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暗的隧道中，有光──从《盲目》到《投票记》

散文

葡萄牙作家乔赛．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 1922~2010）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摘取桂冠的代表作《盲目》一书，无论想像力或叙事笔法都堪称构思奇崛，也是再次突破自我的创作高峰。时隔多年，耄耋高龄的萨拉马戈又写了一本对政治与人性极尽批判讽刺的《投票记》，接续了前者意犹未尽的故事。

这两本虚实交错，类似寓言的小说，皆是架构在人性的黑暗面：因为食色的欲望与权势的贪婪，衍生了自私堕落与无所不用其极的残暴掠夺。尤其是《盲目》一书，在虚构了一场形同瘟疫般快速传染的白（盲）症后，当局立即将这些失明的患者隔离到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中，并对企图脱逃者下达格杀令，将他们的处境推落绝望的人间炼狱。有些盲人为求生存而相濡以沫，却也不免相互猜忌，女人们甚且为了裹腹而献身流氓恶霸。直到他们在唯一没有失明的医生太太带领下，团结反抗，终于逃出医院；更在全民皆盲、混乱失序的城市中，觅得一线生机，直到复明。

然而，历经莫名的失明又复明后，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们并未「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到了《投票记》中，他们又因对政治不满的默契，在选举时投下绝大多数的空白票而遭执政者猜忌，严苛监控，将整座城市隔离成封闭无援的孤岛，甚且不惜在车站投置爆裂物，企图制造恐慌。而这些从眼盲心盲中清醒过来的市民，却展现了高度的理性与自制，全然冷静以对。小说中以大量尔虞我诈、包装堂皇的对话，赤裸裸揭露了政客之间的勾心斗角与虚矫无情；在对民众的凝聚力束手无策之后，竟以卑劣的手段罗织构陷良知未泯的大队长与医生太太，造成令人瞠目惊骇的结局。

阅读过这两本书的读者大都不难发现它们在意旨上的延续与笔法的相似。从集体炫目的眼盲到大量的空白票，作者一再强调「白」的意象，既讽刺了群众茫然的盲从无知，也做为对贪腐政治豁然醒悟之后的无言抗议。白是全面的反噬，也是决绝的抽离──在被剥夺了视觉与尊严后，「人」究竟还剩下甚么？这道无解的议题，具体呈现在两本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没有名字，而是以职业或特征做为代称：第一个盲人、计程车司机、医生太太、戴墨镜的女孩；市长、总理、内政部长、大队长。在紊乱脱序的社会中，在面临求生的本能时，「生而为人」必须直球对决的，唯有人性与人品的试炼，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姓名职称在生命中的指涉与定位。

然而，书中最令读者烧脑的，应是大串没有引号区隔的、连珠炮式的对话。这是萨拉马戈式的独特风格，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更见其熟极而流。乍读之初，很容易陷落语言混淆的迷阵；但凝神阅读几段后，就能从个别角色鲜明的语气与上下文的炼结自行分辨解读，甚且欣然感受去除分段分行与名称的标示后，这些紧凑密集的语言，更能营造出零距离的临场感。

此外，作者「不甘寂寞」的插话，也是萨拉马戈擅用的手法。有趣的是，这种说书兼带评书，时而戏谑、时而讽喻，絮叨不休的「串场」，看似随兴，实则带点后设小说的意味，也经常在场景陷入极端危急或绷张过紧时，有意无意地打断入戏太深的读者：提醒这是虚构的小说世界，适时拉开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暂且从令人骇然惧怖的情绪中脱身。

除了书写功力的屡见创新，萨拉马戈笔下这些既荒谬又残酷的故事，也揭示了他挑战那些极权与戴着民主面具而行独裁之实者的一贯立场。阅读两书，很容易联想起乔治．欧威尔的《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可萨拉马戈书写的政治时空，并非童话或预言的虚拟，而是他亲身阅历的实境。从他续写《投票记》看来，漫长的时光并未改善遭受迫害者的处境──「谎言的年代」里，潘朵拉的盒子被掀开了，贪婪、嫉妒、欺瞒、疾病、痛苦……张牙舞爪，竞相从魔界破空窜出。举世滔滔，唯一的希望是人性中暧暧内含的光，那也是萨拉马戈笔下恒常的同理心，彷如黝暗漫长的隧道中隐隐透出的光。它们伏流在热心助人的医生太太血液里，蛰存在质疑命运剧本、幡然觉悟的大队长心中；也潜藏在那个甚且没有任何职称与特征的「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的女人」惊天一爆的牺牲中。

而读者，始终是心明眼亮的。

＊注：《盲目》1995年出版，或译《失明症漫记》，英译Blindness。

《投票记》2004年出版，或译《复明症漫记》，英译Seeing。

《谎言的年代》萨拉马戈杂文集，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