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佛慈悲，但對穆斯林除外？緬甸佛教僧伽塑造的「伊斯蘭恐懼」與宗教衝突

2015年，一位印尼穆斯林女性在缅甸驻雅加达大使馆前，抗议缅甸僧旅团体迫害穆斯林。 图／路透社

编按：缅甸内战3年多以来，缅军与各方势力相互厮杀，战情胶着。一片混乱中，西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却面临比2017年缅军清洗更严酷的暴力，这一次的迫害者则是正与缅军交战的反抗势力若开军（Arakan Army），再次凸显出缅甸宗教与族群冲突的复杂性。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然而宗教包容性不佳，不同信仰族群间关系长期紧张。尤其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排挤更为严重。例如，若开邦的佛教徒经常与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发生冲突，后者甚至面临不被承认国籍的困境。

令人深思的是，佛教以慈悲、非暴力见称，其信徒为何会产生排外倾向，甚至诉诸暴力行为？那些作为佛教代言人、在国家和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僧伽，何以默许甚至支持这类行径？

▌殖民统治对缅甸宗教与社会的影响

公元3世纪，上座部佛教自印度传入缅甸，至公元11世纪，国王阿奴律陀（Anawrahta）立为国教，标志佛教在缅甸的全面传播和制度化。佛教深刻影响缅甸文化、法律和社会结构，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然而，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为缅甸日后宗教冲突埋下祸根。

19世纪初期，英国入侵缅甸，经过3次英缅战争后，逐步控制了全境，并于1885年正式将缅甸纳入英属印度版图。英国担心国王若留在国内将成为民族抵抗的象征，于是决定废除了缅甸的君主制度，将王室流放至印度，以削弱缅甸人民的反抗意识。随着君主制的瓦解，佛教社群失去了传统的保护伞，宗教与国家被迫分离，佛教也失去了国教的地位。

英国在中央地区实行直接统治，而在周边地区则采用间接统治。英国派遣印度菁英到缅甸担任行政职务，同时吸引印度商人前来发展资本主义贸易模式。许多穆斯林印度裔经营小型至中型企业，积极从事商业活动，逐渐在经济上掌握主导权。作为殖民代理人的印度移民群体，不仅在族裔上与本地居民有所不同，且大多数是穆斯林，仅在经济方面与缅甸本土社会互动，族群间缺乏深层的社会和文化联系。

建于19世纪的Bengali Sunni Jameh Mosque，是早期南亚裔穆斯林留下的历史痕迹。 图／维基共享

缅甸当地的穆斯林历史，可追溯到至少公元9世纪，陆续有外来移民从中亚、马来半岛、南亚、中国等地移入缅甸，包含罗兴亚人（Rohingya）、潘泰人（Panthay，即源自中国的回族穆斯林）、若开邦的卡曼人（Kamein ，先祖来自波斯和阿富汗等），以及印巴、马来穆斯林与缅族混血穆斯林等等。不同宗教或族裔之间的冲突在近代以前的历史就时有所闻。

19世纪英国的殖民统治并非为了在缅甸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的扩张需求，重在资源掠夺和经济利益。因此，英殖民者不关心族群融合的问题，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社会稳定或种族和谐。随着印度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部分缅甸人民被排除在殖民体制外，不仅面临失去政治话语权的困境，还要承受日益不平等的经济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许多具政经优势的印度穆斯林男性在缅甸与当地佛教女性通婚，且要求配偶皈依伊斯兰教，这样的现象引发了缅甸佛教徒的深层恐惧，他们担心本地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被伊斯兰化，最终导致佛教法脉的断裂和消亡。

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彻底改变了该国的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虽然殖民统治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这些利益并未惠及缅甸的本地民众，反而使他们处于殖民等级体系的最底层。缅甸人不仅遭受经济上的剥削，失去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权，还面临宗教和文化遭受边缘化的困境。再加上英国对印度移民的偏袒，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上升，使缅甸本地民众感到自身的信仰和传统被威胁。多边困境激起了缅甸人的不安和愤怒，将殖民统治的不满逐渐转移到印度穆斯林为首的穆斯林群体身上。

