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民党杂牌军为共军添柴火──狼烟未烬（四）

陈诚将军（前排中者）汤恩伯将军（前排左）等赴第一线视察。（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1938年蒋鼎文（左）与蒋介石摄于西安。（程伶辉提供）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原是日军垂死前的挣扎，但却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短短8个月，国府失去了146座城池、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

4月起，河南的豫中会战，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兵超过40万，3、4倍于敌人，但却不战而溃，仅36天便丢失了38座城池，溃退官兵军纪败坏，有些甚至因奸淫掳掠而被当地民团缴械。

震怒的蒋介石将蒋鼎文和汤恩伯撤职，并交代陈诚查明真相，根据陈诚提交的报告：第一战区各部队，走私、经商、吃空、赌博、盗卖公物，样样俱全，民愤甚大，且战败溃退时扰民相当严重，故屡遭民间武装力量袭击。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蒋介石于7月21日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直批：「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他说：「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河南老百姓痛恨国军，民心向背让我们了解到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国民党为何会兵败如山倒。

豫湘桂会战大溃败后，蒋委员长威信尽失，美国开始失去对蒋的信任，罗斯福要求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替代蒋指挥军队，及为配合美军进攻日本本土，与史达林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苏联出兵东北以牵制日军的协定。

此外，就在国军千里溃退之时，日军精锐也被调往华南作战，在华北乡村蛰伏已久的共军趁机扩张，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总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10，人口约占1/4。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余万之众。

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驻扎河南、安徽的主要是桂系部队和高树勋等西北军旧部，驻山西、宁夏、绥远的是阎锡山、马鸿逵、傅作义等部。蒋不愿由这些杂牌军接收华北、东北地区，因此一方面集中飞机、军舰迅速接收经济发达的南京、上海等东南地区和沿海重要城市，一方面命驻扎在川湘滇黔等西南各省的嫡系中央军，开往华北、东北。接收大军还在路途中，如何防止中共因地利之便而抢先接收沦陷区，就成为蒋介石应对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

在抗战胜利日的演讲中，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政策，同时指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任何物资。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蒋介石给日军两项选择，「享以德报怨政策，或被武力制裁。」冈村宁次的选择不言可喻，立即表示服从。1949年1月，战犯冈村宁次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无罪释放。

国民党内的杂牌军对蒋介石的统治威胁不亚于中共，抗战后期，史迪威与蒋关系恶化，美国曾考虑以龙云或李济深取代蒋的地位。蒋意识到杂牌军在一场外国力量支持的政变，便可以轻易推翻他，而中共要推翻他，非血战数年不可，且成败尚是未知之数。

因此，中共固然要解决，杂牌军亦需要消灭；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用调虎离山之计，先将滇军的主力部队调往越南受降，再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将统治云南18年的龙云带往重庆软禁。之后，被派入越南受降的滇军，则悉数被运往东北剿匪，拒绝当蒋介石砲灰的滇军，后来于辽西会战中纷纷阵前倒戈，是东北迅速沦陷的原因之一。

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似乎不在乎杂牌军阵前倒戈，参谋总长陈诚曾夸口说：「3个月至5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及「他们（杂牌部队）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熟。」

1646年初起，陈诚秉承蒋意主持国军整编复员方案，整编是对蒋的嫡系部队而言，把部队整编合并，汰弱留强，补足实额，配备美式装备，加强战斗力；复员是对杂牌部队而言，先将总兵力硬裁1/3，再以「混编」方式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互调，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之后，送往前线剿匪。结果是军中指挥系统紊乱，士气消沉，战斗力也跟着丧失，以致与共军接战时，不是一战即溃，就是投降倒戈。而被编遣裁撤的官兵成为失业的难兵，也纷纷投效共军。蒋本想一箭双雕解决杂牌军和共军的问题，没想到反而为共军添柴火，让火回烧到自己。

即使是蒋的嫡系部队，内部也矛盾重重，因兵败被俘的宋希濂在其晚年的回忆录《鹰犬将军》中提到：自北伐到抗战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一般上都是基于战功和带兵经验，但到抗战中期，蒋介石害怕这些日益扩张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力雄厚后会对他不忠诚，于是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绝无贰心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

由于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大权在握，他们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在蒋的嫡系部队中，不平和怨愤一天一天的增长。1943年关麟征在昆明和陈诚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的鲜血，是蒋的黄埔嫡系部队之间斗争的最高潮。

宋希濂认为，1946年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分，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藉整编为名排除异己，导致国共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意志涣散、士气消沉。其实，陈诚只是执行蒋的意志而已，但却成众矢之的。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狼烟未烬》，作者：蔡荣根，墨言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