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规培生难以承受之痛 | 深度报道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乔雨萌 李思涵
编辑/杨宝璐
叶琳规培时住的值班宿舍
从医院“退培”之后，25岁的叶琳选择去咖啡馆打工。每天，她上午9点到，泡上一杯茶，切好今天要用的水果，再在每个餐桌上放上烟灰缸，接着只需静候客人光临。闲来她用洗洁精练习打奶泡和拉花，“我一个月拉出的花就比较稳定了，同事们都说，当过医生手很稳嘛。”
而另一双本该为病人解除病痛的手，选择在医院洗手间隔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自杀前3小时，湖南人民医院的规培生曹丽萍还在电脑上录入病历。她在遗书中控诉自己的过劳工作：没日没夜地加班、连上三十多个小时班、不眠不休……
接连的自杀事件将“规培生”这个群体推到大众面前。据媒体报道，2月2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名26岁的规培生烧炭自杀，2月23日和3月14日，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25岁的曹丽萍、广西南宁第一人民医院27岁的男性麻醉科规培生相继刎颈自杀。
曹丽萍生前发布的朋友圈显示，她已出现心脏不适症状
这些案例都暴露出规培生面临的类似困境——薪酬低、工作强度大、杂活儿多。据武汉大学医学部的一项研究显示（《2007-2020年中国大陆医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Meta分析》），医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1.73%。
但一些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医生认为，规培制度仍是医学生走向独立执业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医生本来就是‘魔鬼训练’出来的，无法通过磨练就当不了医生，全世界都一样。”
退培
专硕叶琳在规培了一年之后，选择了从贵阳一家三甲医院退培。这意味着她将得不到规培证，将来也无法成为“一个正规的医生”，叶琳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只能去乡下的那种诊所，可能还行。”
冲动发生在去年国庆节假期间，叶琳告诉记者，9月20号，她所在的科室出了排班，她发现自己的排班有调整，由于去年国庆和中秋假期连休，整个假期期间，她排了三个班。“科室有个老师要结婚，就给我多排了一个班。”
一般来说，他们是四天排一个班。“如果三天一值的话，就相当于第一天夜班上到第二天中午，第二天休息，第三天上行政班，第四天再接一个夜班。”叶琳解释。当时，她已经根据之前的排班日期算出了自己的排班时间，买好了回家的车票，于是就去找老师，希望老师能把她的班调回来。
“我就跟排班的老师商量，我说我是按四天一排班买的国庆节回家的票，如果你给我安排三天一值，要我提前一天回来值班，我可能回不来。他说我不管你，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要不就跟别的同学换，让别的同学帮你值。”
值班要管整个病房，节假日工作量比较大，叶琳有点不愿意，她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换班的规培生。原定10月4号的值班，她买的10月3号的返程票，但突然值班提前了一天，她买不到票，于是就拜托跟她同一天值班的师妹，帮她“顶”一上午。
师妹刚规培一个月，上手还不够熟练，10月3号上午，叶琳一直跟师妹用微信联系，远程教她处理各种值班事宜，直到上飞机前。“我说你就查房，其他你不会的都不用搞，剩下的我回来弄。”
但飞机起飞后，学妹“露馅”了，老师们发现叶琳不在岗，想联系她，却联系不上。
叶琳飞机一落地就赶紧开机，电话就打进来了，“我一接，那个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她一直骂，我一直道歉。我没有被人这么骂过，我跟她解释，说我下车之后马上回病房。那个排班我赶不回来，是真没办法，不是故意不想值班。”
但老师没理会她的解释。“她说算了，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直接跟你的学校、跟医院沟通。你自己想办法。”
叶琳告诉深一度，老师让她“不用来了”，同批的规培生和科里的其他老师帮她求情，也遭到了训斥，“我说我自己走就行，我就走了。”叶琳说。
学校的老师给她发信息，让她尽量不要退出规培，去跟排班老师和主任道个歉，再写一个情况说明，这件事就过去了。但她没去，叶琳称，她的研究生导师本打算带她去道歉，她也拒绝了。“我不太愿意低头，天天在那熬通宵，夜班费也没有，一个月拿几百，我尽心尽力干，到最后你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就把我的路给断了。我不会跟这种人道歉，我就跟导师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干这个了，想退培退学。”
国庆节加班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叶琳回想规培的这一年，干最多的事就是“写病历”，“不是单纯记录病情和药物。”叶琳解释，比如医生开了某个药，在病历上她不仅要写明该药，还要写清楚这项治疗的原因、具体的疗效、用药的证据，“写的不好的话，要被扣钱。”
她也去急诊轮值过。原本想象在急诊能有更多实践和学习的机会，但结果根本参与不了抢救，“我们规培生干的事，是把医生推了几次肾上腺素，几点推的，病人当时的心率、脉搏、血压多少等细节全部写进抢救记录。”叶琳说。如果有病人死亡，那么等待她的则是几万字的文书工作。
除了这些文书工作，叶琳还被杂务缠身，包括帮医生打饭、拿快递、传送血样和报告单、打印资料等，“除了当医生什么都干，我觉得没有意义。”
叶琳的工作日常，是众多规培生的一个缩影。上海的一名规培生形容，自己每天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也没空坐下看手机，一天下来手机的电量还是满的。尽管忙碌，但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每天写病史和病程记录、收新病人、整理病历再打印出来，偶尔有幸进手术室，也是扶器械、收标本、消毒，她就这样熬过漫长的一天又一天。
薪酬
