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深层矛盾

国立政治大学邀请中研院士余英时22日在「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以录影方式谈「从科学民主到人文民主」。(简立欣摄)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政治大学成立「罗家伦国际汉学奖座」上预录演讲的内容，举香港反送中事件作例证，来说明「民主的背后需要有文化支撑，而文化要靠人文修养来实践」。他表示香港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中共「以违法程序收服香港」，这就是民主自由教育的成果。我虽然素来敬仰余先生，却不禁深感余先生太过于简化反送中事件的复杂性，其间有很多令人不解的跳跃性思考。

首先，余英时通篇谈话中不外两个重点：其一，反对中共政权；其二，提高人文修养。奠立在这两个基石上，他觉得提高人文修养就能看懂中共政权的「统战手法」。且不说果真只想看懂中共政权的手法，应该会变成专门研究法家权谋思想，笔者更不太理解余先生为何能轻易看出香港反送中事件里，香港大学生与中学生参与各种激烈的示威活动，来自深刻的人文修养？再者，余先生觉得如果人文修养不够，就容易把金钱的问题放在民主问题前面，譬如中共「迫害上百万新疆维吾尔人，欧洲国家都保持缄默，就是怕无法在当地做生意」，这是否意指欧洲社会并没有深刻的人文修养，才会想持续跟大陆做生意？

余先生可能不常回来台湾，已不太能深刻体会到台湾社会在去中国化的浪潮里，一般人早已对余先生毕生从事的汉学研究弃若敝屣，并将「中华文化」与「中共政权」画上等号，讨厌中共政权自然就会厌恶中华文化，这是当前台独浪潮里的主流声音。中共政权固然曾经在文革中全面破坏中华文化，因此台湾社会在解严前普遍觉得提倡中华文化具有正当性，然而，当中共政权开始全面倡导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台湾社会反过来开始普遍觉得「反对中共政权就要反对中华文化」，余先生现在建议大家要注意「民主的背后需要有文化支撑，而文化要靠人文修养来实践」。

其实，五四反传统浪潮是台湾「去中国化」浪潮的思想源头，因此当余英时提出深化民主需要靠人文修养就变成逻辑矛盾的悖论。台湾的确有很深的中华文化底蕴，但这些底蕴都是五四运动启蒙人物包括胡适、罗家伦与傅斯年等人毕生要打倒的对象，如果自由主义思潮当真能容忍中华文化的存在，何至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与张君劢这些新儒家需要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余英时既推尊胡适的自由主义学说，认为「胡适一生不受共产党影响靠的就是人文修养」，却刻意漠视胡适毕生主张全盘西化；余先生又推尊自己老师钱穆的治学理念，称赞他「一生为故国招魂」，却简化两人思想的深层矛盾，只有请余先生彻底面对并解决自己这个矛盾，再来告诉台湾社会如何提高人文修养。（作者为国立宜兰大学博雅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