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鹏: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在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凭借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举跨越工业化门槛。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让“中国制造”在市场竞争中快速迭代升级。两个阶段前后相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我国不但成功补上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课，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和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工农城乡关系 后发国家 赶超型工业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突如其来、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那么，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化道路是如何进行探索的？经历了怎样的千辛万苦，付出了怎样的巨大代价？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坚持、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本文尝试从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角度做一点分析。

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成败。历史上，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都达到了比较协调的状态。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经验，却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成功，有的反而陷入重重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事业，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新中国用几十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取得显著成就，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城乡二元体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备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主客观条件。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创造性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来审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规划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工业化的基础地位：没有成功的工业化就没有协调的工农城乡关系

（一）西方国家协调的工农城乡关系源于工业化的成功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体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其中，工业化最为关键。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其他领域的变革起着“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在生产力上让整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从此，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都必须首先完成工业化。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断言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紧随英国之后，法、美、德、日等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要素必然是分散的。现代工业更多依赖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强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在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英国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5%，1801年增加到33.8%，1851年增加到50.2%，1911年达到78.1%。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紧随英国之后崛起的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农业本质上是工业化改造的农业。工业装备和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少数劳动力就可以经营大规模的土地，被释放（或被排挤）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幅美妙的画卷。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借助亲眼观察到的事实、工厂调查员的报告，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详细描述了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悲惨状况。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也大量引用工厂调查员的报告，批判圈地运动的罪恶，揭示工人阶级的恶劣处境。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通过持续不断地抗争，其生存状况逐渐得到改善。恩格斯1892年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该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在恩格斯看来，这些改善是由于英国在当时处于工业垄断地位，英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凭借超额利润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后来，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贵族”的问题，指出这是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的重要原因。

总之，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存在较为协调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在于其成功完成了工业化，处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有利位置，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而一旦失去强大工业产业的支撑，各种问题就会随之浮现。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推进“再工业化”的原因。

（二）亚非拉国家畸形的工农城乡关系源于工业化的失败

二战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政治独立，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国家竭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其手段既包括经济援助，也包括意识形态渗透。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理论构成的一个体系，其核心思想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规律，突出地体现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以及现代化理论的许诺，一些亚非拉国家选择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然而，这些国家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举步维艰，非但没有实现城乡融合，反而陷入严重的城乡对立之中。拉美国家和印度都是典型的负面案例。

拉美国家较早就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独立后在经济发展方面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到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拉美的工业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化速度，本土工业缺乏竞争力。此外，拉美国家的政客在选举中热衷于“用福利换选票”，上台后为了兑现承诺出台不切实际的高福利政策，在国民储蓄率低的情况下，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大规模借债发展经济。80年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拉美国家普遍遭遇债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国际金融机构，趁机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改革，迫使拉美国家大幅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同时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之一，是让拉美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由于城市缺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支撑，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后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落后，导致拉美国家的城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更加失衡。

二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印度，在政治上采取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则效仿苏联，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试图通过国家力量主导工业化。印度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比中国要好很多，但由于印度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国内存在各种族群和宗教势力，种姓制度也得以保留。印度的土地和其他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阻挠社会改革。印度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社会整合和资源集中，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试图跳过工业化阶段，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语言优势，印度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但是，由于本土工业化不成功，印度的服务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缺乏自主性，并且，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单靠第三产业无法解决每年千万人级别的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特别是低技能、低文化水平的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没有就业机会，只能生活在贫民窟。

二、难以跨越的工业化门槛：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突出困难

由上可见，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在亚非拉国家的失败说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难以复制。

首先，西方国家享受了先发优势，大幅提高了工业化的准入门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高起点的发展，但是，后发国家也面临后发劣势，其中之一就是工业化的高门槛。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农业国，这让西方国家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工业化，从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到20世纪中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两轮工业革命，科技水平和产业结构都遥遥领先。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启动工业化时，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都已经高不可攀。

其次，先发国家会努力维持并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压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当时英国制造的商品在全世界都有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极力推销自由贸易理论。对此，恩格斯曾评价指出，主张自由贸易理论的目的是维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让英国“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名义上是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使各国都能从中获益，但实际上是进一步固化甚至强化既有的产业分工结构。大英帝国在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只是把印度作为工业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绝不允许印度发展本土工业，成为英国工业的竞争对手。韩裔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也指出，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都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用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幼稚的工业产业，可当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之后，就开始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总之，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亚非拉国家很难实现“阶层跃升”，摆脱农业国的地位。

