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的关照 深沉的叹息--纽约看《悲情城市》

不安的年代，文清（梁朝伟饰）与宽美（辛树芬饰）的爱情为观众带来安慰。（照片版权：年代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导演侯孝贤（右二）指导演员演戏场景。（照片版权：年代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一个镜头，就有回味无穷的丰富表达。（照片版权：年代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悲情城市 经典剧照书（33周年珍藏版）》。（新经典文化提供）

本文系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先生于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影展观看《悲情城市》首映后所撰写，原刊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时隔33年，《悲情城市》4K修复数位版重新上映，200帧珍贵幕前幕后照片首度曝光，由新经典文化结集出版，并收录此篇推荐专文。人间副刊特别将此专文重刊，以飨读者。

我在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看到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纽约影展的首映，银幕变得非常拥挤，剧情之外，诸多童年往事忽忽都到了眼前。终场后不禁为上一代人的青春，为台湾的命运长声叹息。

但这部影片最惊动人的不是二二八的题材，而是侯孝贤深沉的人文观照，对生存的艰难与生命无常所抱持的悲悯胸怀。很多电影观赏时让人无限激动，不久便随风而逝。《悲情城市》经得起细读细嚼，令人反思低回，无法忘怀。

影片描述改朝换代中，一个家族的没落以及年轻人对理想与爱情的追寻。时间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日本投降，结于大陆弃守，政府迁台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剧中寻常百姓的遭遇反映出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混乱与混乱中造成的悲剧。

基隆林姓阿禄师早年是江湖人物，有四个儿子。长子文雄继承家业，成为角头老大，胸膛刺青，外蓄侧室，光复后开设酒家，兼营商船往来基隆上海，因与内地人的帮派冲突，死于上海佬枪下。二子文龙是个爱听古典音乐的医生，为日人征召赴南洋当军医，失踪。三子文良被日军调到上海当通译，神经错乱返乡，痊愈后与上海佬广东客勾结，利用文雄的船只走私白粉，二二八后为内地人帮派陷害被捕，出狱后成为痴人。四子文清童年失聪，在金瓜石开设照相馆。

文清挚友宽荣和一群以台湾绅士林老师为首的知识分子密切往来，经常在文清的照相馆高谈国事。宽荣的妹子宽美在矿工医院当护士，与文清彼此爱慕。二二八事起，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的林老师被枪毙，文清与友人被捕。宽荣逃入山林，文清无罪开释。文雄死后，文清宽美匆促成婚，不时接济宽荣和他的同志。长子诞生后，宽荣被捕，文清受到株连，再度入狱，留下宽美独自扶养孤子。

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充满激情的题材，侯孝贤却能不愠不火，从容出入几个层次，使《悲情城市》兼具艺学的完美与时代见证的优点。

首先令人动容的是台湾社会真实质感的体现。

影片中，台语、国语、日语、客家语、上海话、广东话、京片子交杂出现，正是光复初期岛上南腔北调的语言世界。剧中人交谈有时必须经过几道翻译，有时以对方听不懂的方言损人，点出新移民与岛上居民的无法沟通。全剧语言鲜活，情节转折妥贴，编剧吴念真，朱天文的功力使人赞叹。

演员的一言一行，举止进退，在在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表露，自然得仿佛没有剧本。港星梁朝伟以小动作和眼神细腻地演活了失聪的文清。饰演文良的高捷几段发作或发痴的戏充满说服力，成为观众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与侯孝贤长期合作的辛树芬演技更上层楼，从皎如百合的纯情「阿娘仔」演到坚强的少妇，每个阶段的含蓄表演令人怜爱。在侯孝贤世故的运用下，所有的角色，包括李天禄的祖父，詹宏志、吴念真、张大春、谢材俊的知识分子，还有只出现一两次的阿匹婆和音乐家蔡振南都有让人眼亮的演出。

饰演文雄的陈松勇抢尽镜头。我们看到他大手大脚大嗓门地演绝黑道老大的角色，却又细心为孩子盖被，柔声跟发痴的文良说话，更用长时间泡老人茶，说了一大堆童年琐事。侯孝贤舍壮烈耸动的大场面不拍，却用相当篇幅细写与剧情发展无直接关系的生活小节，除了加强人物的真实感，更说明了二二八只是《悲情城市》的大背景。小人物的命运，人和人之间的关爱，才是侯孝贤执迷的主题。

