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雅全╳《老狐狸》：改變真的能靠近觀眾嗎？

萧雅全，2005年创立积木影像，电影作品有《命带追逐》《第36个故事》《范保德》，曾获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入围坎城影展导演双周。第四部长片《老狐狸》以八〇年代的台湾为背景探问人生价值观，于今年拿下金马奖最佳导演，收获许多观众共鸣。这里将邀请萧雅全执笔，从他自己的角度回看《老狐狸》的创作历程。

《老狐狸》是萧雅全沈潜五年，重新检视、定义自己所交出的作品。 图／积木影像提供

有两个我。

有些道别很轻盈，有些很沈重。2019年末，积木影像搬离待了14年的富锦街，那个道别，对我来说是后者。虽然知道道别是新的开始，但那当下，仍血淋淋充满挫败与恐惧。

之所以离开，源自我上一部电影《范保德》在市场上的失败，那使得公司与我个人创作，都得重新开始。而我不是年轻人，那种归零非常寒冷。

随后疫情发生，我低迷了半年，朋友游说我一起弄编剧工作室，我志不在此，意兴阑珊。就在这时，另一个我出现了，那个「我」逼迫我改变，逼迫我抵抗惯性，逼迫我别顺我，逼迫我擡起屁股去做。

于是2020年五月，我勉强自己与朋友创了「青东故事」，事后我才知道这将影响我多大。虽然七个月后我退出了，但那段时光，彻底把我从深渊拉了回来。

我很感谢当时的六个年轻编剧：薛博骏（东泽），游珈瑄，李沐恩，钟侑霖，郑安群与颜皓轩，以及随后我视为第七个，也是后来与我合编《老狐狸》的詹毅文。他们的才华与活力像春天，给枯萎的我复苏露水。

为了以身作则，我提笔与他们同步创作，开始《老狐狸》剧本，内心逐渐转为正面的力量。2021年初，与詹毅文完成了《老狐狸》的剧本时，我感到寒冬乍暖的快乐。有天走在北投路上，突然发现自己嘴角带着微笑——睽违很久的微笑。那刻我很感动，差点落泪拥抱路人。我们都摔倒过，但只要爬起过一次，一次就好，就会在心里存进一次巨大的信心。

那个微笑，我会故意记住一辈子，也会故意记得2020年五月，另一个我勉强我做的那个决定。

《老狐狸》创作时，另一个我又浮现，对我设了「改变」的门槛，也就是要改变《范保德》用诗意口吻说故事的风格。在《范保德》中，我编织了复杂的故事线，跳跃又留白，因为那样很美。但这些我自觉美的作为，却将观众推得很远。其实《范保德》本是一组双电影计划，包括「范大克」与「在一个死亡之后」，我花五年写了双剧本，想用对照，勾勒出台湾的处境与选择。但碍于预算只完成了其一（范大克），就重新命名为《范保德》，这或许也是它艰涩难懂的缘故。

怎么改变？我问我。能不能「不稀释内容」但「改变口吻」？能不能不降低电影的what，但改变how？改变真能靠近观众吗？为什么要靠近观众？不然你想靠近谁呢？

我在媚俗吗？不知道，你在重新定义自己。

我在堕落吗？不知道，你在质变。

我在对的方向上吗？不知道，你离开旧路了。

每次在这样的岔路，我都很庆幸有两个我陪着我。总有其一会主张：作品得让更多人看到才行，除了美学，还得让价值观进入社会，成为人们凝聚共识时的其一选项才有力量。

我在剪接时，对内容又做了一次取舍，放弃不少剧中大人世界的细节，以避免《范保德》惯性再现。我想守住聚焦在十一岁主人翁——也就是白润音饰演的廖界身上的目标。当然这些舍，又是来自另一个我的耳提面命。

《老狐狸》电影拍摄幕后。 图／积木影像提供

《老狐狸》为我带来第60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至少事前，我并未想过这个奖项对我的意义。但在获奖之后，我体会到人在经历脆弱，被肯定可以带来多大的力量。不是因为奖项大小，而是因为timing。我心里为这件事情，感谢很多人。然而荣耀已过，此刻，即使仍在宣传期，但以创作角度，我已在跟《老狐狸》道别，我心里需要腾出空间，准备安顿新的主题。

回头步履蹒跚，即使我不是犹豫之人，也常陷入选择困境，毕竟身体里有两个我。这段路程我体会到所有客观存在的人事，都无好坏之分，好坏是选择之后自己如何因应，或分派哪个面向的自己去因应所造成。于是成败的关键，总是选择，而非命运。

我几乎不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来保护自己或反驳对方，因为我认为人会改变，也能改变。累积失败可以熟悉失败，让我们比较勇敢，毕竟人们比较不怕熟悉的事。但若在同样的事情上反复失败，就算得上是问题。如果我发现自己重复失败，一个我会怨天尤人，另一个我则会逼迫我扬弃惯性，开始做陌生的事。即使那么做常生涩踉跄，姿态狼狈，但不那么做，就会重蹈覆辙。

我纵容两个我存在，透过他们的对立，带给我生机。我之所以学会这么做，是我教我的。

《老狐狸》电影拍摄幕后。 图／积木影像提供

◎责任编辑：胡士恩、林亚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