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斌 | 梁启超新史学的二重奏：“科学史学”与“民族文化史学”

摘要 ：新时期以来,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渊源、体系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学界的研讨已有显著之进展。考察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实践,必须充分重视梁氏独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贯彻全部学术人生与思想世界的中西文化观。其次,梁启超从首倡“史界革命”开始,他理想的新史学蕴含两种主旋律,一是受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影响而形成的“科学史学”,二是受近代民族文化思潮刺激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史学”。前者的内涵有五项:历史进化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治史态度和治史路径。后者的内涵有四项：治史旨趣、治史对象、治史路径和民族文化史观。二种旋律间的内在张力规范了新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现代史学分途发展的两个 重要潮流 。 这或许为理解梁启超新史学的“ 变 ”与“ 不变”,提供一个值得反思的新视角 。

关键词 ：思想性格 新史学 科学史学 民族文化史学 新传统主义文化观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20年代,梁启超一直活跃在近代政治及思想世界的中心,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学术嬗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体而言,他的人生志业分为四期:(1) 自1890年结识康有为,被他的革新思想所吸引,毅然舍弃词章、考据等旧学,而后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舆论宣传和政治运动。(2)从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成功,流亡海外十载,借助于日文译著,博采西方学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数量惊人的政治评论和学术论著,热情向国人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传统,他俨然成为“全国学术界之灵魂”。(3)从民国创建至1918 年欧游以前,投身民初的政党政治,曾经两度入阁,然而书生从政屡受挫败,渐萌抽身之意。(4)从1920 年欧游归来直至1929年病殁,宣告脱离政治,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梁启超的学术兴趣完全回归史学,学术成就最为丰硕。作为近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的活动和研究涉及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诸 多领域 ,遗留的资料翔实而丰富 ,相关的研究较为全面和充实。 在梁氏的学术事业中 ,史学为其毕生心血所系。 他有志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 , 晚年又瞩意于文化史 ,在史学理论 、史学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清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造诣尤深 。

关于梁启超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 ,1949年以前的研究大多极力褒扬,肯定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1949 年以后,围绕梁启超前后期的学术思想、史学思想的阶级性质,学界产生许多争议和批判。新时期以来,关于新史学的理论渊源、体系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学界的研讨已有显著之进展。梁启超的文化观和史学理论的显著转变,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梁氏为期一年的欧洲考察。学界一般以此为转折点,将梁启超史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史学论著,和他当时所撰述的政论文章同一旨趣,都以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进化论为武器,批评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富强和中国落后的根源。后期的史学论著,立足于史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从批判旧史学转入建设新史学,早期批判旧史的基调继续保留,措辞由激昂改为和缓,态度由激进转为理解,其意在于阐扬传统史学之精髓,糅合中西史学而创造现代史学之理论学说。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史学的“变”与“不变”,已有不少有益的分析。梁氏史学前后期的变化,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后期实乃前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依笔者之见 ,梁启超思想的“ 善变”,首先来自他独特的思想性格 ,尤其是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观,这是考察其史学理论必须充分关注的思想背景。其次,从首倡“史界革命”开始,梁氏理想的新史学兼具交织渗透的两个维度———“科学史学”与“民族文化史学”。随着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的更迭演变,二种旋律间的内在张力规范了新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预 示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潮流 。 这或许为理解梁启超新史学的“ 变 ”与“ 不变”,提供一个值得反思的新视角 。

一、说“ 流质易变 ”

梁启超以“ 流质易变”著称于世,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常随时代风潮而转移,同代学人对此啧有烦言,梁氏本人也从不讳言。其思想的驳杂多变,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论者或谓其思想“今不如昔”,或谓其思想缺乏稳定性。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后人关注的焦点和评价的基调时有调整。

梁启超自谓“太无成见”,这与他独特的思想性格难以分割 。他在许多场合公开解剖自己,言辞坦率而真切,极富感染力。在这些“ 自我鉴定”中,梁启超强调他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他曾用一诙谐的比喻,形容自己对学术的态度,“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 ' 这件东西 ,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 叫‘趣味 ' 的抽 出来 ,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他不仅用“趣味主义”激励青年后学,而且现身说法,以此教育子女,“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对于“趣味主义”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并非一味自责,甚至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得。