物与生活之外，野台戏、舞狮、祭拜、正音、哭调，岛屿生活的文化层面透过镜头朴实的表现，交织在剧情里，成为生命长流的点滴。初次正式掌镜的陈怀恩令人惊喜莫名：影像竟然捕捉到台湾饱含湿气的温润空气和光复后昏暖的灯火。在电视连续剧和电影长期扭曲台湾居民的形象之后，终于有这样一部电影真诚、细腻、成功地为斯土斯民造像。

《悲情城市》的镜头恒常以中景呈现生活似的视觉角度，让观众安稳地审视那个年代的悲欢离合，也为复杂的剧情与繁富的表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侯氏长镜」在这部片子里变本加厉，超过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不到三百个镜头。观众只看到演员的表演，没有意识到导演的上下其手。角色的情感因此得以和观众直接交流，重要的主戏得以酝酿、累积出饱满的张力。甚至一场戏结束后，镜头依然静止不动，留给观众一个整理和沉淀的空间。

文清夫妇接获信函，得知宽荣被捕的一幕，给人的冲激最大：宽美在榻榻米上耐心喂小孩，文清进来，把信递给她。宽美读信，惊愕，惶然，文清抓住她的手。小孩把信抢走。宽美继续喂孩子，把信捞回来，再读一遍。小孩爬来爬去，呀呀叫着，文清捧面伏身。几分钟的长镜，没有惊呼，没有对白，没有大动作，却造成震耳欲聋的撼人效果。

几个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场景，镜头常摆在同一个地方。日女静子前来告别；文良入院，出院；上海佬探访文良；宽美做着护士的工作，又挺着大肚子入院待产；二二八受伤的内地人前来求治，都在医院玄关展开。又如，宽美与文清重逢，笔谈别后状况的林家餐厅，正是剧终时残破的林家众人晚餐的地点。观众在几乎相同的距离旁观这一切，从而得到时光流逝，人事全非的沧桑之感。

一些精心构思的镜头也安静而有力地传达出戏剧动作之外的暗示。俯摄的夜晚街头，足声卡卡地奔过两名女子，引出宽荣逃亡受伤的情节。文清出狱一场，牢室紧逼，漫无止境的长廊凌迟着焦切的观众，文清出镜，铁门哐啷闭上后的死寂，使观众的心直沉地底。而一再出现的含烟港湾的空镜头，不仅平衡了剧情的炽烈，也仿佛宣告天道无亲的冷酷。

侯孝贤平静的推展剧情。产妇生子，疯子发作，医生验尸，黑道火拼，这些寻常电影渲染煽情的场面，都朴实地交代过去。文良、文清被捕，观众不在现场。宽荣受伤哀叫连连，但应该是血肉糢糊的伤脚被桌子遮住了。文良出狱后七孔流血，只是惊鸿一瞥，随后庆祝新年的场面，炮竹变得毫无喜意，狮子恍然舞在一片荒原之上。

影片开始，还在走字幕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在漆黑中喃喃不休。陈仪宣布戒严的广播使人想起天安门事件中李鹏的语气。两项时局的巨变，突如其来地由两种不熟悉的语言宣告，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益发凸显岛上居民在外力拨弄下的无力、凄惶。同步录音所带出的鸡叫、婴啼、犬吠，着墨不多，却有效地点出时代的不安和恐怖。

光复后陈仪政权的腐败，是从知识青年议论时政，「通货膨胀」、「失业」、「政府是公司」、「法院是他们家开的」这些谈话里透露出来的。文雄的「台湾人可怜，众人吃，众人骑，无人疼」一语，道尽老百姓的委屈与不满。愤怒的民众闯进火车车厢，搜寻外省人出气，被误人为「阿山」的文清，惊恐中挣扎出一句「我……台湾人」，那份瘖哑与曲扭正是岛民处境的写照。

