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过三民主义 但现在我信睡觉

家传（天下文化）

父亲一向把做人该有的原则放在最前面，也因此做了些让当道不满的事。例如陈仪一九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新店军人监狱被枪决，遗体停在殡仪馆，至亲好友怕得罪当道都不敢去吊祭。父亲则认为政治归政治，情义归情义，一得知消息就第一个去吊祭老长官；他是唯一去吊祭的政府首长。

而且陈仪去世后，其日籍太太生活无着，只得返回日本娘家依亲。后来如有亲友赴日，父亲都悄悄托人给她送点生活费。

父亲曾对母亲说，陈仪太太从不用公家车，每天自己拎菜篮上菜场买菜，夫妇俩的生活一直很俭朴。──他当然知道去吊祭老长官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等人的耳里会影响官运，但他并不在意。

又如吴国桢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美国发表批判国府言论后，昔日属下都受到种种调查，要他们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父亲也被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人约谈两次。母亲回忆说，父亲每次都是晚上八点多去，十二点多才回来，查问吴国桢在省主席任内有无贪污、买金子、虚报帐目等等。之后父亲则开始被跟踪，家门口突来了一个香烟摊，目的是记录父亲行踪；他的住家及事务所都受监控，连往来的公司也被查帐。最荒谬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姊任景文要赴美留学，出境当天不但行李被海关逐一打开检查，连新做的旗袍领子也被一件件拆开！......当局大概怀疑父亲托我大姊带什么密谋信函给吴国桢，而信函可能藏在旗袍领子里。

父亲不但心胸豁达，聪敏好学，从不虚度光阴。别人坐牢大多怨天尤人，意气消沉，他坐牢两年九个月，不但以他和母亲的故事编了一出剧本「小秋」，还编了一本八百多页的《中文字典》于出狱后出版。他的专长是法律与财经管理，谁也没想到他会编字典，并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另关蹊径，把自古以来的部首做了大调整。他的「弁言」不足一千字，简洁扼要，无一句提及身系牢狱编书的背景。我上初中时，父亲送我那本字典，我还不太了解那些部首的变化，但他说的一句话至今深藏在我心中：

「要记住呀，天下无难事，用我的部首查询，这字典里没有『难』这个字哟！」

我也记得小时候问过父亲：「爸爸，你有没有坐过飞机？」

他说有，不好玩，因为是为了要载金子给「上面」清点。

我也问过他：「爸爸，你有没有信什么教？」

他回说：「我信仰过三民主义，但现在我信睡觉！」

我初中时想去教会，父亲劝我要知道分辨，因为「很多时候，组织都是利用年轻人的热血，最后受伤的是自己！」我想这句话说出了父亲自己的心声。

父亲一九五八年元月假释出狱后，因为被警告刑期未满前不可与母亲在热闹的公共场合露面，「也不能在台北市区做生意」，后来只好远走金山乡开垦农场，住在没水没电，屋顶盖着茅草的矮屋里。

母亲说，他们初到金山乡垦荒时，因为没经验，闹了不少糗事。譬如一开始种了一大片高丽菜，眼见着逐渐长大，内心充满了将要收成的喜悦，哪知高丽菜的叶子一直长高，就是不会包起来，一季的心血全白费了。──后来他们才知道，阳明山、金山的高丽菜，如果晚了十天下种，结果可是天壤之别！

一九六一年秋天，名作家柏杨到金山农场采访，十月初于《自立晚报》的「冷暖人间」系列，发表〈两个天地间的任显群和顾正秋〉，其中一段话这么说：

关于任显群，知道的人太多了，他当过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在满街都是骆驼牌美国烟，公卖局赔钱过日子，私宰如炽，财经紊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以绝顶的才能使全国面目一新。当去年所有的公务员拿不到年终奖金，大家再度的想起了他，对于全国的老百姓而言，使现在这些只会做官的人如此窝囊下去，而使一个能干，而且有成绩的人才在荒山上埋没，这不仅仅是一出「冷暖人间」的讽刺剧，也是一幕时代的悲剧。

柏杨先生来金山农场时，我才两岁，什么也不记得。母亲一九九七年出版回忆录《休恋逝水》（时报出版）时，我在书里读到那篇文章，想到去世多年的父亲，想到很多长辈看到我，谈话间说起父亲都会说：「他是位做事的人，不是做官的人。」──如今引述柏杨先生这段文字，是一个纪念，也是与长辈们的话做个对照。（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