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希望滴灌通能成事
2024年创投圈至今最火的词是什么？AI和滴灌通。前者是技术创新，后者是模式创新，两者排名不分先后。
尤其是如果你在5月初的投中年会凑过热闹，一定会更有感触：5月8日第一天的议程人多到严重超时，预计中午12点结束的上半场，拖拖拉拉快到1点才收工，几乎不留午饭时间，可1点半就有观众回到场地来占座位了——因为朱啸虎和傅盛快要上台掰扯掰扯大模型投资的事儿了；朱啸虎和傅盛的掰扯大概下午3点结束，但2点半就有观众提前离场了——因为滴灌通那边的分会场要开始了。
而且滴灌通这个分会场其实不应该这么热闹，因为这是场闭门会，需要主办方的邀请函。可即使进不去，门外还是围了一圈人。一部分人似乎是在等待一张熟面孔在会场里出现，看看有没有机会“蹭进去”；更多人干脆像我一样，直接把门外变成了一个“小分会场”聊了起来。
我问大哥你们是打算复制一下“滴灌通”吗？大哥们说“嗐，现在都这样的，好歹要了解一下吧”。
我是“论迹不论心”这句老话的忠实信徒，笃信预期管理至上的投资人们，决策的背后都有严密的ROI逻辑。所以那一刻我真的相信，能被这么多人寄予厚望、当做解题思路，滴灌通可能真的成了。可没想到5月还没过完，我就接连刷到了两条关于滴灌通的“负面舆情”：
一条说，“滴灌通要求员工出资100万给公司创业“，另一条说，”滴灌通开启了裁员计划，涉及100多人“。两条加起来，大家进一步推导出一种可能性：滴灌通模式，可能不行了？
“普惠金融”和“温州模式”
滴灌通到底行不行，这简直快要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聊到最后你会发现大家是在争论，到底什么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又到底在创新什么？
况且滴灌通CEO李小加先生还是个根正苗红的人。他1984年在厦门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先后在华尔街、美林证券、摩根大通都工作过。为群众们所熟知的身份是港交所行政总裁兼董事会成员，老股民们尊称其为“我们小加大人”，尊敬又不失俏皮。
职业历史光鲜亮丽，浓眉大眼，阳春白雪，看起来更像是上一个周期的红利既得者，望之不似有“换牌桌”的必要。如果再诛心一点，很像是吃惯了细糠的人总想试一试粗糠是什么滋味——在很多次公开的演讲中，他多次强调澳交所为小微企业服务，所设计的“RBF”（revenue-based financing）模式则是一种“综合各方考虑”的新方案：
滴灌通用资金交换到的是老店的“分成合约”，为投资者链接到最想要的底层资产（收益权）；与此同时，滴灌通会在前期自己完成股权融资来筹措资金，不会摊薄店铺的股份、不会要求开店者的任何抵押、更不会要求开店者提供个人担保。
——从这个层面来看，相比起金融创新，实际上更容易让人想起的事“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这词儿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提出来的，时间是1974年发生的孟加拉大饥荒期间。当时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现即使发现只批准非常小额的贷款，穷人们显著提高生存能力也能够得到显著提高，因此他在自己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 Bank）开始推行为贫困人群提供小额贷款的专项业务。
滴灌通也具备这样的内核，一方面帮助那些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同时又尽可能地改变投资人所扮演的“纯收割者”角色。他们的企业口号是do well，do good，micro star。连滴贯通的英文名字也是micro connet，充满了理想和人文主义色彩。
对了，这里补充个冷知识：格拉明银行为穷人们提供专项贷款服务的事迹传开后，人们广泛认为此举能够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穆罕默德·尤努斯也因此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注意不是“经济学奖”。
滴灌通也很有“温州模式”（也称“温州非正规融资金融”）的影子。
“温州模式”的雏形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互助性金融组织。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工业迅速发展，民间对于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而普通群众跟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金融抑制“的问题，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的部分，这种互助性金融组织再次焕发的生命力。
钱水土老师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户融资行为研究——基于浙江温州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中提到：这些温州非正规金融的借款对象大多为农户，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各方面情况达不到正规银行的审核标准，且大部分农户的学历不高，觉得自己弄不明白那些复杂的流程。与此同时“温州模式”在时效性也有很大优势。这些农户们出现的借款都很着急，大多数的用途是孩子上学，或者出于生产扩建进行“临时周转”，而银行的等待成本大概是10天甚至以上，非正规金融渠道则可以做到0天。