再次，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却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普遍经历了人口爆炸式增长。一方面，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工业化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工业化无法顺利推进，规模巨大的人口就不能成为资源，反而会成为沉重的负担。此外，即便工业化能够顺利启动，后续也需要持续应对人口压力。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密集化的过程，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形成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如果没有新的产业及时吸纳这些劳动力，就会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历史上，西方国家工业化期间通过向海外移民不断转移过剩劳动力。二战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既没有能力开启工业化，无法有效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又无法向外部转移人口压力，甚至由于人口压力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动荡，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

此外，后发国家还面临许多障碍，这里不再列举。总之，在人类社会尚未进入大同世界，而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围绕本民族、本国家利益进行激烈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少数先发国家努力维持并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后发国家通常只有通过国家力量集中资源，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才有可能突出重围。然而，这种赶超型发展道路难度极大，需要一两代人负重前行，做出巨大牺牲，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到。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三、集中力量有步骤分阶段进行赶超：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的独特路径

近代中国遭遇的屈辱，促使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产生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言壮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三步走”的赶超战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都有很强的紧迫感，希望尽快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有步骤、分阶段加以推进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目标上却是高度一致的。两个阶段前后衔接，共同构成我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一）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再把重点转向轻工业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围绕“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有过激烈的争论。以农立国论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上占领先机，中国已经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工业立国的方针，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近代中国的落后本质上是农业国相对于工业国的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之所以要强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因为毛泽东等领导人认识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就不能摆脱依附状态，真正实现独立自主。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不能只是发展轻工业，而必须同时发展重工业。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不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装备，农业和轻工业就缺乏发展的后劲。苏联工业化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也和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朝鲜战争的爆发让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必须通过重工业的发展来加强国防工业建设。1953年9月，在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后，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在内外矛盾交织的背景下，新中国采取了“先生产再生活”“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模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先投入重工业建设。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奋斗，我国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已经基本建立。1964年，党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开始考虑适当压缩国防军事开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民用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但正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领导层判断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因而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开启了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为此，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得不再次推迟。

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奋斗，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基本建成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生产机械、钢铁、化工等技术复杂的重工业产品和设备，基本摆脱了工业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这一时期，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在此背景下，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心逐步转向民用工业，着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利用西方国家产业升级的契机，大规模承接西方国家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有了重工业作为基础，我国民用工业能够快速地进行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让“中国制造”的品质不断提升。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畅销到全世界。

事后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无法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能较快改善人民生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没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就只能依靠进口，中国就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在原材料供应和初级加工阶段，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具备全产业链优势，更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当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不会得到如此巨大的改善。这两个发展阶段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对立的。

（二）先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再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此后，他们的这一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始终深刻理解并高度认同这一基本原理。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现代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然而，由于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借机大肆倾销商品，使我国脆弱的民族工业得不到有效保护。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大幅降低关税，使美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市场，国统区的民族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未来发展方略时，毛泽东就代表党中央提出，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提出要“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

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座大中城市，就同步接管旧海关。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即设立海关总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海关不独立、关税不自主”的屈辱历史。1950年，政务院通过《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要求关税政策必须以保护国家生产，保证本国产品对外国商品的竞争力为目标。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确定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高达50%以上，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未有大幅度削减。

新中国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并不意味着要闭关锁国。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明确表达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态度，“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然而，在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的文件明确提出要“阻碍其工业化”。这样，中国就长期被排除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

遭遇西方国家禁运和封锁之后，中国只能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规模地引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新中国在外交上“一边倒”，但在经济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没有加入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一旦参加经互会，就要按照苏联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专业分工，不能单独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新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只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互会的会议。在中苏短暂的“蜜月期”之后，随着两党、两国关系逐渐破裂，苏联终止援助合同，撤走援华专家，中国在工业发展战略上被迫更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外部环境开始改善。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随之缓和。中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再一次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大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为缓和。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此时，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长期处在封闭环境下，产业缺乏竞争压力，工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主动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对外开放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国际资本和科技革命成果，发挥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迅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倒逼国内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关于后发国家究竟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还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理论界有很多的争论。通常来讲，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需要贸易保护政策，否则幼稚产业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在工业化起步之后，就要逐渐转向市场开放，否则产业就容易缺乏竞争力。当年的美国在崛起时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展。新中国的发展也是遵循这样的顺序。相反，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实力并不强大的背景下，过早和过度对外开放，使得外资控制了本国经济命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主动和发达国家进行“脱钩”，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都是自主可控的开放，在开放中接受竞争，发展壮大自身力量。

