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君走上繁花似锦的前程（下）

香港中文大学。（取自网路）

陈之藩与童元方曾在香港度过最后的快乐时光。（本报资料照片）

（华艺学术出版部提供）

叶嘉研一下学期时，中大的中国研究中心请了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方秀洁教授（Prof. Grace S. Fong）任访问学者，开了一个专题“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Fiction: 17th–Early 20th Century”。这门课没有中文课名，暂译之为「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小说里的性别与性」，直击从明末的「才子佳人」传统到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正是叶嘉所需，我极力推荐她去修读。

秀洁与我有一特殊的渊源，即我们都受教于叶嘉莹老师，我是叶师在台湾大学的关门弟子，她是叶师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我还在哈佛念书时，已获博士学位的秀洁曾在哈佛当过一年的青年学者研究员，还一起吃过老师访哈佛时亲手烹调的波士顿大龙虾。

秀洁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以吴文英为主的南宋词，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明清妇女文学的研究，极有成绩。叶嘉从其所学，交出了令人惊艳的学期报告：〈珍珠衫和千里镜：两个女人的两重僭越〉，以冯梦龙所编《喻世明言》的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偷情信物「珍珠衫」与李渔《十二楼》之〈夏宜楼〉中的窥视祸根「望远镜」来探讨两篇小说中的女性，如何身在重楼，而依然越过了情与欲的界线，一个失身而后变心，一个错爱而后误嫁。这个审视男性编者与男性作家所编或所写通俗小说的女性角度，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老套故事，带来了新鲜的视野与批判的力量，也为她后续的民初上海文艺杂志的研究打下了颇有深度的基础。

当时的翻译系位于人文馆，和新闻系、人类学系是上下楼层的邻居，与新亚书院的钱穆图书馆成直角，占着全中大的制高点。山上栽种了各种竹子与相思树，多走几步即可随意俯瞰云水相映的吐露港。中大的建筑或许没有令人一见难忘的，但山水与花木确是绝色。若沿着山坡往下走到大学火车站，我记得该是七层楼的高度。我这几位研究生，同时是助教，共用我研究室对面的127室。也许距离近，我们师生之间逐渐内聚了很强的向心力，在研究和生活上彼此支援、彼此相伴。千禧开年后那些日子，SARS疫情过了之后，我们在世外的山顶悠游岁月，经常出其不意而来的访客，必然是之藩先生了。日日月月年年，大家都认识了这位老师丈。

我带学生最重视他们原创的想法，所以一定催促他们先看第一手的原材料，而不用急着看其他学者所写的论文。哪知香港各个大学图书馆以及地区图书馆旧上海的杂志都很少，叶嘉决定念完研一的那个暑假直奔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寻觅《礼拜六》。

那年是2008年。6月6号我生日，学生们闹着请我吃饭，当然得带上陈先生。大雨倾盆中，我们却十分欢快地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利苑吃了一顿好饭，之后再回校切蛋糕。我的生日，陈先生比谁都高兴，也不回他自己在何善衡楼的研究室，反而在旁边的钱穆图书馆看书，等我迟些时候一块儿回家。只是，只是过了一夜，就在第二天，陈先生中风跌倒住院，我的世界从此全变了。前些天，听闻利苑已结业，沧海桑田，只在一瞬。

暑假里叶嘉依照原计划去了北京，一点点在微缩胶卷上寻觅上海文艺杂志的踪迹。往昔不似今日，许多稀有的旧杂志都可在网上查阅。她下了扎实的工夫，带回了宝贵的原材料；另外，还有一双棉鞋，是送给陈先生的。他在威尔斯医院三个星期、沙田医院六个月之后返家，正是冬天，我看着老病缠身的陈先生、轮椅上穿着棉鞋的双脚，是来自北方家乡从小熟悉的物事。陈先生离家后没有回过家，棉鞋就是乡愁，小女生的温暖、细腻、体贴使我在阴郁的冬日沉吟良久。