除了“趣味主义 ”的学术性格,梁启超性格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面,即他的自我期许。自维新变法伊始,他始终沉浸在引领时代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世人的高度期待, 自我的人生定位,两者交互推动,驱使他永远不甘寂寞,不断地追踪新知。一旦社会政治、学术思潮显露变化的端倪,他便敏锐地捕捉先机 ,改弦更张 ,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挑战昔 日之“梁启超”。1902年 ,继《清议报》之后,他创办《新民丛报》,揭开其人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恰在此时,他撰写一篇《三十自述》,追述个人的教育、治学及其思想历程,点明其志在警醒国人奋而救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气。1920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称:“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个人在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历史贡献有准确的认知 ;但他的抱负实不止于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这段话张扬而富有自信。显然,他所向往的历史地位,绝非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专业知识分子,其人生目标是想跻身一代通儒的行列,与王阳明、顾炎武等古代“大儒”并肩。易以今语,则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在分析顾炎武在清学史上的地位时,梁启超评说道:“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玩味其词,“夫子自道”之意,跃然纸上。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葛 ,也是导致梁氏思想多变的要因之一。虽然从1916年开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 年后开始“讲学生活”,似与政治渐行渐远,甚至还忏悔“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然而,终其一生,他对于政治始终兴味浓厚,从来没有彻底摆脱。晚年专注教育及学 术活动 ,用意不全在造就几个读书种子,不过是效法宋明大儒,广泛培育门徒,造就转移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的一股势力。 钱穆的学术观念,与梁启超颇为接近,他有一段精妙的话,可以转来揭示梁氏“讲学活动”的深层旨趣,即“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事实上,晚年他虽然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外界却一直以“研究系”党魁视之,而研究系的要角,如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一度与北洋军阀合作密切,他们无不与梁氏暗通款曲。 当大革命浪潮由南向北袭来之际,由于对国共两党的政见深为不满,梁启超已在酝酿重出江湖,只是因病重而未果。 他在清华的授业弟子,普遍为他陷于政海、妨碍学术事业而惋惜。 陈寅恪却对他的精神世界颇具“瞭解之同情”,陈氏认为:“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 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 是说也,余窃疑之。 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 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知行合一是学术的真谛。 学术如果不能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其价值便会招致质疑。 按梁启超晚年所说,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归结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到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 人格扩大到普遍 ,便是外王。 ”“内圣”是“为己之学”,“外王”是“为人之学”,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应当打通一片。 他痛恨晚清以来国势的日渐衰颓,竭力彰显学人的社会使命感,“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

趣味主义的治学态度 ,定位于通儒的人生理想,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这些因素与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相互牵引,加剧了思想变动的复杂性。对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冲击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本身继承的文化传统对其吸纳西学的潜在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如果不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应。在梁启超系统接受西学之前,他已承受清代思想界流行的考据学、今文学和理学的熏染,这些传统思想的元素,在西学的关照下,或者被改造和沟通,或者被拒斥和疏离。这一过程实际上不是单向的,西方学术同时也经受中学的检验,或是被毅然排斥,或是欣然接纳。此外,在 20 世纪初叶,西方的社会政治及哲学思想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兴起了一股反思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流弊的思潮,即是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上述因素加剧了文化选择的复杂性,五四以后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走向分裂的根源就在这里。“沟通中西”,可谓梁氏毕生所追求的文化目标。至于如何沟通,如何选择,则随时而异。他最初忧心于中国文化传统之沦丧,所见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观略同;亡命东瀛后,援引西学批判传统政制及其意识形态;五四以后,倡导以我为主的文化综合,自以为找到化解中西文明冲突的一剂良方。每一阶段的主张虽异,关注的问题始终如一。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梁启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反思和内省,随着国内外的时代风潮而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质言之,考察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实践,必须充分重视梁氏独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贯彻全部学术人生与思想世界的中西文化观。

二、科学史学

近代自然科学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 ,17 世纪由于天文学、物理学的巨大成功,科学所带来的新观念逐渐取代基督教,成为哲学家和普通公众的信仰支柱,从而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19 世纪中叶,随着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的发表,生物进化论首先完成了 自然科学各部门知识的大综合,自然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演化奥秘,以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客观规律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9 世纪末叶,“社会达尔文主义”凭借科学的威名风靡世界,“到处成为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的基本精神食粮”。梁启超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社会达尔文主义包含的竞争、进化和进步的观念,对于迫切探求国家富强之路的梁启超,具有异乎寻常的诱惑力，构成其新史学的核心理念。

