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我倾向于作家其实是艺术家

作家张怡微。

《哀眠》,张怡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2024年世界读书日之际,南都读书俱乐部举办“探索新媒介时代的情感及叙事——张怡微作品《哀眠》分享会”。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导师张怡微在线与读者分享了社交媒介时代的情感、生活、写作等诸多话题。

张怡微说:“我个人的感觉更偏向于作家其实是艺术家,所谓艺术家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跟非艺术家是不一样的。”而故事的惊奇感,未必来自于知识、经验,可能更多来自于艺术家感知世界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自于他们心灵的力量。

短篇小说集《哀眠》2023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作品是张怡微对当代生活的观察与回应,主题涉及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处境、婚姻思索、移民命运乃至最细微的友谊终结等。2024年,《哀眠》获得刀锋图书奖2023年度好书。授奖词称:“从《四合如意》到《哀眠》,张怡微持续描摹‘世情’,与当代生活对话。不同的‘双城记’、不同代际女性的境遇、不同关系的重组,在她冷静、克制的笔触下一一展开。如同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张怡微的素材也大多来自各种新闻,她的书写也由此跳脱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相连。”在此撷其分享会精华以飨读者。

谈社交媒介与写作的关系

南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探索新媒介时代的情感及叙事”。你怎么评价新媒介时代对普通人的生活的影响?

张怡微:社交媒介本身跟我们写作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写作还是一台电脑或者说纸笔,就是作家自己写,其实本身跟媒介没有关系,我们也很难看到说有人直播自己写作的过程,写作准备是不必要展示的。可能文学出版和这个社交媒体更多的关系还是在营销层面的,也就是卖书层面的,我们有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我感觉社交媒体时代有一些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速朽,这背后其实有一种特别大的消耗感。第二个特征,我猜想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要求及时反馈。我们经常说我们不喜欢已读不回,我们不喜欢微信上面像幽灵般的也不知道这人在还是不在。第三个特性,就是要迅速地找到公约数,所谓的找到公约数就是说我们要非常快地在一个很紧迫的环境里面找到这个事物跟那个事物相似的地方,这个人跟那个人的相同标签。那比方说我手持的公约数标签大概就包括“创意写作”、“社交媒体”,以前还会有“美女作家”,现在我年纪大了就可以解脱出来了……

万物互联,我觉得跟文学本身是抵触的。我自己觉得社交媒体时代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是它更像是一面镜子。镜子并不会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变得更亲密,但是它可以同时让我们照见自己的生活跟别人的生活。

南都:新媒介时代也创造出了全新的语言,互联网上各种黑话、缩写词、流行梗层出不穷。在你看来,严肃文学的写作者应与这些新兴语汇保持怎样的关系?

张怡微:我自己认为社交媒体的语言肯定不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我自己是希望能够隔离,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小说功能,为了适应语境,我也会用一些,也会被批评。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讲,追求好的语言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使命。因为整个世界的边界,其实也是因为语言造成的,语言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最近在帮人文社写安妮·普鲁——也就是写《断背山》的美国女作家的一个导读。她生活在落基山脉附近,然后家族血统非常复杂。她的作品里有大量的词汇,岩石的词汇、植物的词汇、树木的词汇、航海的词汇,词汇量非常大。她经由她的生活经验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她的文学世界。拿她和我们写城市生活的人一对比,你就能感到自己的贫瘠。有时候即使是名词,就是地名或是一些博物的名称,对于文学写作也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来自社交媒体,而是来自于地理,来自我们对于世界很多知识性的看法。

南都:你自己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从社交媒体中获得了什么?它们在哪些方面启发过你的写作?

张怡微:我觉得我跟很多人一样,难免会需要社交媒体来工作,包括现在也是,之前还有上网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当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例如出版了什么新书,还是靠社交媒体刷到的。那它启发了我什么,我觉得我个人的情况还是从论文当中来的,就是看社科研究的学者怎么研究手机使用、怎么研究社交媒体,然后把它变成故事。我在《四合如意》和《哀眠》当中曾经写到类似的使用社交媒体的故事,举个例子,像《缕缕金》,这个小说是收入在《四合如意》当中的。我写了一个家里妈妈生病,后来妈妈走了之后,因为照护癌末病人而变得有好多创伤,父女关系也比较紧张。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就沉迷于买保健品、廉价旅游,家里很乱,就是有各种送来的东西堆着,但他会整理出一个干净的角落跟女儿视频……,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怎么把社交媒体变成故事。

谈故事性、王安忆与“写作可教”

南都:文学评论家张莉教授说你的写作“非常冷静、非常克制,同时也十分准确地抵达我们生活中每个人所遇到的小小的困境”。你为什么很少写戏剧性很强、大悲大喜的故事?