来自南亚的印巴穆斯林后裔，现多居住在仰光地区。图为2015年仰光地区的清真寺外墙。 图／美联社

▌印缅骚乱与佛教民族主义的形成

1930年代，缅甸的族群紧张关系逐渐升级，终于1938年7月爆发了大规模的印缅骚乱。此次骚乱的导火线是一本由穆斯林撰写的书籍，其中的内容被指控侮辱佛教信仰，激起了缅甸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佛教僧侣们随即积极介入此事件，动员寺庙在仰光发起大规模抗议集会，吸引了多达1万名支持者，其中包括约1,500名僧侣。集会的诉求集中于对穆斯林社群的不满，强烈指责他们不仅剥夺了缅甸人民的财富，还因通婚现象威胁到他们的家庭，带走了缅甸的女儿，将穆斯林视为头号敌人。

根据1939年缅甸官方暴动调查委员会（Riot Inquiry Committee）的报告，印缅骚乱引发了严重的流血冲突，造成240人死亡、987人受伤，进一步撕裂了缅甸社会，使族群对立情绪达到顶点。此次事件反映了经年累月的社会压力和宗教矛盾，也为之后的族群关系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使缅甸的宗教和族群关系更加脆弱和动荡。

1948年，缅甸脱离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然而新的民主政府却未能维持稳定。面对不断加剧的族群冲突，吴努（U Nu）领导下的缅甸民主体制以失败告终。随后在1962年，尼温将军（General Ne Win）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威权统治。

新政权借着国内分裂局势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并于1974年推出新宪法，将缅甸划分为7个省和7个族群邦，便于控制少数民族。例如在1962年，缅甸政府解散罗兴亚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1977年将罗兴亚人排除在公民之外，导致逾20万名罗兴亚人在1978年涌进孟加拉等等。直到1982年尼温政府颁布了国籍法，将135个族群划分为8个主要民族（缅族、掸族、克伦族、克钦族、钦族、孟族、若开族、克伦尼族），从而在法律上巩固了缅族主导的民族结构，并排斥主要包括罗兴亚人、印度裔及部分克伦和掸邦的穆斯林后代。

在1988至2011年间，随着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上台并改组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SPDC），军事统治开始加强对少数族群的镇压。尤其是在若开邦，针对穆斯林的迫害进一步加剧，军方强迫穆斯林劳役，没收土地，并驱逐罗兴亚人至孟加拉国，甚至在清真寺旧址上修建佛教寺庙，以此巩固佛教民族的优越地位。

到了2000年代，SPDC利用全球反恐的氛围和伊斯兰恐慌的浪潮，透过官方报纸和宣传手段散播反穆斯林观点，将穆斯林描绘为「接管国家」的威胁。政府将穆斯林作为代罪羔羊，散布恐慌言论并发行反穆斯林册子，煽动社会排斥，借此转移公众对专制统治和政策失败的注意力。

2015年一名缅甸僧人，走过一面贴满反穆斯林内容的告示墙。 图／路透社

▌现代佛教民族主义运动与Ma Ba Tha的崛起

在SPDC推动阴谋论并偏袒佛教的背景下，佛教民族主义迅速扩张，并逐渐成为反穆斯林情绪的依据。反穆斯林情绪在宗教布道和僧伽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搬上台面。这时僧伽的角色愈加显著，并依托佛教教义中的「Dullabha」（指人身难得）的概念，被民族主义僧伽解释为捍卫佛教的依据。

僧伽将穆斯林视为可能的入侵者，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保护佛教的存续与尊严，将反穆斯林行动合理化为维护佛教价值的必要行为。而两次著名的由僧侣领导的佛教民族主义反穆斯林运动，「969运动」和「Ma Ba Tha」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发展出来。

2012年，以保护佛教文化为名的969运动在下缅甸迅速扩展，推动佛教徒仅支持带有「969」标志的佛教商店，并抵制带有「786」标志的穆斯林商店。数字「786」源自阿拉伯语数字化的传统，意指「奉真主之名，最慈爱、最仁慈的」的数字化表达。穆斯林使用「786」来代替书写这句祝福语，以便尊重并保护圣语的神圣性。而佛教徒针对786标志的商店而起「969运动」，969象征佛教的三宝：佛（佛陀）、法（佛教教义）、僧（僧侣），被赋予抵制穆斯林影响力的象征。

2013年仰光一辆计程车，贴着「969运动」的LOGO贴纸。 图／美联社

▌Ma Ba Tha的影响与反穆斯林论述的深化

随着969运动的影响扩大，该运动于2013年转型为一个更加组织化的团体——Ma Ba Tha（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Myanmar，意为保护国家、宗教和佛教教法组织），并获得了亲军方的联邦团结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USDP）支持。