您翻翻李先生的采访记录，类似对“小店主们很难被常规金融渠道接纳”的论述屡见不鲜。例如在去年10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李先生就向媒体朋友们分享了一个他的观察：
这些小店自然生命周期也很短，一般都是两三个回本周期，最多四个回本周期，然后可能基本上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回本之后小店主可能自己也想歇口气或者想换一个更高利润的事情来干。
“无法复制”的“非标交付”
那么我们能把滴灌通理解成普惠金融（内核）+温州非正规融资金融（操作手法）+科技金融（技术手段）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还要回到钱水土老师的那篇调查报道里去。钱水土老师的团队发现，在调查样本中，有多达90%的农户都使用过1-5次，甚至5次以上的非正规金融，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这其中有95%的人都能如期按照要求还清所需贷款。
钱水土老师因此认为，这个数字涉及到一个正规金融公司单位做不到的事情，即无形的、来自亲人和朋友信用背书和纽带关系。当这条纽带存在，借款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是否需要借贷给他，借贷多少。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也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中国乡村的内核是熟人文化，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群与己、公与私的界限模糊。而只有在这种格局下，温州非正规金融这样的模式才能拥有足够的生存土壤，因为人们很在意自己的名声，家族的声誉，进行在还款情况大都表现良好，借款和还款的摩擦成本较低。
这是滴灌通所无法逾越、无法复制的。滴灌通作为金融科技公司实体，超越了熟人社会。因此某种程度上，当滴灌通的“温州模式”规模做得越大，坏账率可能就越高，也无法再借用家族声誉、同乡信任这些传统舆论场的保护，进而导致摩擦成本很高。
具体到操作过程中，滴灌通的员工虽然可以基于他的生意多大，可计算出的成本，利润，流水多少来监控。但现代金融行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即对方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里面给坏账留足了空间。
有了这个前提，“员工必须来跟投”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应对策略，也是目前PE/VC行业目前所流行的一个策略。
只是这个策略又将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员工与机构之间的“抗风险能力是严重不对称的”。大白话就是，很可能你给我的工资都没有100万，那么万一投资企业倒了，对于我个人损失是百分之百。如果员工跟投还连带决策权，甚至更多的权责，那么员工大概率会选择“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滴灌通业因此很难像“温州模式”一样，随着“规模的增长带来更多的繁荣”。随着新客的成本、管理成本、员工成本随着规模越大，滴灌通的边际成本只能越高，最终会形成一种滞胀。李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他们是为小微企业一条龙服务的——翻译过来，这就是李先生在坦白地说，他们所交付的产品都是非标品，对于需要定制化的产品，规模效应可能不会那么明显，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更多的个性化投入。
我们还可以通过计算来佐证上述观察：滴灌通跨境结构下的税负成本非常高，针对付本之后的分成，需要缴纳增值税及附加（6.72%）、企业所得税（15% or 25%）、境内向境外分红的预提所得税（10%），综合测算下来，商家付出100元的超额分成，投资者仅能收到62.25 元（按照25% 所得税，(100/106.72%)*75%*90%），即综合税负占到了36.75%，在叠加交易所的成本，实际上可能有一半的摩擦成本。
另外，由于滴灌通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投资，然后化整为零的来还钱，在单位时间内，肯定是花出去的多，拿回来的少，这也给风控留下了很大的一个敞口，单店现金流也需要总部供应链和职能的支持。
李先生早期是拿自己的钱开了2000多家线下门店，现在让员工跟投，好听点说是理想跟不上现实的结果，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时间，直白点说是本金不够、撑不住他们的理想。
科技金融说白了是服务供需两端的技术手段，让管理更为高效，透明，申请也更为便捷，快速。这种便捷，在帐算的过来的时候是有效的促进手段。在帐算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敢死队”，加速灭亡。
“疯子”与“先锋”