惶乱恐怖的年代里，文清与宽美的爱情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安慰，甚至希望──希望影片在全家福的照片停格中结束。两个年轻人在「萝蕾莱」音乐声中款款笔谈，文清提起年幼失聪的往事，宽美怜爱的含蓄表达，是华人电影里最令人难忘的恋爱场面之一。

《悲情城市》的戏大都在室内进行。文清接宽美上山城，两人和宽荣拍照，以及文清送宽荣兄妹下山，三场戏的背景豁然海阔天宽，年轻的理想，爱情和友谊仿佛可以沿着蜿蜒的山路无限发展下去。这些过场简洁地歌颂青春，也有力地强化了日后三人理想破灭，生离死别的失落与悲恸。

对比于沉重气氛淡淡凝造的是侯孝贤和两位编剧一向擅长的幽默。医院恶补国语，初挂国旗失误百出，塾童模拟旦角身段，乃至文雄叙述扫墓的情景，不以闹剧形式呈现，却成功地掀起哄堂大笑。爆笑声中，剧情「言归正传」，把悲情继续刻划下去，电影就在一紧一弛中建立了张力。

有时，一个镜头，一件小事，就有回味无穷的丰富表达。文清在监狱里倚栏外望的画面，仿佛是二二八时期岛民困境的缩影。文雄侧室的长子生于光复之夜，诞生时熄电的电灯忽然大放光明，因此取名「光明」。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一开场就出现的名字，成为一个庞大的反讽。

字幕的有效运用则是侯孝贤功力四两拨千斤的表演。一些重大的变故以简短的文字反白出现在漆黑的银幕上，比现场目睹更叫人惊动颤栗。宽美的日记与信件不时给影片添加清丽的诗意。宽荣对樱花飘飞的向往遥遥指向他日后奔赴理想的牺牲。及至文清难友遗笔「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　无想无念」，宽荣留话「当我已死　我的人已经属于祖国　美丽的将来」，影片忽然跃离钩心斗角的黑道纠葛与儿女情长，提升到理想的清纯与史诗的壮阔。个人的苦难顿时成为家国的悲剧。

然而，故事没在这里结束。文清二度入狱后，宽美致函报告近况：「……芦花开了　满山白蒙蒙　像雪」。镜头带出众人在酒家玩四色牌，林家老少晚餐，远处看得到文雄遗孀在客厅张罗，孩子们窜进窜出。事件过后，最直接的改变是男人走了，留下一张全家福相片，女人压抑苦痛勉力持家，把下一代教养成人。日子要过下去，饭要吃，生意要做，一切仿佛不曾发生。生命的悲情莫过于此。电影在这里结束，一路累积的张力凝结为一颗大石，重重压在人心头。

这顿「最后的晚餐」吃得很久很久，好像一场仪式。《悲情城市》有几场仪式──开场戏里文雄侧室生产，文雄焚香求神保平安；酒家开张，林家祭天祈福；文雄的丧礼与文清宽美的婚礼接连登场。侯孝贤以漫长的镜头记录这些场面，而一些生活小节：像静子向宽美的告别，几场吃饭和拍照的场面，也都处理得大方稳重，有如仪式。文清宽美的全家合照安静进行，观众事后才意识到，原来是一场「告别式」。

从《小毕的故事》以来，侯孝贤在台湾文化的砾土上，不管票房失利，不顾身负重债，一直以惊人的自信锲而不舍地为台湾社会造像。在《悲情城市》里，他以多年的历练刻划一个不曾亲身体验的时代与社会，获得惊人的成就。

「侯孝贤对形式的掌握，对结构和灯光的控制，指导演员的技术，以及他深厚的文化根源，在在令人敬畏。」纽约《村声周刊》的影评人这么说：「《悲情城市》尖锐的历史感和出人意表的美，使大部分欧洲同行无地自容。」

四年前在宝宫戏院观赏《童年往事》，观众席只有十八人的凄凉场面依然历历在目。在大会歌剧院以及在当代美术馆讨论会震天的掌声里，四十一岁的侯孝贤没有意气风发的得意，亦无故作谦虚的表态，让人心里充满了喜悦与敬意。

《悲情城市》是一部历史性的经典之作。《悲情城市》宣告一位伟大导演的到临。

（本文原刊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时报》，近期收录至《悲情城市 经典剧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