张怡微: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还是属于写生活流的小说。我觉得传统的现代文学的写作,写实主义的写作,也会有一些套路,也会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审美。比方说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然后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所有坏事儿,这个倒霉的主人公都能赶上,这是当代文学当中的一个写作类别。那我总是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人,他跟时代的节奏是错位的。

我猜想评论家对我的看法和批评,可能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以情节导向为主的作家。但我所喜欢的作家,不管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都还是以潜流式的、暗涌式的方式在表达人的欲望。

南都:书写当代故事并不容易。你怎么去挖掘全新的、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当代经验?你怎么做到比你的读者知道得更多一点?

张怡微: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读者的审美是一个提升,也对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好像作家要高于读者的智商才可以来写作。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其实是很怀疑的。我猜想现在刚好是一个大众写作、无人阅读的时代,我们在抢读者,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作家?我个人的感觉更偏向于作家其实是艺术家,所谓艺术家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跟非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并没有一个高下,并没有一个谁更聪明、谁站得更高的想法。故事的惊奇感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知识吗?我觉得不一定,还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那心灵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不同的艺术家感受到的不一样的世界。

南都:著名作家王安忆是你在写作上的导师。能否讲讲你从王安忆和她的作品里学到了什么?

张怡微:王安忆老师当然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方面,王老师是一个非常顶真、自学能力很强,然后也比较“顽固”的艺术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是说批评老师,而是我有一次非常惊奇地发现王老师的写作观、小说观、散文观,30多年都是统一的,但我是变来变去的,因为我的内核没有王老师那么稳定。另外就是王安忆老师很早就从娱乐化、实用化、消费化的艺术审美当中解脱出来了。

南都:你在复旦大学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教师,你声称“作家是可以教出来的”。在教人写作方面有哪些心得?

张怡微:我的心得就是不要放弃,因为最终其实都是自己放弃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无止境。我觉得写作是在艺术行业里面最便宜的。一台电脑就可以写,然后有网络就可以发布。另外就是获取资料也比较便宜。我觉得作家是可以教的,前提是这个人是非常强烈的坚定的排他的,甚至不惜以摧毁自己生活的方式也想当作家,那当然是可以教的。但它一定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世俗意义上的认可。

读者互动

读者1: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升级迭代,小说家会有失业的风险吗?

张怡微:我觉得小说家都是自己决定失业他就失业了,本身也没有一个小说家的工种。我是因为还有教师的工作,教师工作之外写小说,所以情况不是很一样。但是我理解你问题的思路,就是AI会不会替代小说家写作。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AI现在在英文的润稿、写论文这一部分的润色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人工智能时代,写作会发生什么改变?人工智能本身是没有动机去写作的,只有人赋予它动机。我猜想,一些八股文式的作文确实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来批改,但是艺术创作正如我刚才讲的,不同的艺术家感受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不太可能真正意义上被人工智能改变。人类感受世界的方式是那么特殊,它是区别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那么悲观。

读者2:请给我们推荐几本讲小说写作方法的书。

张怡微:写小说的方法书,王安忆老师的《故事和讲故事》就挺好的。毕飞宇的《小说课》也挺好的,尤其是他在分析林冲夜奔的时候,讲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启发。就是雪是整个小说的反面力量,这个大雪、暴雪,“风雪山神庙”的这个雪,它在刁难主人公,所以反面力量不一定是一个坏人,可能是场景,也可能是自然天气。托宾的《长冬》也是这样的。

读者3:作家胡诗杨评价你的小说总是能用“显微镜”看人的情感波澜,能看到“爱的真相是不爱,生活的真相是生活得一败涂地,记忆的真相是面目全非”。当看清了种种真相,《哀眠》笔下的人物如何面对?这其中蕴含了哪些你对人世或爱的理解?

张怡微:我觉得爱是流动的,爱是瞬间,这个瞬间可能很惊险。很多事情跟我们预设的不一样。我喜欢写的小说,就是希望能够见证这种惊险,也就是一瞬间真相被撕开。

小说家不是上帝,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相,我们只能通过逻辑逼近真相。我们可以发现那个看起来没什么反应的人,其实内心并不糊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恋爱脑,其实他非常清醒自己是被骗的。我们理解的这个生活跟社交或者说这个外部世界希望我们理解的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短篇小说是非常喜欢这样惊险的一瞬的。

南都记者 黄茜 实习生 陈铭心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