规培全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规培，才能成为住院医师。这意味着一个医学生在本科五年后的这段时间里，虽然在医院里工作、值班，却不算是医院职工，拿不到正常的医生薪酬。
规培生的薪资待遇因地区、医院规模甚至每个科室的管理办法而异。据深一度采访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规培生讲述，工资最高的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专硕规培生，研二拿到执医证后，该学生每月收入约5000元，包括基本工资、科室奖金、值班费（一次70元），有五险一金。但即便如此，要想在上海过得舒适些，仍然需要父母每个月“资助一点”。
受访者中收入最低的是贵阳一家三甲医院的规培生，他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是1100元，其中500元来自学校，600元来自医院，另有每次50元的夜班费。中位数是在浙江宁波一所三甲医院的规培生，“一个月2000块，没有绩效。”在所有受访者中，与医院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仅有上海的那位规培生。
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规培的周阳直言，薪资是规培生最大的痛点。今年是他规培的第二年，第一年的薪资是每月2300元，第二年他考到执医证，薪资涨到每月3400元。他每月房租花去七八百元，通勤去医院要两个小时，“没有餐补食补和交通费，早上7点和下午6点有免费大巴，但早上的经常抢不到位置。”
这样的生活很难让周阳感到体面。他曾认真考虑过退培，换份工作，但他发现自己“连退培都退不起”，他所在的医院规培协议规定，中途退培者要退还规培期间所有费用，他了解到，其他医院还有要求退培者需向医院赔偿基本工资的1.5倍甚至两三倍的。“现在没钱，走不了，如果有条件我不会再选择当医生了。”周阳说。
申宇是北京一家三甲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据她了解，即使在北京的三甲医院，专硕规培生的生活仍然窘迫，需要靠家里给钱，有的医院一个月只给规培生800元，而在北京，2023年的低保标准为每月1395元。
2014年，中国正式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工作时，原国家卫计委曾明确，中央财政自2014年起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3万元/人/年。补助资金2/3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
而自2014年确定补助标准以来，10年间，3万元的补助标准没有增长，只是个人部分的获得比例稍有调整。
刘洋是2011年规培制度尚处试点阶段时的规培生，后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工作10年。他曾到欧洲访学，了解到当地规培生的收人普遍比社会平均工资高一些，整体上属于“不会很富但是能生活的状态”。而在规培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美国医学院协会”每年都会调查住院医工资。2023年其调查了283所医院，住院医生 (也就是国内说的规培生) 的平均税前收入是63800美元。这个收入和2022年美国统计局得出的中位家庭收入74580美元相差不太大。
魔鬼训练
“我们学了一个皮毛把它（规培制度）引进来，但没有很好地研究与之相配套的待遇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曾任瑞金医院麻醉科主任的于布为直言。听闻接连三名规培生自杀，于布为感到心痛。
他告诉深一度，八九年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在全国全面启动后不久，规培生中就曾出现过一个自杀高峰。他推测过劳是影响这些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在南昌一所三甲医院，两年前完成规培成为正式医生的曾媛媛发现，现在医院里规培生的人数比当年她规培时要多得多，却比她那会儿还要辛苦，“他们自己还会内卷，甚至抢活儿干。”
本院工作人员不足，是规培生超负荷工作的重要原因。于布为告诉记者，麻醉科是重灾区。在他所在的医院，外科手术科室的手术数量在过去十多年间扩张了两倍（包括无痛人流、无痛生产、无痛胃镜等新型麻醉手术），但麻醉师的人数只增长了一倍，业务增加、人员比例失衡之下，额外的工作量由谁承担？规培生首当其冲。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规培了三年的胡兵正面临这样的情况。“在我院麻醉科，一个上级麻醉医师管2-3个手术间，每个手术间又有1-2名实习生/进修生/规陪生，上级老师做麻醉基本上都是诱导完插完管就走。”而剩下的规培生等非正式麻醉师留下来，做拉钩缝线等“体力活”。
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总结思考提升，为干活而干活，回家倒头就睡，个人生活完全没有——胡兵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
1994年，华西医院的麻醉中心主任刘进推动建立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每周四早上7：15就开始病案讨论，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了现在。“魔鬼训练营”是不少人对华西麻醉规培的称呼。但或许正是这样科学、成体系、高强度、负责任的规培制度，才培养出了众多高水平的麻醉医师——华西医院麻醉学科是世界最大的麻醉学科之一，在复旦大学中国最佳专科声誉排行中，连续11年名列全国麻醉学科第一。
武汉一所三甲医院主任医师郑南认为，这样的工作节奏和强度，对于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来说是必需的，“全世界都一样。”郑南说，他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赴美学习，美国的医院，住院医师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是常态，“从劳动强度上来说，中国规培医生可能只是国外的一半。美国住院医的考试频率和强度也比中国规培医生要高，每年、每个季度都要考。”
