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德不配位 人民萌生相对剥夺感（杨志良）

「小英男孩」、通传会、促转会等的官员「德不配位」，心中升起相对剥夺感。（本报资料照片）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心理状态，自认以自己的才华及努力，应享有某种社会地位及生活条件，但是现况与预期相差甚远，引起心中的一种怨怼与不平，这种感受就是相对剥夺感。

心中升起相对剥夺感，一个原因是看到别人「德不配位」，也就是看着无才无德之人，占了重要职位，不但正事做不出半件，还贪污腐化败坏社会风气。就如「小英男孩」、通传会、促转会等的官员，不一而足，一般人看在眼里必然会有相对剥夺感。

另一个原因则是「位不配德」，就是明明是有才有德的人，却有志难伸，而有被剥夺的感觉。台湾人才济济，流浪教师却不知凡几，大学毕业甚至硕士毕业，只能去送Uber或开计程车。就算苦读得到博士学位，由于大学不断关闭，只好离乡背井远赴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国家，才能求得一份教职。幸运一点的，因为有美、欧、日名校博士学位，可以在台湾的大学任教，但薪资比起附近国家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都要来得低，怎么不会有相对剥夺感？

还有一种是，当事者什么坏事都没做，却因为天上掉下灾祸，不能再过往常的日子。例如这次大地震后，房子就被贴上红单或黄单；私校教师一样认真教学，突然董事会就宣布学校关闭了；2013年马英九取消军公教退休人员一个月的年度慰问金，引起大反弹，铁票全部生锈，大幅流失，让绿营大有斩获，这也是相对剥夺感惹的祸。

最后一种是世代变迁所引起的，但影响范围最大。1950年代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成了世界工厂，年轻人就享受了美国梦，高薪就业、汽车、洋房、美眷，相对父母辈快乐得不得了。然而他们生的子女，到了70、80年代，经历越战，被抓去当兵之外，工作收入相对于父母，只能过苦日子，所以嬉皮应运而生。台湾不也是如此，50、60年代出生的，过的是台湾钱淹脚目的日子，2000年后的世代都只能过不婚、不生、买不起房的日子。

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生活在群体里面，每日都在与别人互动，有互动就有比较，以决定自己应有的态度及行为，也就是「参照团体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人比人却不如人，有些人会怪自己努力不够 (self-blame )，所以特别奋发向上；有些人却认为自己境遇不如人，都是别人及社会害的(structure-blame)，所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清朝末年华人被世界各国欺侮，最后有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创建中华民国。

政府当然是最常造成相对剥夺的主体，蔡英文执政后，几乎所有的好康都由绿友友占尽，比如说「种电」，他能你不能；各级政府的政令宣导，几乎都是由「三民自」得标；NCC已被改名为「脏兮兮」，中天被撤照案，法院15次判中天胜诉，就是不给执照。民进党就是双标党，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都在我手里，不服气又能奈我何，导致不少民众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所以此次大选，虽然民进党赖清德当选，但是仅获得4成基本盘选票，表示有6成民众不认可这个总统。

朝小野大，新政府在国家总体政策、法规制定、预算支出、各独立机关人选、各公营事业的董监事总经理等方面的通过和人事任命，都有得瞧了。赖清德提名的内阁人选，比起当年的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尹仲容，不论气度、学识、眼界，怕给这些前辈提包都不够格。

民主国家的主政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国民有相对剥夺感，即使仅有少数人民有过于激烈的相对剥夺感，也会有自认为先知者，引导他们形成强有力的同温层。如ISIS试图改变社会结构，发动暴力事件，造成近日俄罗斯音乐厅的恐怖攻击。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意能够建立政权，也能推翻政府，刚接手的赖政府小心了。

（作者为前卫生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