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往事》的破局与诞生
起心动念
2019年中的盛夏，我产生了写作一本中国芯片产业史的想法。当天，我忙与一位资深媒体人——陈慧玲前辈交流。
陈慧玲前辈是我进入芯片报道的老师。此前，我刚到北京从事媒体报道，因原来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又是纯粹的文科生，对于技术名词一窍不通。
刚巧，陈慧玲前辈是我的领导，她此前在一家成立了将近二十年的岛内电子产业专业媒体——电子时报（digitimes）工作了几乎同样的时长，是一位老将，对于台积电、华为、富士康等声名卓著的电子企业具有很深的了解。
我脸皮厚，经常向她请教。她也向来喜欢提携后进，经常在拿一张纸画来画去，为我演示讲解。
数月后，陈慧玲前辈离开大陆。临走前，我们在地坛公园闲谈，她赠送了一本《方贤齐传》，这是她操刀的一本记录岛内科技政策推手——技术官员方贤齐的传记，其中翔实地记载了岛内芯片产业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时的情形。
那时，我碰巧在读胡启立写的《芯路历程》。有了《方贤齐传》，我得以对比两岸芯片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而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方贤齐传与芯路历程
当时，我正好在做一个基于地域维度的芯片产业文章，编辑张丽娟老师和媒体前辈欧阳洪亮都十分支持。第一篇写上海，难度不小，我专门找来系列著作研读。
陈慧玲前辈为我推荐了另一位资深媒体人宋丁仪老师，宋老师转而为我推荐了十多位芯片业内的资深人士，一举解决了我的采访难题。
正是在采访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本专门的芯片产业史著作的重要性。
讲互联网产业史的很多，讲商业史的更多，但芯片这么重要，成系统的著述却寥寥无几。即便是以往出版的关于芯片产业发展历程的书籍，大多非常专业，一遍看下去都无法看懂。因而，为大众撰写一本通俗的芯片产业史十分必要。
有了这个想法，我初步拟定了一个书籍大纲，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出版人吕征。
那时，我以为出版很简单，急于敲定，应付着写了三千字交给吕征算是样章。没想到，吕征是个老炮，等到面谈的时候，一连问了我将近十个问题，我无法给出明晰的回答。
本来，我以为写书像平时那样写文章就好了，未料出版人如此较真，顿时泄了气。吕征也是个极有耐心的人，他建议我先写完书再说，出书很复杂，不着急。
我也真就没着急，一直搁笔。
一本书的破局
转眼间，到了2020年中，之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主人公联系到了我。
迟迟未动笔的中国芯片产业史，突然间有了眉目。
历史的见证者就摆在眼前，我十分兴奋。2020年8月，我前后列了一百个问题，在线上与受访者访谈了五次、长达十个小时。正值盛夏，我居住的北京老破小酷热难当。一次访谈两个小时过去，我往往是汗流浃背，走路都有点发虚了。
随着线上访谈的进行，我愈发感觉到线下拜访的必要性。2020年8月下旬，我跑到重庆拜访了受访人。交流过程中，他提到一位朋友的父亲在1980年代去美国“凤凰城”菲尼克斯引进芯片生产线，最后获得表彰。
刚听到的时候，我很是惊讶，不相信一次拜访还能再顺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当即表示要实地拜访。2020年9月，我与这位受访人和他的朋友相约深圳，再做一轮访谈。
等到了深圳，我终于见到了当年参与重庆川仪六厂美国芯片产线引进工程的许传江前辈。他已有八十多岁，但身体仍然健朗，尤其是思路极其清晰。
访谈前，我草拟了一份提纲给许前辈的家人。访谈时，许前辈几乎是按照提纲的问题顺序，不需要提示，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当中还回答了若干简单的专业问题，答完总是能够回到原来的话题和逻辑上去。
在深圳访谈许前辈
对许前辈的访谈，让我意识到，中国芯片产业史是一座巨大的金矿，从中能够挖掘的绝不仅仅是芯片，还有家国情怀、改革勇气与奉献精神：
许前辈的父亲许成章，是四川著名的进步文人。早在1940年代为四川开明军阀刘文辉的秘书，各种机要文稿多出自许成章之手。
解放前，为寻民族大义，谋中华独立自由之路，许成章领导众多爱国之士办了一份民主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在这方爱国阵地，他常针砭时政，鞭笞不公，发激昂慷慨之言，由此受到国民党迫害，以共匪之罪下至成都将军衙门大狱。许成章受囹圄之灾而矢志不渝。
许前辈的第一份工作，是锦州的辽宁晶体管厂。1960年代初，东北兴起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新兴工业建设，成为当时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辽宁晶体管厂地处辽西小城，却在半导体新品研发上十分激进，成为工交部表彰的全国典型。
许前辈1984年去美国引进的3微米芯片产线，在川仪六厂上下的无私奉献下投产。当时，许前辈带领近40位工程师，在美国吃泡面学了三个月，经历离子注入机爆炸的事故，幸而安全回到国内。经历万重困难，最终生产出高良率的电话机芯片。
接连两轮采访，彻底为本书打开了局面，我也因此爱上了重庆这座城市。
之后，我经常去重庆拜访相关的受访者，与他们喝酒聊天。好友闫佳良开车载我到北碚的川仪六厂旧址游玩。沿着盘山公路一路颠簸，站在山城云雾缭绕的公路上往深山处望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当年三线建设的布局与困难。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做完实地探访，就该写作了。
这时，我尚无明确的写作思路，只是根据受访人的叙述平铺直叙，再补充以必要的背景信息，如果想到有意思的线索，也会四处收集材料。但总的来说，第一轮写作类似于无头苍蝇，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线。
但是，我还是低估了一线访谈带给我的收获。沿着许前辈给出的零零星星的关键词，我在一个旧书网上收集到了大量关于锦州1960年代新兴工业建设的资料。