在他看来，医生本来就是“魔鬼训练”出来的，无法通过磨练就当不了医生，“将来还要强化训练。”
郑南所说的“强化训练”即“5+3+X”体系，其中的“X”指的是医学生完成规培后，再根据不同的专科标准，进行2到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专培”）。目前，专培处于试点阶段。据《中国卫生》杂志披露，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招收与培养了近110万经过“5+3+X”培训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其中全科与儿科等紧缺专业招收近20万人。
科室的规培生有时也会向他抱怨杂事多。“看怎么理解。”郑南向深一度表示，“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没有杂事，都是培养，都是学习，都是锻炼。”面对规培生对于工作强度的抱怨，郑南称“有时间就跟他们解释，没时间就不解释，哪有时间跟他解释那么多？”他强调，要自己想，自己克服，自己去经历。
规培生要完成大量文书工作
人性化
郑南相信，规培制度是正确的道路，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小插曲”。
我国住院医师培训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进行认证。原则上培训基地设在三级甲等医院或以符合条件的三级医院和二级甲等医院作为补充。郑南所在科室每年招收30多名规培生，因而同一时期会有三届近100名规培生在科内轮转。据他观察，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压力的承受力普遍不强，不过他不认为这是学生本身的问题，而是教育体系的问题。
他指出，在整体正确的规培制度之下，中国开创的临床专硕规培并轨模式有明显的矛盾和缺陷，专硕规培生集两重身份于一身，他们既要在医院里操着住院医师的心，又要兼顾科研和课业，保证自己顺利毕业。
郑南向深一度解释，矛盾的根源在于规培生和硕士研究生这两重身份的主管单位不同。前者由卫健委和中国医师协会管理，后者则是教育部负责。这也直接导致其收入来源的模糊。专硕规培生无法享受前文所述的国家对规培生的补贴，只能领到研究生补助。
上海是全国最早强制性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省级区域，作为科室主任的于布为带过许多批规培生。他承认，很多医院和科室都存在把规培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惯性，但在他看来，“人家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当牛做马的，我也不能说我们都好，但是我们有一定的人性化措施。”
备受规培生群体诟病的收入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平衡规培生和科内正式医生的利益，“医院给科室一个总额，你给规培生的多，本院工作人员拿得就少，科室就会不稳定。”于布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尽可能利用明确的制度来保障规培生的基本收入，他们科室的经济管理小组综合各岗位人员的意见，设计了一套薪酬标准，以值班费为例，于布为科室会将总值班费的20%-30%分给规培生，“人家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你干嘛不给人家？”
同为科室主任的申宇也很能理解规培医生在经济上的压力，“现在学医确实挺难的，不到30岁毕不了业，好不容易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买房、养家的压力，却可能到30岁还得啃老。”体谅这些年轻人的难处，申宇每个月会从本科室的奖金中拿出2000元，补贴给单位委派在外的本科室规培生，尽管只是“杯水车薪”。
于布为科室的“人性化”还体现在对规培生请假的处理方式上。他的原则是，“有正当理由的，该批就批”。当规培生提出身体不舒服、希望休息时，他会尽量安排，如果工作确实忙不过来，“会跟他们好好讲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班上完再休息。”
于布为希望在科室内部建立一种传统——不把规培生们当成单纯的劳动力，而是把他们看作一起工作的同事战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当主任就得干这个事儿。”他强调。
在他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即专硕规培生的用人单位、培养单位和设计专硕规培并轨制度的单位尽快召开联席会，统一梳理存在的问题，毕竟“越拖越难”。
行业内不乏想要为规培生发声的人。十年前，刘洋曾联合中国医师协会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撰写建议稿。针对规培生的收入和培养模式，他认为应当为规培生每人每月提供约1万元的补贴，其中6000-7000元作为规培工资，4000元用于补贴和激励规培医院和带教老师。资金来源上，国家支付一半，地方补贴30%，剩下的20%由规培医院承担。
叶琳的家人不理解她退培的做法，但她说，自己不后悔当时退培的决定，最近的生活很符合她的心意，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动态：“坐着外摆，被阳光晒透，我只想珍惜24岁的、此刻的阳光。和同事一起吃早餐玩游戏听歌，大家心情都特别特别好，爱死这种松弛感了，最近办退学烦心事特别多，但被阳光晒过之后，感觉一切又不重要了。”
最近，叶琳也看到了一系列的规培生自杀的新闻，她觉得很可惜，“其实可以转行，但可能当下他们的心境比较绝望。他们不该因为医院就放弃自己的人生，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出来尝试一下，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于布为、刘洋外，其余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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