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往事（二）：比张忠谋级别还高的教父，为何选择了芯片？

马克·谢泼德

1968年，德州仪器（TI，以下简称德仪）CEO马克·谢泼德和他的下属，资深副总裁张忠谋飞到台湾考察。

美国芯片产业的大公司正在海外的低工资地区设立装配厂，德仪本来想以机器自动化降低成本，但发现这个办法不够快，已在斯坦福完成博士学业的亚裔张忠谋，听从两个台湾同学的建议，向中意香港的马克建言说：

台湾恐怕比香港好。

两人到了机场，打了一辆计程车，马克开始感觉不好。他身高两米，把身子缩进去都有些困难，这种不快加深了基于过往经验的偏见。

二战后期，他在图森号航空母舰上当了三年中尉，曾到过中国的上海、青岛，和日本的横须贺，对于远东的印象，就是酒吧和舞女。

第二天，与台湾“经济部长”李国鼎商谈，马克开门见山，提出两个要求：

中和的地已经看好了，请你们协助取得；德仪很重视知识产权，请你们尊重。

马克这样提，有他的底气。他和德仪一样，都属于早慧的风格。他4岁上学，7岁倒腾出第一台矿石收音机，14岁高中毕业，19岁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二战后一次春日旅行的途中，他十分偶然的拜访并加入了德仪。

1951年，德仪从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取得晶体管专利，马克带领着一小队年轻的工程师，很快使德仪实现了大规模量产，领先行业竞争者足足四年时间。

到德仪杰出的发明家杰克·基尔比在1958年发明芯片后，马克又领导公司满足了美国国防部的需求：用芯片控制民兵洲际弹道导弹投放核弹。

德仪芯片技术在军事装备上的快速有效的应用，最终为该公司在袖珍计算器等民用消费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1962年的《生活》杂志上，39岁的马克被评为美国100名最重要的年轻人之一。芯片及其经理人，成了美国60年代初的时代偶像。

基尔比1958年发明第一块集成电路

也正是因为德仪在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马克在推动德仪全球业务扩张的过程中，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格外在意。

德仪的核心优势所在，就是那些年轻工程师在实验室中的大胆尝试和激进的在芯片量产方面的努力。如果亚洲官员允许不守规矩的本土工程师把德仪的电路图抄了去，那么德仪还有多少钱可赚呢？

但是，马克对面老练的谈判对手——“经济部长”李国鼎并不这么看，他回应到：

那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帝国主义用来欺负落后者的东西！

马克被彻底激怒了，但这还没完。李国鼎对德仪在中和的投资案似乎也不甚上心，说自己“无权决定，还要跟省政府、县政府去谈”。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

你们要去中和？我在桃园有个地方，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隔壁，政府希望德仪也到当地设厂。

谈判到此，已经很难分清是当局的意思，还是李国鼎的意思，或者李国鼎就作主并代表当局的意思。

马克当即和李国鼎吵起来，他的提议令人难堪：早在美国时，德仪在日本的中国通事先选定了中和的地点，而且桃园RCA隔壁设厂让马克备受羞辱，这是一家在技术上“二流”的公司！与其为邻，拉低了德仪的格调。

尽管如此，马克依然没有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他柔和了谈判手段，争取道：

我们会为台湾创造几千个工作机会！

李国鼎终于放松了自己的口径，但还是模棱两可：

我会考虑中和投资案。

马克与张忠谋回到下榻的圆山大饭店，点了一份牛排，盘子端上来，马克气急了，原来盘子上到处是酱油。在台湾人引以为豪的“国宾馆”，竟然能做出这种菜肴！张忠谋在一旁看着，暗忖明天就得打道回府。

未料来日一早，马克心情大好，意气风发，原来美国总部来电，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听闻德仪来台，立马许诺，如来，“要什么都答应”。

张忠谋在德仪工作十年，升迁极快，随着公司的全球化扩张，早已做好外派亚洲的心理准备，今次德仪设厂不利，怕是要带着手下的台湾工程师远赴新加坡了。

不过，李国鼎此时并没有放弃德仪投资案，作为备受老蒋信任的岛内财经系统的最高官员，他正在为台湾这个偏狭小岛的现代化之路苦苦筹谋。

李国鼎出生于南京一个地主商人家庭，自幼对天文学尤感兴趣，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大志向。

在剑桥读物理学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向英国的导师咨询该怎么办，得到“科学家在战时应当替国家做事”的答案，由此启程回国，加入长沙的国民党空军，利用物理学专长提高导弹命中率。

战时的历练，使李国鼎成为一个干练的工程师和经营管理者。他有科学家的章法，喜欢与手下打成一片。在长沙的防空部队，他在数月内成为机械员的领袖，游刃有余的驾驭有才干的技术人员。