USDP政府默许Ma Ba Tha僧侣在佛教布道中散播反穆斯林的言论，进一步增强了其全国影响力。Ma Ba Tha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威拉杜（Ashin Wirathu），一位以其激进的反穆斯林言论而闻名的僧侣，他是969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Ma Ba Tha组织的成员。（延伸阅读：「佛教宾拉登」触怒军方底线？缅甸通缉激进和尚威拉杜）

随着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扩展，Ma Ba Tha组织在社会中推动了一系列反穆斯林的激进论述。威拉杜等核心成员频繁在讲道中警告信徒，将穆斯林描绘为对佛教的威胁，并进一步将全球伊斯兰化与缅甸的地方问题联系起来。Ma Ba Tha组织及支持者不断强调，来自国际穆斯林组织如沙乌地阿拉伯及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支持和资金，正逐步渗透并加强了缅甸境内的穆斯林社群，助长了所谓的伊斯兰化风险。这样的论述不仅加深了佛教徒对穆斯林的敌意，也激起了他们对自身宗教和文化存续的深层忧虑。

Ma Ba Tha的「反伊斯兰化」行动旨在透过夸大穆斯林威胁，警醒佛教徒以抵抗「侵略」。僧伽与信徒流传着穆斯林所谓「征服」缅甸的各种手段，例如：以礼物或暴力手段诱使年轻佛教女性皈依，甚至声称穆斯林男子会为此而受到穆斯林领袖的奖励。

此外，未成年佛教女孩被迫嫁给穆斯林男性后，可能遭受身心虐待甚至被杀害的叙事在社会中流传，使佛教徒对穆斯林的恐惧进一步激化。针对所谓的「威胁」，Ma Ba Tha推动政府颁布了四项保护法律，包括婚姻法，旨在限制穆斯林男性与佛教女性的婚姻，以期保护佛教社群免受穆斯林所谓的入侵。（延伸阅读：被迫从军的幽灵公民：缅甸罗兴亚人遭诱骗参军，与中国精明的内战仲裁）

被称为「佛教宾拉登」的威拉杜，2019年抗议缅甸宪法改革。 图／路透社

当代的反穆斯林论述与1938年骚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殖民时期，缅甸佛教徒对印度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商人所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充满敌意。Ma Ba Tha僧伽利用这段殖民时期的记忆，将过去的「奴役」（kyun-bhawa）经历映射到当前情境中，称缅甸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奴役可能在穆斯林手中重演。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缅甸的佛教徒可能会再度沦为奴隶——这样的历史叙事成为了当前佛教民族主义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使佛教徒在过去的创伤中汲取教训，抵御他们认为的「外来宗教威胁」。

尽管随着2015年翁山苏姬领导的NLD政府上台后，Ma Ba Tha的正式影响力逐渐减弱，该组织甚至被解散，但其理念依然在缅甸社会的根基中存在。透过宗教教育、学校教材和社会活动，继续向年轻一代传递佛教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维护佛教文化的纯洁性、抵制外来宗教的渗透，并将穆斯林塑造成威胁佛教存续的象征。宗教恐慌论述深植于缅甸社会，使反穆斯林情绪在国内得以持续，成为佛教民族主义的延续力量。

▌僧伽的社会角色与族群冲突的深化

事实上，缅甸的穆斯林人仅占不到5%，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和反穆斯林运动已经成为佛教徒社会化的一部分，并在特定的政治时期被放大。从殖民时期的历史不公到现代佛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佛教民族主义者透过集体受害感的框架，将穆斯林从被压迫者转化为加害者，缅甸佛教徒则透过反穆斯林情绪与集体受害感构建了自我认同。而缅甸佛教僧伽的社会角色发挥作用，他们不仅是宗教领袖，更被视为「保护国家与宗教」的道德权威。

僧伽借此身份，在集体记忆中强化受害者形象，并透过Ma Ba Tha组织的正式架构，推动佛教民族主义，制造宗教恐慌，赋予排外言论正当性。他们利用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不断唤醒佛教徒对穆斯林的排斥情绪，使得宗教恐慌成为一股持久的社会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的族群冲突问题更加复杂，并在各类政治动荡中不断重现，成为缅甸族群冲突与宗教排斥的重要驱动力。僧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使得解决宗教恐慌变得更加困难。

2017年印尼群众抗议激进佛教僧人威拉杜，指他煽动伊斯兰恐惧并迫害穆斯林。 图／路透社

责任编辑／王颖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