叶嘉的硕士论文《从「佳人」形象看《礼拜六》杂志短篇翻译小说》，基本上重述了明末以降佳人形象的转变。然而，透过翻译而产生的佳人又该如何在文字与文化上满足鸳蝴派译者的口味？这里已有了女性视角所关注的议题。由于杂志内容带来了非常庞大的信息量，论文的开篇自然不容易说得清楚，叶嘉改写数次，我仍觉得不甚顺畅，才恍然悟出，是基本的写作工夫少年时没有机会历练，遇到复杂的理念不容易条分缕析。但她如何会轻言放弃？一直修改到话说明白了为止。

我想起她读大学本科时成绩优异，我夸她英文不比香港本地同学差，她居然说：「我的英文好在表面，是虚的。我只是用功把成绩弄好，其实知道自己的不足，每天兢兢业业，都是以香港同学为榜样而加倍努力。」如是年少而有此胸襟，同时又能见贤思齐，与之并驾，这样傻傻坚持不懈的灵魂，如我127室的青青学子，云朵飘流，各有因缘，最后都聚在了新亚山头，成就了我们彼此永世难忘的一段人生。

叶嘉留校续修博士学位，已经在沙田医院疗养的陈先生几次出状况要送回威尔斯医院挂急诊，而每次离开时都要把所有的私人物品清空，留出床位。兵荒马乱之际，在旁的叶嘉与世昌帮我把陈先生的枕头、毛巾什么的先带回学校，而剑雯跟着我上救护车随时照顾。香港为我惊涛骇浪的颠簸人生带来了再世为人的机缘，让我历劫归来，终于品尝了幸福的滋味。只是，陈先生突然中风，使我在一夜之间感受到举目无亲的无助与四顾茫然的无告，但又同时发现身边的学生竟成了家人，从2008年一路相伴，陪我走到2012年陈先生的告别式。

这三年半中，我离开中大去帮新成立的东华学院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但是每星期一次仍会回中大上课。还在跟着我写论文的，继续指导；进入新阶段的，改弦更张。我请他们来我的班上，为学弟妹讲授自己研究的专题，不能想像他们在我的凝视之下，已然长成了青年学者的模样。

陈先生过世之后第二年，我应聘回台湾，接任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临离香港，127室的孩子们帮我清理书籍杂志，打包好的一箱箱堆叠起，放在走廊上，如山般壮观。纵有千般不舍，在港住了将近二十年的我，离港了。

八年来，127室的孩子全都获得博士学位，在香港的多间大学教书，翻译系也早已搬到别的楼，不在新亚书院了。虽然与他们的物理距离已渺远，尤其新冠疫情未消，我有两年没有踏上香江，但因缘未断，彼此俱在念中。最新的好消息是叶嘉要出书了。内容是她自哲学硕士到博士累积的研究成果，写成了《通俗与经典化的互现：民国初年上海文艺杂志翻译研究》，由华艺学术出版部出版。她以我是她学术生涯的开端，希望出现在她的书里，特来请序。因为参与了她自少女时代以来如陶塑般养成的日子，写序自是义不容辞；她写作硕士论文期间，也是我面对生死悲欢情感最为激荡的时刻，所以在写作此序的当下，也无法把学术上的追求与无常人世的点滴完全分开。回眸一瞥她在学术上的成长，就是回溯一段我与陈先生说再见的过程，其中经纬交织着我127室孩子们的温柔相待。在线性的叙述中企图描写同时存在于不同空间的小剧场，仿佛用平面的工具来塑造立体，让这篇序看着有些不寻常罢，但确是我的真情实感。

阅读书稿，看见叶嘉在论述上的精进，越发能表显出对大局的观照。从民初上海文艺杂志上翻译的作品与视为模范的《新青年》上翻译作品的对照，可以看出其实是从翻译切入，研究的是中国面对西洋文化大军压境时的惶然所作的反应与反思。换句话说，是从翻译的视角看中国的现代性。

当年已送青年学者的叶嘉走上繁花似锦的前程，现在又看着花朵一路开下去。（本文由华艺学术出版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