（三）先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条件，再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相生，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并且绝大多数是农民。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开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然而，随着“大跃进”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挫折，农村和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之前进城的农民绝大部分又被劝退回农村。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新中国采取了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措施。但是，新中国并没有消极应对人口压力，而是把农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力量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条件。

首先，新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动员，把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史上，水旱灾害一直困扰着中国农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采用人海战术，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彻底治理了中国的大江、大河，修筑海堤，光是大中型水库便修建了82700多座，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洪涝灾害问题。据统计，到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75亿亩，比1965年增加36.1%；全国机井数量达到240多万眼，相当于1965年的20倍；排灌动力达到398.4亿瓦特，相当于1965年的4.97倍。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时至今日，许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那时留下来的水利设施。

其次，努力发展农村工业，尽可能地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缩小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道：“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似乎过于理想化，并不符合工业生产要素需要在城市适度集中的基本经济规律，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中民粹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成分。然而，我们需要知道，毛泽东当时关于乡村工业化的设想，并不是要放弃城市工业化道路，而是要集中力量在城市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尽可能地在乡村发展轻工业，前者是主导，后者是补充。在当时的条件下，后者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问题，同时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资源都被优先用于城市工业建设，乡村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尽管如此，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乡村社队工业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机械，也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埋下了伏笔。

再次，党和政府组织动员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各类社会事业。在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入生产建设，无力支撑广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情况下，新中国在农村发动群众兴办各类社会福利事业。例如，为了解决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负担，党和政府组织动员农民兴办农忙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机构；为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党和政府依照“农民教育农民办”的原则，在农村推广普及中小学教育；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培养大批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这些农村社会事业多数是因陋就简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看来不够正规，但正是这些举措充分动员了农村群众自身的力量，以极低的成本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

当然，新中国在发展的起始阶段，把劳动力尽可能留在农村，减缓城市就业压力，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按照基本的经济规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出路还是要靠非农产业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农业处于“过密化”状态。原先的社队企业本身就是草根工业，在发展中也遭遇瓶颈。正在此时，西方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资本利润率下滑，亟需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而中国规模极为庞大的劳动力，不但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并且劳动力具有很高的素质，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沿海地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大规模转移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制造”打开了世界市场。出口制造业的迅猛发展，让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

回头来看，新中国长期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业压力一直巨大。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新中国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建设，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用劳动积累弥补了资本不足的问题，为农业和农村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当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很难得到充分缓解，人力资本的优势也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四、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战略对工农城乡关系的塑造

新中国的工农城乡关系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党和政府直接主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极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兼顾长远目标和眼前目标。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有步骤、分阶段推进现代化事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都服从和服务于当时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一）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服务于国家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工业化的启动需要大量资金。历史上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海外掠夺等方式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新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对外掠夺获得启动资金。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既没有主观意愿，也没有客观条件通过大规模举借外债来发展。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金主要从内部进行积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不能生产像样的工业品，能够出口换取外汇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以支持工业化建设，为此，国家不得不建立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这项制度先是针对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随后又扩展到几乎所有农产品。为了更方便地收取农业税和征购农产品，降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在农村推动农业集体化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新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如果放任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不但会消耗城市资源，拖慢工业积累速度，也会影响城市稳定。为此，国家不得不制定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每当城市遇到危机，就会有城市人口被转移到农村，广大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

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到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一系列政策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制度体系，城乡二元体制就此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是配合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制度安排。这套体制在汲取资源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弊端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的政策宣传是要消除三大差别，在现实中却是产生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严重分割。当时的决策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套体制的弊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供选择的空间并不大。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广大农民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松动，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由于长期执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到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后果是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占比过重，轻工业和服务业占比过轻，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包产到户”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改革，使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的在地工业化。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条件都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差距一度有所缩小。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的力度更大，效果更显著。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城寻找就业机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流动性很低，计划经济时代也一直限制人口流动，通过城市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对人口加以管理。对于改革开放后突然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社会管理层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有些恐慌，在政策上总是试图对劳动力流动加以引导和控制，防止其“盲目流动”。这一时期，学术界围绕中国究竟是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在这种持续争论的过程中，农民工“用脚投票”，不断涌入大城市，冲击着城乡二元体制。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长期被限制在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极为庞大。当城市的大门开始打开，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在较低水平。由于城市政府不愿意承担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成本，户籍制度长期得以保留。男性青壮年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农村，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成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农民工的低成本、高素质促进了城市工业资本的积累，使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工厂”。每当城市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农民工就会回到农村老家，农村继续发挥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