20世纪初叶 ,梁启超率先倡导“新史学”,集中批判旧史学的政治历史观念,重新检讨史学在学术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史学的独立化、专业化和体制化,新史学运动取得一项重要的成果,即是职业历史学和新汉学的崛起。新汉学一派的史家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所谓“科学史学”,就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模型从事历史研究。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史料进行严谨的批判,确定客观史实,追求所谓的“信史”。其次,在此基础上,力图对历史的演变做出科学的阐释,寻求隐藏其间的原理或规律。他们以此为准绳,对中西学术遗产兼收并蓄。对中国而言,他们传承乾嘉考证学,并上溯至宋代以来的考证学传统;对西方而言,主要汲取欧洲东方学与兰克史学的治学理念及方法。他们接续、改造宋以来的考据学传统 ,构造自身的学术系谱 ,故称之为“新汉学”(“新历史考证学”或“新考证学”)。

“ 科学史学”成为梁启超推动史学革命、创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梁氏所谓的“科学史学”,主要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19 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文化史学为代表的 20世纪欧美新史学为典范,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并以历史进化论为前提假设,致力于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如实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具体内涵包括五项:

(一)历史进化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依据西方的知识体系,将宇宙现象划为天然界、历史界两类。前者周而复始,成循环状,后者则按进化论的原理日进无穷。与此相应,派生出研究自然现象的“天然学”(自然科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历史学”(社会科学)。从梁启超对两门学科研究难易的比较中,可以窥见他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有使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 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学术意识。他认为:“求史学之公理,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后,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至于狭义之历史学,梁启超将之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在梁氏前期著述中,“公理公例”一词连篇累牍。以《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为例,经逐一检查,“公理公例”有时指进化论,有时指西方各门学科的现代知识。在他看来,这些具体学科的知识都可归入历史进化论的范畴。历史进化论是新史学的核心预设,梁启超晚年虽对此产生怀疑,但只限于文化理论的质疑,并没有动摇它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质疑历史进化 论 ,根源来自他晚年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性反省。 按他的观察和思考,在欧洲爆发的一战,意味着由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竟然演变为人类相互屠杀的利器,这恰好证明历史进化论是有缺陷的。 他一改无条件承认历史现象是进化和进步的观念,将物质文明从进化名单中剔除,只承认属于精神文明的两种观念形态的进化:“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 ,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否认物质文明的进化,则国人不必对西方文明深怀敬畏,不用事事以西方为师,这无形中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 但梁氏晚年的治史实践,依旧秉持进化论的理念。 1927 年,他在燕京大学主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从史迹、思想和文学三个方面,指出史书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性。 在每一方面之下,他首先提到的一项判断标准,就是“进化系统紊乱”、“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 辨伪考证的学术工作,恰恰以历史进化论为理据。

(二)历史认识论。站在历史进化论的立场上,社会历史现象既然是不断进化和进步的,则背后显然有规律可循。为使史学获得科学的资格,史学必须探索历史演进中的客观规律。至于历史规律的性质,探索历史规律的途径,梁氏的认识和表述变化极大。他在《新史学》中,把效法自然科学寻求“公理公例”作为“良史”的标准。关于史学之界说,《中国历史研究法》表述为:“史也者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人类社会演进的“公理公例”被清晰地定义为“因果关系”。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经验,梁启超笃信“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因果是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但同时,他对于历史学能否完全适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已经萌生怀疑。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 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据此,他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所适用的不同“因果律”,强调历史研究不能机械套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历史因果律只是一种“有弹性的因果”。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梁启超几乎完全否认历史因果律的存在,连“有弹性的因果”也撤销了,只承认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互缘”。他说:“我们既承认历史为自由意志 的创造品 ,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因果律在历史研究中是否毫无意义?梁启超认为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只是文化创造的精神部分,即所谓的“文化种”;文化创造的物质结果,即“文化果”,则依旧受制于因果律。