后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他被推荐至资源委员会管辖的一个钢铁厂任职，每日与工程师和工头讨论问题，时间一长，他竟成了一个钢铁专家。

卢作孚在重庆办了著名的民生航运公司，旗下的机器造船厂为钢铁厂供应发电设备和锅炉，那厂长看中李国鼎的才干，就任台湾造船公司（简称“台船”）总经理时特意提携，邀他来台担任协理。

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岛内和日本一起争抢美国的军火运输生意，李国鼎勉力经营，将台船的运输价格降到比日商低6%的水平，赢得大量订单，研究日美船商的经营模式后，又将台船转型至修船服务，赢得美军验船师和海员交口称赞。

李国鼎忠诚任事，领导逢人便夸，“工业委员会”召集人注意到，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助手，主持岛内工业的发展计划。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经历了先是经济而后军事上的惨败，蒋介石痛定思痛，将财经大权交还手下的技术官僚集团。

这是一个为数大概四十多人的群体，普遍经历了西式的良好教育，在大陆时受国民党礼遇，行事干练清廉，到台湾地区后被当局重用，任职于各类委员会，超脱于常设的行政组织，代表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打交道，薪俸由售卖美援物资得来的基金给付，相较一般公务员，很是丰厚。

背靠老蒋及其背后几十万军队的支持，技术官僚集团以日为师，照着明治维新的模子展开系列经济改革：

先是土改，政府以国营公司股票补偿地主，然后将土地分与农民；农业生产力提高后，又课以重税，将大部分资金发展工业；国营工业发展成熟后，再售予民营公司。

岛内工业化的资金，除了农业税，还有美国人送来的援助。

如同大陆地区运用苏联的三亿美元贷款引进156项工程，并建立门类齐全的国营工业体系，逐渐地完成进口商品国内替代生产（简称“进口替代”），台湾地区也运用数额更大、时间更为持久的美援来办这件事情。

不同之处在于，在执行权力机构上，大陆地区的引进工程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台湾地区的美援资源则交由非正式的行政机构美援会分配；

在工业门类上，大陆地区更偏重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台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借助美援棉花和棉纱发展的纺织工业、小麦和黄豆发展的副食工业；

在所有制形式上，大陆地区都是国营，台湾地区则是在国营成熟后，再透过立法程序尽量售予民营。

李国鼎与美援会其他技术官员

总的来说，岛内执行的是一套“计划式的自由经济”。这一制度施行五年后，岛内经济中国营企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例，从1946年的60%，降低到1958年的38%。

在工业委员会，李国鼎习得了一套务实高效的经济建设方法，他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式的经营家，快速成长为一个老练的财经官员。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他发现了岛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

征收上来的农业税正被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吃掉，炮轰金门让美国人意识到不能一直给美援，台湾地区必须得自己赚钱，但光凭凤梨和缝纫机，怕是要一直穷下去。

该怎么办呢？根源问题还是钱从何处来。

李国鼎旗帜鲜明的提出，工业要发展，就不可能老是进口替代、自给自足，自己人本来没钱，还做自己人的生意，终归是富不起来。那么，要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就必须发展外销工业，向海外源源不断地出口工业品。

而要搞出口，就要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大工业发展起来，几百万的农民便有工可做，等他们成功转换成产业工人，要在城市落脚，总需存钱吧，储蓄一上来，政权再发展工业，便不会苦于资金短绌了。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中的货币兑换环节。

国民党政权吸取金圆券的教训，不敢再滥发货币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但当局的巨大赤字仍然存在，如用较低的汇率，便需花更多的本币、也只能征更多的税以满足国外采购的需求。

因此，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旨在使本币贬值的汇率制度改革。

改革派最终获得了老蒋的支持，道理是了然的，美国人逼着经济自由化改革，却不指明赚钱的门路。

汇率改革不单迎合了美国人的需求，还能赚取大量外汇缩减赤字。与外销的潜在利益相比，政府在国外采购上多花点钱，也就不足为道了。

外销战略的拦路虎被搬了去，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大雨让李国鼎出乎意料地青云直上。

1959年，岛内八七水灾爆发，近半数农地被毁坏，三十多万农民无家可归，十分之一的GDP烟消云散。李国鼎被委任为重建计划负责人，与老蒋的副手陈诚考察各地灾情，深得赏识，由此获得最高级别的政治支持。

美军参与八七水灾援助

水灾重建获得成功，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台参观，向陈诚诉苦，在岛内投资太难。承接海外投资的工作被全权交给了李国鼎，陈诚说：

投资人有问题不能解决，就是你的问题，你要帮他解决。

李国鼎研究外资在岛内设厂的政策，却发现一个流程下来，足足有七十多个步骤，其中颇多重复，如要拿农地盖厂，更会触碰四种法律，光是修法，便不知到何年何月，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设一个特别法。

