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画家周令钊所绘一幅反映「五四」运动的画作。（新华社资料照片）

如袁世凯篡国的时代，有位大人先生上表劝进，说，「赖大皇帝之威灵，军未浃旬，而江表戡定」，转眼之间，帝制取消，他又劝退，劈头便是，「慰庭先生阁下」。这不是举个极端的例，少数的例，实在可以形容中国人的普遍而又普通的心理啊！

自从去年秋天，我心里有一种怀疑，觉得这白话文学的主义，不久定要风行，然而这白话文学主义的真价值，或者为着速效弄糟了─这真可虑的很。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所以这白话文学发展得越快，我越替他的前途耽心。这不是我一人的私虑，别人也有如此想的。《每周评论》的第十一号里，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点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

造就真中华民国

现在把他抄在下面──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颇有人认为正当。……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容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着出现。……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中国人如不真是革面洗心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这篇文章我读过之后，起了若干想念；现在我所做的这文，正所谓有感而作。平情而论，现在的社会里，居然有人相信白话，肯用白话，真所谓难能可贵，不溺流俗的人，我们欢迎之不暇，何必作求全的责备。又一转念中国人在进化的决赛场上太落后了，我们不得不着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从白话文学的介壳，跳到白话文学的内心，用白话文学的内心造就那个未来的真中华民国。

白话文学的介壳，就是那些「什么」、「那个」、「月亮」、「太阳」的字眼儿，连在一起的，就是口里的话写在纸上的。这个的前途定然发展的很宽，成功的很速。白话文学的内心是人生的深切而又着明的表现，是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这个的前途就不容乐观了。

识时务的俊杰

现在并白话的介壳而亦反对的人，大概可以分做两类：一类是迷顽可怜的老朽，一类是新旧未定家。迷顽可怜的老朽反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有自然先生帮助我们打他们，他们垂死的命运早已判决了。况且他的气力是萎靡的，胆子是老鼠似的，最怕的是势力（这里是说怕势力。不是说崇拜势力。因为崇拜势力他还不配呢），最爱的是金钱，最发达的是肉欲，最讲究的是门面话；因而最不健全的是他的作为，最没效果的是他的反抗。

况且这些人说不懂得道理，却还懂得「趋时」：若用真理征服他，他便以化外自豪，若到大家成了风气之后，他也决不为采薇而食的顽民。况且单就白话的介壳而论，未必有所谓离经叛道的东西；好在他们也是会说白话的，乃祖乃宗也曾读过白话的高头讲章的；苟不至于如林纾一样，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拚此残年」，反对白话。所以我们爽性不必理他；他久而久之总会变的。至于我所谓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这都是识时务的俊杰！

他们既不会拚命发挥自己的主义，也决不会拚命反对别人的主义─只会看风使舵。他们都是时势造就的儿子，没有一句是造就时势的老子；都是被群众征服过的俘虏，没有一个是征服群众的将军。见理不明，因而没主义可说；志行薄弱，因而没宗派可指，再加上个「唯吃饭主义」，就决定他的飘萍转蓬的终身了。这不仅少数人如此，实在中国的大多数都是这般。民国元年，遍天下都是革命党，到了四年，遍天下都是官僚派；这类滑稽的风气迁流，确是中国人易于改变的征验。

又如袁世凯篡国的时代，有位大人先生上表劝进，说，「赖大皇帝之威灵，军未浃旬，而江表戡定」，转眼之间，帝制取消，他又劝退，劈头便是，「慰庭先生阁下」。这不是举个极端的例，少数的例，实在可以形容中国人的普遍而又普通的心理啊！

所以我平日总以为在中国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精神很难得好─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然而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皮毛没有不速成的，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由此看来，白话文学介壳的发展，顺着时势的迁流，几年以内，总会有点小成绩，可以无疑了。（原载《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