(三)史学方法论。梁启超早年深信归纳逻辑为西方文明的原动力,将归纳研究法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一节文字,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的长短,所论其实不限于先秦和希腊,实为一篇精要的中西学术比较论。他所列举的先秦学派的缺点(亦可看作传统学术的缺点)包括:(1)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2)物理实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观念太深;(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按梁氏的认识,科学传统之缺乏,是中国固有学术最主要的缺陷。上述六项都是参照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发展条件推论出来的。旧学中唯一具有科学精神的是清代考证学,考证学方法被认为最合于归纳逻辑,“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动力者,必推培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 然后下断案也 。 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 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 ”晚年他通过《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清学史名著,对清学做了深入系统的梳理,注重继承和改造清代考证学,有意沿着这一方向建设新史学。 清代考证学固然是一种归纳研究法,但它的范围集中于古文献,过于狭窄,必须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即“扩充材料”和“扩充工具”。

梁氏所谓的归纳研究法 ,包含两个步骤:其一,汇集同类现象,获得某种现象的概括认识;其二,寻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前一步骤是综合的过程,后一步骤是分析的过程。归纳研究法是否能完全解释历史真相,梁启超后来也有怀疑。既然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历史是经由人类的自由意志发动,历史发展当然不可能重复,史家的职责是探索“不共相”,然而归纳研究法只能概括“共相”,梁氏最后只能承认:归纳研究法的价值到整理史料为止,至于说明历史真相则非其所能。那么究竟用什么方法把握历史真相呢? 梁氏猜想“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对此,他不是非常肯定。如果真的相信只能从直觉来把握历史真相的话,就无所谓学术研究了。实则梁氏仍然一直运用归纳研究法,史学理论上的矛盾、困惑对其史学研究的实际干扰有限。

（四)治史态度。梁启超早期的论著,政治激情多于平心研究,结论常流于偏颇,晚年才重视研究态度的客观忠实。他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推崇清学“正统派”的学术贡献,详细论列其治学精神、方法、态度和文风,最为欣赏考据学派的“学者的人格”,即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进而明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对亲自参与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以及康、梁师徒的历史功过,亦毫不掩饰,予以中肯评价。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批评传统史家“明道”、“经世”的观念 ,呼吁史家追求“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宜于可能的范围内 ,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标举“史家四长”,为现代史家确立职业规范。“史德”位居“四长”之首,其含义就是忠实,“即对于所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 自己意见”。最理想的史家,就是“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这其实是“学者的人格”之形象化表述。英国政治家格林威尔的“画我须是我”一语,梁氏经常提起,引为治学的座右铭。

(五)治史路径。梁启超早年蓄志撰写《中国通史》《泰西通史》,晚年念念不忘完成《中国文化史》,撰写中国通史是其毕生之志愿。在《新史学》中,梁氏指出旧史未能臻于科学的要因之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换言之,惟有囊括人类社会发展全部过程的“通史”,才配称为科学的历史学。后期 ,鉴于现代学术专业化的趋势 ,转而强调先发展各种专门史,在专史繁荣的基础上,通过专门史家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部通史。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这一特色与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向相吻合,未来的中国学术势必沿着“分业发展、分地发展”的路径,开拓广阔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又提出“以收缩为扩充”,重新规定史学的研究范围,将原属于旧史的领域划归各种专门 史 ,而以“普遍史 ”或“ 文化史 ”统摄历史发展的全景和内容 。

1926 年10月至1927年 3月,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详述其专史的研究法。他提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断代的专史。限于课时,实际只讲了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两种,其他三种阙而不讲。梁氏训练弟子走上专史的道路,一方面是考虑到现代学术日趋精密,“贵专精不贵杂博”,另一方面是为中国通史的撰述做准备。梁氏说:“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个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 ,大家合起来 ,便成一部顶好的中国通史了”。从事专史研究 ,需把专史置于通史之中,具有整体史的视野。从梁启超的历史哲学来讲,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犹如生物学上的生命有机体,局部与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唯有综合考察,从整体史的视野下,才能洞察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梁氏强调说:“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全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