此时他被陈诚多次举荐，获得老蒋的强力支持，不过两月，“立法院”开了25次联席会议，三读通过，定为“奖励投资条例”，省繁文缛节，免外销之税。

李国鼎就此成为岛内外销政策的掌舵者。

1964年晚春，美国电视机大厂通用器材公司的负责人上门找李国鼎，因当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日商消费电子产业大事扩张，奥运过后产能必然过剩，便会到美国“倾销”。

通用为应付这股潜在的价格战洪流，不得不来台设零件装配厂以减少成本，但要招架住日本人，需快速核准设厂。通用所产电子产品，正是台湾所需，李国鼎知晓来意，允诺一个月内完成核准手续。

通用投资案一炮打响，台湾的外销工业被迅速纳入美国的电子工业体系，以对付来势汹汹的日本竞争对手。

负责美国对外投资联络的纽约办事处一连接到多家电视机厂的咨询电话，原来，通用器材公司的负责人到处向他的客户宣传岛内优异的投资环境，招来了RCA、摩托罗拉等电子大厂。

其后，一位美国友人又提醒李国鼎，岛内应寻找一显像管公司补足产业链，如此就能配成整机出口，于是他找来康宁和飞利浦落户。至此，岛内的消费电子工业，先于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形成一个健全的系统。

李国鼎的工作得到老蒋认可，1965年，他与蒋经国分别以“经济部长”和“国防部长”之职进入“内阁”，进入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经济部长”的工作异常繁重，周末无休，平均一天，至少要会见三位宾客，处理二十件公文，主持一场会议，基本每隔半月临出国前，还要去士林官邸汇报所见所闻，这导致他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多余的“嗜好”。有次他突感病痛以为患了重症，老蒋忙送他到美国诊疗，幸而无碍，两人都送了口气。

到了1968年德仪CEO马克和副总裁张忠谋赴台考察时，李国鼎已不用忧愁没有电子工厂，他的外销工作成绩卓著。

在“奖励投资条例”施行的十年时间里，岛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总额和储蓄总额都增加了十倍。他的经济设想如约兑现，甚至超乎预料。

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当口，如要落地德仪投资案，需要多加考量的，是产业的群聚效应，以及新征农地所耗成本多。

但显而易见的是，此时当局还拗不过美商的大腿，没有什么选择的条件。周边的亚洲经济体在穷追猛赶，不只是台湾地区发现了出口工业的巨大商机，岛内的劳力密集型工业，正面临成本节节攀升和吸引力逐渐减弱的危险。李国鼎思量再三，最终还是答应了德仪的两个要求。

60年代的TI芯片工厂

进入1970年代后，岛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国民党政权被逐出联合国，石油危机正将生产成本推到一个新高度，产业转型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严肃课题。

工业化国家中的“模范生”——日本，成为岛内转型的学习样板。

那时，日本人已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了经济，开始建立完善的品质管理制度，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尽善尽美，走路如风，给岛内公派赴日学习的工程师留下深刻印象。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日本发展工业的策略，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发展一项工业，则会拨一笔基金成立一个社团法人，召集相关公司共商关键技术项目，定好税制和奖励补助方式，并以严谨的项目管理制度规范。

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在电子工业取得显著成效，岛内“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下设电子工业发展小组，常派高阶工程师和官员赴日考察，学习NEC、东芝、三菱等日商的商业运作，和通产省等日本部委的产业政策。在日的工程师团体也组成学会，实时密切关注日本的技术进展整理成刊，及时传回岛内。

日本的成功经验珠玉在前，1973年，“立法院”拨款两亿元台币，设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1974年成立电子研究所，瞄准电子工业转型方向，希冀能借该机构从外国引进技术。

1974年，潘文渊召集华人专家成立“电子技术咨询委员会”，为台湾发展技术工业提供咨询

到了1976年，“行政院”改组，李国鼎彻底从财经岗位上撤下来，被蒋经国任命为“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实际上接过电子工业转型的重任，工研院电子所就此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对象。

依常理而言，李国鼎做了十几年财经工作，到已然是半致世的年纪接过一个“编外”委员会，这类职位一般被默认为满足退休养老之需，况且他现在手中无人又无钱。

但李国鼎不这么想。

他早在1947年《科学世界》杂志中刊发文章，评述罗斯福顾问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认为中国需要发展科学研究，以增进人民福利。

岛内当局早有设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和“科学委员会”，多由留美学人主持，重基础研究，但轻应用科技，也不关注研究成果从实验到工业品的转化。

李国鼎意识到这一缺陷，着意利用当局“经济部长”等一干高官的鼎力配合，首先支持工研院电子所从美国RCA引进的CMOS芯片项目。

那么，要派谁去学习？岛内电子工业的人才从何而来？他们能担得起李国鼎的重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