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记

图／黛安

立冬过后，天气仍隐隐约约地透着热气。大约从五年前开始，母亲白头发愈长愈茂，于是每三个月帮她染发成例行之事，幸好头发长度约略到下巴，染起来省事。她习惯染砖红色，「看起来年轻。」她说。

老实说，并没有真正去数是否三个月，真实的人生并不需要那么精准。

挤一坨红黑的染膏，搅一搅，然后梳上发丝。我总直勾勾地盯着母亲的后脑勺，花白的头发自发旋冒出，与下半部分染过的红发形成鲜明对比。这时常让我想起在discovery看到的木芙蓉，由于花青素的缘故，清晨呈白色，愈晚颜色渐红，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红色。

生活中不少这样的时刻。自欺欺人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通常自欺的成分比较多。

沾了染膏的梳子由头顶爬梳而下，略略沾到她的耳朵，最后停在叉开的发端。她突然摸着我手背上的胎记，看了很久，像在凝望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好冷喔。」我一边把手缩回一边小声地说。「柜子里有羽绒外套，冷就穿着。要是感冒就不好了。」她轻轻地放开了我的手，眼睛慢慢地合拢起来。隔了一会，母亲像是忽然想到什么，倏地起身，从厨房柜子掏出一罐红得骇人的玻璃罐。「这是我炸的红油辣子，食材都是四川买回来的，很道地。能拌面吃，吃辣的能怯寒。」她骄傲地把它捧在手里，嘴角难抑两眼发光，指着说：「要吗？」

掀开盖子，一股辣得呛人的气味直扑鼻腔，将所有嗅觉烧回原始状态。望着这罐红通通的感官摧毁素，我惶惶地耸耸肩说：「还是算了吧，这看起来有点可怕。」她忽然顿了一下，然后笑说：「没啦，这真的很好吃。」便自顾自地把它收好，小心翼翼地放回柜子。她的背影像是一只湿漉漉的猫，拎着尾巴孤伶伶地走远。我突然有些后悔言之过甚。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

食物大概是母亲思念唯一的凭借了吧，得亏会些川菜手艺，不至于在想家时退无可退。母亲仅小学毕业，家里贫困，远嫁异乡的确是一场豪赌。而她的身分，也使我与外界感到一道特殊的界线划分，而这种划分通常无须明讲。不像越籍的新住民，若是看到他们小孩的家长联络簿上签个「阮」字，便很有可能是越南人。而如果来自中国大陆，讲几句话就能大约猜得。

后来进入小学，也许因为生性害羞，总是少言寡语。然而我常乱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自我解嘲，一开口随即飞来一句「你讲话好字正腔圆喔。」有时我甚至分不清楚是恶意、善意还是无意。而也有时几句话被同学反复传诵，班上霎时出现许多鹦鹉。幸好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国小，国中倒没遇过，不知道该归功于谁。而我开始对口音感到自卑。避免交谈，若有交谈也尽量简短，不说太多的话，逃离沟通成为我回避的方式。然而发音标准也并非毫无好处，在那时候，优点是国语朗读很占优势，是实实在在的一鸣惊人。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老掉牙的题目我却无从下手。我涂改身世，谎称母亲是客家人，分数很高，我却开心不起来。那像是某个陌生人写的。拿回家后，母亲帮我检查书包时将那张考卷掏出，「考得很好耶，儿子好棒。」我慌张地将考卷拿回，即使我知道母亲不识字。我不知道如果她看懂，会不会一样称赞我？大概将我抽打一顿，说我心里没她这个妈妈。

小学的毕业典礼，父亲因工作无法参加，母亲问我：儿子，你要妈妈去吗？我下意识地答：不用。我担心她不擅长应付众多家长的场合，听不懂老师在干嘛，而同时，我也害怕那块最隐密的遮羞布被扯下。母亲似是听懂了什么，轻轻应了声便转头走远，微耸的背脊像一把命运镰刀，我的轮廓被割裂成似是而非的模样。

从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沉默，我害怕胎记成为耻辱，却更害怕失去来自母亲的记号。大众化的面貌属于二十世代，每个人都像浮在汤面上的油渣。我的胎记与她那么不同，却又那么相似。胎记是我与母亲为数不多的相连。

染发的工作结束。我洗了洗手，躲进房间，蜷卧床上，隐约感觉一阵疼痛，像是一场灾难式的内耗在反复烧灼。许多个夜晚，我反复摸着我的胎记，每当我用这只右手做些什么的时候，别人总能清楚看到，像是明晃晃地被看到性器官。想过雷射，却又忍受不了刺痛感，只不过仿佛有种幻觉，随着时间过去，胎记的颜色会逐渐散去，我不知道该不该庆幸这样看起来无痛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听着陈奕迅唱《富士山下》:

「…，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我胡乱仿制一口诡异的粤语唱着，隐约有一种茫然。

想起在某一次搭公车回家的路上，因放学时段，公车总是人满为患。站在我旁边一个别校女生从上车后就一直翻翻找找她的书包。她身形不小，终于努力挤过缝隙，走到司机旁喘吁吁地说：司机对不起，我钱包好像放在学校。声音一出，我清楚地看到我前面的阿伯一脸不屑，叹了口气转过身来。那女生的腔调显然有股比我浓上数倍的卷舌音。只见司机摆了摆手，示意没关系，她才终于看起来放心不少。过了半晌，坐在第一排的中年男子拍了拍她的肩，给她些许零钱。她愣了一下，匆忙投下后感激道谢。我哑然看着一切的发生。

当今时世，每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口音似乎都不足为奇了。再也不是会因为一口浓厚腔调而全场回头的时代。随着所在地域的不同，越长越大，会逐渐被当地的讲话特色所同化，风化成一眼望去平坦的荒原，没有哪棵树比较突出，而我也没有长成大树的勇气。我终究缓缓游出母亲的影子，只不过仍然游移在似卷非卷的灰色地带，操着一口不那么精准的台湾腔，但倒也不必更精准了，模模糊糊也挺好的。只是母亲始终没有学不会念「五」，由于四川方言，她总念成类似「抚」的音。

「时间差不多了，记得洗头喽。」我提醒着正在看电视笑声格格的母亲，她搁下遥控器一迳走向浴室，冲下满头的染剂。洗了许久，终于出关， 洗完的头发更加蓬松红亮，仿佛一朵午夜的木芙蓉，在银白之上覆盖红艳的礼服，天亮之前还来得及美丽盛开。照了镜子，染得不错嘛！她说着，疲顿的脸露出稍稍满意的笑容。

我们好像很久没这样靠近了，原来如此接近的感觉其实不差。母亲永远在那里，我似乎终于找到一种不会疼痛、也不会太远的距离。窗外下起了雨，分不清楚谁是谁的车辆疾驶而去，留下一阵听来全都一样的引擎声。

胎记毕竟是胎记。胎记来自母亲，我想成为我自己。

（本文为武陵文教基金会第二届全国高中生文学奖比赛散文组第二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