1902、1918年,梁启超两度尝试撰写中国通史，持续时间都不长。1921年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设想的通史结构包括:第一卷“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卷“五千年史势之鸟瞰”;第三卷以下,依时代划分为若干卷。晚年因受“民族文化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通史易名为中国文化史,放弃按历史线索叙述中国史的设想,转而沿着专门史的路径来包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貌。据《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的记述,其文化史取广泛的涵义,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在 目录设置上,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大同小异,只是子目较为细腻。《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包括 25篇之多 ,计有:朝代篇、种族篇上、种族篇下、地理篇、政治篇上、政治篇下、政治运用篇、法律篇、军政篇、 财政篇、教育篇、交通篇、国际关系篇、饮食篇、服饰篇、宅居篇、考工篇、通商篇、货币篇、农事及田制篇、语言文字篇、宗教礼俗篇、学术思想篇上、学术思想篇下、文学篇、美术篇、音乐篇、载籍篇。其中 ,种族、政治、学术思想三篇各分上、下 ,总计有28篇。1925年秋冬,他向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讲授中国通史 ,讲义定名为《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社会组织篇》不在《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之内 ,应为新增的内容。《社会组织篇》包括八章: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与宗法、姓氏、阶级 (上)、阶级(下)、乡治、都市。此篇要旨是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制度及组织提炼出来,采取中西历史比较的方法 ,试图从宏观上把握 中 国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社会组织篇》是《中国文化史》诸篇中唯一成稿的一篇。梁启超优先讲授《社会组织篇》,显然蕴含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与其晚年的政治思想似有密切的联系。譬如,在“阶级”一章中,他认为阶级分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突出,因此不能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由于历史上“大农”(即大土地所有制)造成贫富悬殊和奴隶出现,伴随“大工”(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取代“大农”,他担心是否会再度造成新的奴隶,故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保持警惕。这些历史问题的检讨背后,都有明确的政治关怀。林志钧曾感慨地说:“迩者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方始,任公不及参与讨论焉,即此已不可谓非学术界之一损失耳。”其实，就《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的主题而言,可谓开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先河。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 ,史学的科学化道路 ,是新史学最重要的潮流和趋势 。尽管各家各派的科 学化标准并不尽同 ,且因时而易。 但梁启超无疑是开创这一主流趋势的重要史家之一。 对此,汪荣祖颇有疑义,他认为梁启超求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为“历史哲学”,绝非科学界的公理公例,梁氏实际上无意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其实,梁氏对“公理公例”的反复致意,正是鉴于史学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还远不如自然科学,他在历史哲学上的摇摆,是由于套用自然科学模式而产生的理论困惑,但他所提倡之新史学无疑具有史学科学化的意涵和目标。

三、民族文化史学

自近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 ,18、19 世纪诞生了一股民族文化的思潮,支配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及思想领域。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件。这些要件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表现为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 的认 同与守望 ,是维系民族国家的关键因素。据英国学者柏林 (Isaiah Berlin)的分析,民族文化意识包含四个基本特征:“坚信归属一个民族是压倒一切的需要;坚信在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要素之间存在一种有机联系;坚信我们自己的价值,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最后,在面对争夺权威和忠诚的对手时,相信自己民族的权利至高无上。”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来说,为抗衡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激发本国的民族意识,并从自身的历史脉络及其文化传统中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它们被迫学习侵略者的先进文化,同时努力模仿并创造自己的历史学科,历史是形成每一个民族国家独立意识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史学”构成梁启超新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面相。所谓的“民族文化史学”,就是赋予“科学史学”以民族文化认同的使命,强调历史研究应致力于阐发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道路、独特价值,进而丰富有关人类历史文化的多元主义认知。其思想内涵包括四项:

(一)治史旨趣。站在史学科学化的立场上,求真求是无疑是史学天然的宗旨。至于研究过程和结果的价值,对“科学史学”而言,起码不是首先考虑的问题。标榜客观史学的某些中外史家,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反对关注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不愿承认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秉承经世致用传统的梁启超,从倡导新史学之初,“求真”与“致用”在史学研究中的关系,一直是他反复思索的史学理论问题。早期,他主张以求是为手段,致用为宗旨。他在《新史学》的开篇,交代新史学的爱国主义目标:“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 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启超流寓东瀛,耳闻目睹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国事日臻,自然地把它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对比,深感救国必须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首先需从思想启蒙入手,树立国民的民族国家观念,故而《新史学》指出史学的社会职责:“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也。”史家的天职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后期因强调治史态度的客观忠实 ,力主在求真基础上的致用 ,致用的内涵更趋丰富和发展。《中国历史研究法》继续重申新史学的民族文化使命 ,指出“今 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 '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通过“以史为鉴”,加深国民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提升国民的历史智慧,增强改造国家的自信与自觉。新史学能够发挥“资鉴”的功能,前提是“信史”,“有信史然 后有良史”。 他批评传统史学缺乏“ 为历史而治历史”的观念 ,往往弃“信史”于不顾 ,为“明道”、“经世”而“强史就我”。 晚年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宣讲史学的目的为:“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在以上四个环节中,以真实为前提,以资鉴为归宿。 不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说法 ,梁启超特别指出:“致用”、“明道”观念 ,是传统史学特有的遗产,不能不加以重视。 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 ' 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 ' 四个字也不能看轻”,“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资鉴的对象包括社会活动、个人活动两个方面。 明道可分为二种:一是明治道,二是明人道。 明治道,就是总结历代政治兴衰的原因,为以后的政治治理提供借鉴。 明人道,就是从历史的褒贬善恶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明人道”为的是“内圣”,“明治道”为的是“外王”。

(二)治史对象。维系民族文化的资鉴宗旨,从另一个角度规划了新史学书写历史的对象和范围。《新史学》对史学的界说,实际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从“科学史学”的角度出发,其二是从民族国家和社会达尔文主的角度出发。在后一意义上 ,史学的性质被界定为:“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胜衰兴亡之迹”。史学家的精神,恰恰在于探究种族胜衰兴亡的原因。从世界历史的人种兴亡与文明胜衰的密切联系中,他看到中国文明正在面临的严峻危机,让他痛心疾首的是:中国文明绵延千年,“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借鉴欧洲、日本的文明史著作,《中国史叙论》从民族国家的观念出发 ,明确中国史的名称、疆域、人种、纪年、分期等问题,并运用西方考古学、人类学和史学的知识,尝试勾勒中国早期文明史的轮廓。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提出涉及 22 个项目的研究提纲,其内容涵盖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并从四个方面概括中国史的主干:“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在上述研究框架中,“民族”与“文化”是最核心的词汇。据此而言,他理想的新史学不仅要完整地描述民族文化演变的过程、特质,还要揭示它与域内外民族的关系以及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质言之,梁氏的新史学是一部“世界文化史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史”,这一思路贯串梁启超晚年 的文化史研究和撰述 ,并在柳诒徵、钱穆等同一旨趣 的史家作品中有详尽的表现。

(三)治史路径。从“科学史学”的一面来说,书写历史应先专史、后通史;在具体研究中,专史、通史不能割裂,专史亦需具备通史的视野。从“民族文化史学”的一面来说,书写历史则需深入透视其演变轨迹,体认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梁启超早年提倡“史界革命”,理论工具均取自西学、西史,晚年则对所吸收的西学、西史“重估价值”,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梁氏旨在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历史分期则是通史写作中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它体现的是史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认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否定了王朝史的分期,移植西洋的上古、中古和近世的历史分期。晚年则把中国史划分为春秋、战国、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前期 和后期等八个阶段 ,并着重指出:“这种分法,全以社会变迁作标准,在一个时期当中,可以看出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改换的大势。 ”以中国的“社会变迁”作为历史分期的原则,显示了梁启超研究视角的转移,更加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把握其规律及阶段性,这一点在梁启超之后的新史学发展中意义 日益凸显。

(四)民族文化史观 。在梁启超所谓的“过渡时代”,像他这样渴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并且经历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基于学政合一的传统,对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前途命运,都有极其强烈的关怀意识。社会文化的关怀往往透过史学折射出来,或者说,借史学阐述其文化观,这是梁氏“民族文化史学”的鲜明特点。关于中西文化的问题,梁启超最初的认识是:“舍西学而言 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中学、西学在价值上虽有体用之别,但务实的做法只能是中西并重,这与稍晚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表述的思想如出一辙。“中体西用”是晚清士人被动应付西潮的思想反应,他们内心真实的忧虑,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通过日文广泛接触了全新的西方知识世界后,梁启超获得批判传统的新观念,并在西学、西史的暗示下,开始重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中发掘有益于近代化的文化元素。在深入认识西学价值以后,一种乐观开放的心态取代原有的文化忧虑。在梁氏笔下,中西文化的不期而遇,为固有文化的脱胎换骨创造了历史契机。梁启超深信:“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之则必能尽吸收其所长以 自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中国文明的新生 ,不是来 自“全盘西化”,而是保留其文化特质 ,以我为主 的“创造性再生”。

