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夏天
（有鹿文化提供）
我经常回想起母亲那张焦躁而无助的脸，一旦戴上了便永远无法拔除，就停格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天。
那年我即将满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考上研究所，迫不及待想要离家远行，而母亲也恰好选择在这个时刻离开了我。她把北投的房子卖掉，改搬到据说充满阳光的台中，于是我就独自带着一纸箱的简单衣物搬进台大研究生宿舍，一栋紧邻着傅园的灰色水泥建筑。
即便在炎炎的夏日，傅园依旧教人感到一丝寒意。据说若是在期末考前进园，就会被死当，若是恋爱中的男女更惨，会以分手收场。老校长留下的传说多只剩下了幽灵幢幢，诡谲的传言就在林叶与树梢之间来回飘荡，仿佛也飘进了就在不远处的宿舍。
就在那些没课的午后，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宿舍的公共浴室洗衣服，双手浸泡在大塑胶盆中，来回搓揉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浓郁的洗衣精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衣服洗好了，我用力把它们扭干，再垫起脚尖，仰头用衣架一件一件晾在晒衣竿上，像在进行一场虔诚的膜拜。
这时我便会听到背后仿佛传来窗外树叶唰唰殒落的声音，远方篮球场上男孩们的喘息奔跑，文学院的木头窗櫺在日晒下裂开一条条的细缝，而白色的油漆正缓缓从墙壁上剥落下来。
我并不明白为什么那年的夏天，大口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孤独？偶尔搭火车回到台中的家，母亲愈见灰暗的脸，更使我忍不住要发狂。她常坐在沙发上喃喃自言自语说自己不如去死，然后泪流满面，捞起衣服的下摆来大力抹着脸。
我站在客厅面无表情注视着她，心里想她必然是疯了，还冷静的回房打电话给姊姊讨论精神病的各种症状，并且一口咬定母亲就是如此如此。「或许半夜她就会打开窗户跳下楼去也说不定。」我说。
但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必总是要拿这个来威胁我。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无边的寂静便悄悄掐死了一切关于生的欲望，而我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倏地睁亮了瞳孔，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僵化成一块水泥了，发硬，发冷，发臭。
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一路扶墙摸黑来到了厨房，打开灯，拉出抽屉，拿起一把菜刀，镇定的把刀锋对准了磨刀石，来回磨到闪闪发光，然后再把刀锋对准了自己的手腕，狠下心来回切割着。
但人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厚呢？居然割不下去，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也或许是我自己太过懦弱了，只好加把劲咬紧牙，看见手腕上乌青的血管在刀锋凌迟之下，扭曲而抖动着，一阵阵刺痛的感觉如电波揪向我的心脏，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知道，割腕也需要过人的技巧。原来活着是如此的艰难，就连寻死也往往是徒劳无功，就算费劲了全力，也只不过换来满身的淋漓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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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却依然是不肯放过我。夜半时分她跑来敲我的房门，叩叩叩，叩叩叩。我打开门，看见她苍白着脸，右手抱着枕头左手抓紧衣领，活像个无助的小学女生。她说刚刚外公闯进她的房间要强暴她，所以她害怕极了逃出来，颤抖着要求可不可以跟我睡同一张床。
我瞪着她非常无情地大骂她胡说八道。于是她黯淡着一张脸，又摸黑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门，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直要等到过了十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母亲不是疯了，只是更年期到了。因为也同样步入中年的我身体开始产生惊人的变化，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发热，好想吃甜食尤其是浓稠的红豆汤，而且无论怎么样也吃不饱，两只小腿莫名的酸痛不堪，身体又肿又胀就像是一块泡了水的面包。
所以当年我如果懂得带母亲去看医生，拿几片贺尔蒙回家吞下，那一切的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结果我们却只是呆呆坐在家中，蒙起眼睛像个瞎子似的不断相互伤害折磨对方，直到把彼此的感情一点一滴都消耗光了，直到我狠下心肠，冷酷地把母亲独自一人丢弃在黑暗中，却又被罪恶感所淹没而痛苦着，白白浪费了我那可怜又短暂的青春的尾巴。
一股甜腥气息穿透黑暗，以蛇的姿态渗入我的鼻腔。
我疲惫地离开家门，坐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一路摇摇晃晃回到研究生宿舍的门口，W已经站在那里从中午十二点守候到午夜十二点。他抓住我的肩膀拿出打火机燃烧自己的手腕，但这还嫌不够，又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的老鼠药放入嘴中咬起来，齿缝里全塞满了蓝色的药屑，然后抓住我的肩膀说：妳若是离开我那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我只是冷笑一声，心里想死又有什么可怕，何必总是要拿这个来威胁我？当黑夜来临的时候，无边的寂静便悄悄掐死了一切关于生存的欲芽，我突然发现这个宿舍已经被僵固成一块巨大的水泥了，于是从床上爬起来坐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五十颗镇静剂，放在桌上堆成了一座小山，再混合白开水一口气吞个精光。
我吞完药了才想到是否该写封遗书，却一时之间找不到像样的纸笔，也发现自己不知该写什么？正在犹豫伤脑筋时，头壳就开始剧烈疼痛起来几乎爆炸，我想要乖乖爬回床上躺好，以一种最优雅的姿势死去，却发觉这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学妹来敲门说要借吹风机，一下子舍监又打电话说有挂号信，叫我赶快去一楼的门房领取。
我只好爬起来，昏昏沉沉搭电梯下楼又上楼，每踏出一步都像踩在绵绵不绝的海浪上，终于忍不住电梯快速上升的气压，我蹲下来，吐了满满一地温热的秽物。吐完后我面对一地狼藉，只得慌张地把身上的棉外套脱下来，跪在地上擦拭，然后把它丢在楼梯间的垃圾桶，才打开桶盖，一股泡面碗混合果皮菜渣的难闻气味便直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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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世界，充满了过度的暴力与激情。就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天，街头运动经常演出过了头，而沦为一场闹剧嘉年华。拿着油漆罐在墙上喷几句口号就是理想，水柱冲刷众人大打出手标语旗帜漫天飞舞，教官退出校园，万年国会必须打倒，总统直接开放民选。
眼前这个世界正在碎裂，缓缓堕入一种无可挽回的混沌，我注视着牠，试图猜测牠究竟想要偷偷告诉我些什么？或是以暧昧的眼神，暗示我某种先知奥义？曾经有几度我以为自己就要懂得牠了，抓住牠了，却又在一瞬间被牠狡猾地逃脱而去。
我抱着跟这个时代完全脱节的中文系古书，走在椰林大道上，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悲怆姿态，思考着某种英雄式的主题，并且开始学习独自一人站在公车站牌下，啃着刚买来的法国面包，准备前往太阳系MTV看侯麦、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以及柏格曼。
然后我必得会想起，在那个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到大陆，领会身为一个台湾人大摇大摆散尽千金的骄傲与阔绰，但如今那股「台湾钱，淹脚目」的草莽气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而我也已告别青春，告别那座校园，那座我曾梦想过它是一座神秘的中世纪古堡，而我们是躲藏其中的炼金术士，日日炮制着自大、庄严和猖狂。
但事实上我们最后却什么也没炼出来。
我盲目的青春期和母亲的更年期和台湾社会解严的阵痛期，全都和稀泥般搅在一块了，除了让我彻底学会自虐与虐人的把戏之外，这里：空无一物。（本文摘自《城北旧事》一书，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