基于当年的人民日报、1980年代平反的小册子，以及锦州市政协出版的官方资料集，我发现，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半导体工厂——辽宁晶体管厂发展壮大的故事跃然纸上。
由此，我找到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史最难补齐的一块——1960年代的开端。
一个新的故事又诞生了！
锦州故事给了我全新的启发。这是一个由口述者提及、但大部基于公开历史档案构建的完整故事，证明了一线访谈应该与可信度较高的一手资料做充分的交互。
一手访谈与一手资料，是真相的两个镜面，经过较为充分的印证和考究，足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之后，我基于这样的方法，开始撰写台湾、珠海、东莞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故事。
发生在东莞的步步高创业史，是最难写的。步步高是中国电子工业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今天的OPPO和vivo都起源于1995年由段永平创建的步步高。这个章节的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关涉利益者众。
除若干步步高受访人外，幸而有1998年3月到2004年11月间的15期《步步高人》内刊报纸，一线访谈可与官方资料互为对照。对于一些无法印证或易引发争议的事件，本书暂时搁置。
第一轮成稿既已差不多了，我与吕征沟通。他认为写的散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开始我还不信，反复读了几遍，确有很大的问题。后来，我拿着书稿与一位具备实业经验的芯片投资人——孟伟交流，他也觉得杂乱无章，越看到后面越乱，但有一章不错，似有《冰与火之歌》的观感。
孟伟建议，本书应学习马丁的POV（ponitof view）写作手法，每一节树立一中心视点人物，所有情节围绕该人展开，可使叙事不致紊乱。
孟伟的这一建议推动本书大改，并成为我之后写作长篇产业历史故事的一个标准。于是，基于POV写法，本书形成了围绕芯片及电子工业组织发展脉络的四个故事：
一，辽宁晶体管厂六十年代的改革往事，讲述经济改革派的军工半导体业尝试。
二，川仪六厂的三线建设往事，讲述大陆经济转轨时期的芯片工业。
三，步步高创业史，讲述大陆电子整机工业体系的形成，以及早期与芯片工业的互动。
四，炬力创业史，讲述杨丕全与赵广民等两岸精英在珠三角芯片设计业的创业故事。
其中，在第一、二、三个章节，分别附有一个专题讨论。
万类霜天竞自由
因为本书故事的时间最晚截止到2007年，为了将本书的时间段拉到最近，我一度想找几个近期的公司作为代表，于是四处调研、访谈。
与好友在重庆北碚考察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在一线调研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最近中国芯片工业欣欣向荣之景象，恰如“万类霜天竞自由”。
我首先联系了国内离子注入机领域的领先者——万业企业的副总经理周伟芳女士。
周女士亲身经历了芯片行业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平易近人，我刚做芯片报道时便经常向她请教，一打电话就是一个小时，要问不少比较基础的问题。她那时刚履新万业，认为万业的控股股东——浦科投资的国企混改历程很值得叙述。
于是，经周女士介绍，我访谈了浦科的朱旭东董事长。
朱董原是浦东新区科委主任，2012年转任浦科，上任之后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一个故事而言，浦科混改是我近期所见极具勇气的，也是全国着力发展芯片产业的一个标本。
但颇为可惜的是，与朱董访谈时已到了本书收尾阶段，而浦科混改的故事需要访谈相当数量的人物。经过协商，朱董为本书《岛内风云》一章作了一个富有洞见的点评。
我也访谈了新思科技全球资深副总裁、新思中国总裁兼董事长葛群。
新思是全球EDA领域的龙头，早在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为国内芯片设计业发展贡献良多。与葛总的交流，为我形成芯片行业的认识框架助力不少，更为本书奠定了很多基本认知。
随着走访企业渐多，我逐渐感觉到，近期中国芯片产业发生的许多精彩故事，可能要等到下一本了。
中国芯片工业的发展规律
中国芯片及电子工业的几次大发展，正如核聚变过程一般，是所有参与的原子受到巨大的温、压之下，自然于体内迸发出无穷的力量，从而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历史往前发展。
恰恰是那些看似边缘的小城，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聚齐了所有必备的元素，变革了中国的芯片及电子工业。
时移势易，故事的发生地点和主演人物会发生变化，但这个规律是永恒的。也正是高科技工业人口从东北到三线、再到沿海的流动，谱写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史诗。
当然，这一书名也同样适用于本书的成书过程。最后，我再次感谢那些帮助此书的朋友。
电子工业社编辑杨雅琳老师耐心细致，排雷不少，在迷茫期为本书指明了方向。
淮旭伟师兄作为律师顾问为本书把关，排雷不少，确保顺利出版。
好友徐俊逸是一个品味非常的读者，他读完了若干章节草稿，从一个组织发展的角度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
张江高科投资经理吕昕是一个游戏机爱好者，他对炬力章节的专业性贡献良多。
川仪六厂的退休职工杨胜利提供了对国营工业企业销售工作的一些说明。
芯片超人的姜蕾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启发。
万业企业的俞佳卉女士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此外还有很多朋友热心地给予帮助，在此不一一道明。
我对本书唯一的期待，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希望这五个耗费多时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伟大的中国芯片及电子工业事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