从 1920年《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他承认西方的形而上学、科学、物质文明有独到之处,值得国人学习,但鄙视他们的人生哲学,认为西方社会走到今天,尽管发达,却不是合理完美的社会,反而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包含丰富的现代价值,国人当反身自求,从儒学、佛学等传统文化里寻觅安顿心身、和谐社会的精神启示。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授课,开设课程分为两类:一、“历史研究法”(讲稿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会通中西史学理论,详述各种专史的做法。“中国文化史”(讲稿即《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则是专史做法的具体示范。二、“儒家哲学”(讲稿即《儒家哲学》)意在阐释儒家道术的现代价值,蕴含其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观。拾回文化自信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理论遗产,如“明道”“经世”之类,反而有积极的肯定。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撰文评述《中国历史研究法》,全篇多用“痛贬”的教训口吻。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骘藏唯一赞赏的,是梁氏致力于改造中国旧史、使之科学化的主张,但对其沟通中西史学的努力,毫无同情,语含讥讽地说:“我以为梁氏是一面心慕欧美的新史学;一面又被以前的中国史论家所拘束：彷徨踌躇于二途之间,欠一定的态度的原故吧。”

四、结语

每一个文明时代 、每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学 ,普遍涵盖四个基本问题:性质、内容、方法和价值。易言之,即是(1)历史是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依循一定的规律,规律的性质是什么。(2)历史学是什么?作为认识人类社会与人类行为的这门知识或学科,具有怎样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能力。(3)如何研究历史?把握和解读历史需要建立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4)历史有什么用?研究历史究竟具有何种功能和价值。

置身于转型时代的梁启超 ,赋予“史界革命”两重使命:创造中国的新史学与重写中国的历史文明。新史学理论体系及其史学实践,全面辐射上述四个问题,反映出中国现代史学转型的深度和广度。要而言之,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蕴含两种主旋律,一是受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影响而形成的“科学史学”,二是受近代民族文化思潮刺激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史学”。两种史学趋向贯穿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和理论探索,并且由于二者之间并非始终水乳交融,存在微妙的紧张和冲突,从而导致他在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上自相矛盾。

对于梁启超而言 ,创造中国的新史学,必须对于中西学术及其史学传统兼收并蓄,必须在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科学价值与社会功能之间形成有序平衡的关系。近代思想家及史学家(包括梁启超)为摆脱中世纪政教权威的束缚,大声疾呼“为史学而史学”,致力于使史学获得超然独立的地位。他们认为纯粹的科学不必理会社会功能,科学就是在确认的事实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思想联系,发现隐藏其中的规律或真理。他们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和规范历史学,从而形成近代的史学观。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时的理念而已,实际上他们是要重新设想:史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史学在清除与王权主义的纠葛以后,很快又面临民族国家对于史学社会功能的显著要求。恰如法国史学家普罗斯特(AntonieProst)指出的:“明显吊诡的是,想要超越道德和政治的19世纪的历史学却有非常政治性的职能:在法国,就像在德国和美国一样(就更不用提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了) ,历史学是民族认同的熔炉。”

从“科学史学 ”的角度来说,历史学是探索人类全体的发展历程及相互关系,并以因果律加以解释。史学之所以是科学,来自所述史事具有客观真实性,而无关乎史学的社会价值。史家应以价值中立的姿态,遵循实证主义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独立从事历史事实的发现与解释。历史和历史学的发展,建立在线性进化论的预设基础上。而从“民族文化史学”的角度来说,科学的史学不是终极目标,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阐释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文化价值,继而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方向,才是中国史家最重要的使命。史家应怀有强烈的现实和文化的关怀,既要追求“信史”,也要探索“良史”。历史和历史学的发展,建立在多元主义文化观的预设基础上。他在史学价值论的摇摆,折射的是历史学性质及功能的选择困境。历史规律和历史方法的不同性质,反映的是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理论反思。彰显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道路、特殊价值,既是新传统主义文化观在史学领域的映现,也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社会需要。梁启超新史学的二重奏,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现代史学分途发展的两个重要潮流,②这在梁氏以后的史家身上会有淋漓尽致的展示。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