗涌中戛然而止，作者大概是在悲观和乐观的心理张力中已然尽力了，我却忍不住想，弟弟可乐可能会长大，后来会在二○一九有更多的故事。

《弟弟》一开始的俐落叙述会让我想像不到中段会出现这么浓稠胶着的情绪，至于末部分更是想像不到的紧张，作者让叙述者可意的生命出现重大的生命选择、情节变化，对比弟弟可乐对生命的平板绝望之感，在情节与情绪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而作者以极大的意志坚持不让这两者相交到产生平庸的拯救。经历各种跌宕，可意终于明白，一个怀有极大愿望或极度绝望的青年，他呼求的不是保护，而是接受与陪伴。这并不需要上升到什么普遍的定理法则，只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处境中面对自己重视的人，而得到的重要领悟。

小说结尾，可意说她要做个坦率的人。面对外在的压抑与消逝，与内在未及梳理的一切，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拥有坦率的能力？而我作为读者与朋友，都希望《弟弟》与陈慧，与香港读者与台湾读者，都能够隐默形成彼此相互的，接受与陪伴之关系。如果时代真的有缝，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好好呆着，互相陪伴，等待黎明来到。

（本文摘自《弟弟》一书，木马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