聊到这里，你或许会忍不住问，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否定“滴灌通”的创新性？或者说，这是否证明了“滴灌通”就是一个“会化妆的差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温州模式”的故事中，聊聊在贾冬婷《温州危机》提到发生在温州乐清的”抬会“事件。
“抬会”指的是以高息为诱饵，层层向下吸引群众入会，形成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的金融骗局。从1985年8月到1986年初，这一疯狂的游戏在温州乐清蔓延，总发生额约10亿元，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直到层层累加下的金字塔上的支付危机再也无法解决，导致8万多户家庭破产。
“抬会“与通常的温州非正规金融的本质区别是，“抬会”是一种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极端案例。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认为，温州民间各种“互助会”链接且产生的金融，是一种熟人圈子里合约人格化的交易，个人人格过往的长期被认可的信誉是在这个担保过程中的主要资产，即信任资产，而“抬会”让不那么熟悉的朋友也都参与进来，这种参与是对原来小组织的冲击，离最早期的熟人社会越来越远，那么这种人格化的交易与信任资产的作用越来越弱了，风险也被指数级放大，一旦某一个链条出现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值得一提的事，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温州本地银行“不良贷款率”是最低的，远低于我们熟知的那些有头有脸的正规金融机构。
所以，即使出现了“抬会”这样的恶性事件，大量学者还是会相对正面的态度来评价“温州模式”。更何况新中国经济史上大量的“第一次”就是基于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到第一个私人钱庄、首批农村改革实验区，温州向全国输出了大量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
史晋川教授也用过一个比喻，“民营企业缺水，建一根大管子没用，对不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这不就是对滴灌通的市场价值最好的诠释和描述？
香港大学法学院郁光华在他的论文《从温州民间非正规融资市场看发展中小型企业融资市场的重要性》中也强调过温州模式存在的必要性。他发现，正规金融对于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的占比非常小。在工业总产值中，1985、1990和1995三年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64.8%，54.6%和33.97%，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5.14%，45.4%和66.03%，在同期的国家银行贷款中，非国有工业部门所占比重为5.44%、5.48%、2.79%。
在私营生者和企业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非正规融资市场必然会诞生。而在众多的非正规融资区域中，温州的民间信用市场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温州模式里面有一位著名的“疯子”叫叶文贵。他早期实业创业，带着全村致富，破格被任命为副区长，鲁冠球说他“浙商教父”，费孝通说他“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但他却在如此地步的情况下，选择了跳出这个舒适圈，毅然选择制造电动汽车——那可是1980年代，现在制造电动汽车的各位翘楚有的刚出生，或者在上幼儿园，结局自然是家财散尽，而大家开始理解他，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现在你看关于他的采访资料，还会看到他在喃喃“就差2000万了”。
先锋在一个时代往往是不被理解的，叶文贵会从“疯子”变成“先锋”，李小加又何尝没有这汇总可能性呢。给创业者，企业家以耐心、给予创业者“犯错”的勇气，是这个时代缺失的品质。
成熟的世界观是，认知到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是存在大量的灰色的。很多人痛骂滴灌通的模式，或者有人说，质疑滴灌通，理解滴灌通，成为滴灌通。好多朋友来问我你怎么看？我本人无比的希望李先生可以成，即使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事情，他的出身或许带着所谓善意会被误解，但挑战不可控的风险，最终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不就是当年我们投身这项事业所追求的浪漫吗？
实际的做错，比纸面上的否定，是更珍贵的东西。就像陈嘉映最新的访谈节目《解释鸿沟》中讲到，人是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滴灌通”也许承载了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