（三）新世纪以来加速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服务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大城市人满为患，中西部很多农村则出现“空心化”现象。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直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59]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发展失衡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开始着手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标志着工农城乡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格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让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基本得到遏制。

经过几代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没有消除。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甚至社会权利上也存在不平等。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从事最苦、最累、工资最低的工作，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基本权利，但和留在农村相比，城市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仍然很有吸引力。他们任劳任怨，认同自己“城市过客”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很多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更渴望融入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农民工”这个扯不掉的身份标签，常常引发他们的不公平感。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有损公平正义，也不利于内需扩大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上述执政理念指引下，党和政府加大力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城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这一系列政策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五、结语：历史评价与未来展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可谓一波三折，经历过许多的困难和挫折，甚至出现过局部的重大失误。每一个发展阶段具体政策的制定，都是反复权衡取舍的结果，也都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议。站在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的价值立场，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围绕“大国崛起还是小民尊严”的争论。本文认为，过度强调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和过度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可能都有失偏颇。在近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与繁荣富强，根本谈不上个体幸福和自由权利。相反，过度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也很难激发人们对政策合理性的高度认同。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也不能仅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动态平衡、统筹兼顾。这是本文评价历史和展望未来的一个基本立场。

（一）对历史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割对立，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消灭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形式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却诞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战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赶超发达国家，众多的约束条件决定了新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必然困难重重。但不管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

纵向比较来看，近代中国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沦为半殖民地，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的。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7%，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30%，长期位居全球首位。我国不但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有着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2年的77.93岁。

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首先是和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新中国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无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能够统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中资源持之以恒地推动国家的工业化，最终跨越了工业化门槛。相比之下，拉美、印度等国家，要么受到旧制度阻碍，要么被民粹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误导，在工业化道路上半途而废。

其次是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国的崛起和日本、韩国有相似之处，都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集中资源完成国家工业化。但是，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根本差别。其一，日本、韩国在二战后的崛起都依附于美国，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例如在美国的干预下，日韩两国的粮食自给率都很低，不但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还处在美国的“粮食保护伞”之下。相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任何强权，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仍然保持独立自主。中国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中国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其二，无论是从地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从经济体量来说，日韩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中国的陆地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体量巨大既是有利条件，但也意味着在处理工农城乡平衡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大、难度更高，这更突显中国崛起的不易。

最后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是建立在殖民侵略基础之上的，后来的发达状态则是建立在对高端产业的垄断上，以及军事、科技和金融霸权的基础上。这种现代化模式意味着富足的生活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在许多高端产业上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崛起将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当然，赶超型现代化带来的成就是巨大的，经受的冲击和付出的代价也必然是巨大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二三百年里围绕工业化、城镇化陆续出现的城乡社会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了。”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化比较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突出。但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雄厚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以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定决心。

中国迄今为止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并不迷信某种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而是在抓住主要矛盾、锁定长远目标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条件、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动态调整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是对新中国七十多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今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

（二）对未来的展望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物质前提，也需要社会条件。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创造这些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征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0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新时代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

首先，持之以恒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一个国家的工农城乡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其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近代中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新中国经过长期不懈的奋斗，不但补上了两次工业革命的课，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变革持续深入，正在改变国家间的竞争格局。我国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积极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努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只有通过创新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高端就业岗位，培育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也只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税收，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条件。

其次，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中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和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占比仍然较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旧偏低，超小规模农业的经济收益过低，使农民缺少种地意愿，制约着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中国农业的发展要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就需要进一步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今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会放缓，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创造条件使其在城市“扎根”。

第三，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即便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然会有将近4亿人在农村生活，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乡村振兴尤其应该关注这些留守人群。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有很大的分化，推进乡村振兴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城镇化趋势和乡村未来发展空间要有科学研判，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些乡村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等条件的限制，发展产业的基础薄弱，“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未来大概率会消失，对于这些村庄，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为留守的老年人提供适老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避免大拆大建、过度投资，防止“有村无民”造成浪费。有些乡村距离城市较近，或位于城市群之中，易于接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有较强的资源和人口承载能力，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支持在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周边城市进行功能上的互补。总之，在新发展阶段，乡村的功能和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评估，乡村应该和城市一样，成为平等的发展主体，而不能仅仅充当“稳定器”和“蓄水池”。

参考文献、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乡村发现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