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两岸三地「捞女」的过去与现在（徐全）

大陆网路上的「胖猫事件」，一位21岁叫「胖猫」的男子被女友骗光所有财产，因女友要求分手，胖猫选择轻生。（图／微博）

近几个月来，中国大陆关于「捞女」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在5月，一名男子因为在支付女友巨额费用后无法接受情感挫败而在重庆跳江身亡，引起社会对捞女现象的口诛笔伐。进而在前几日，上海竟然有金融证券公司的女OL自我实名举报，宣称与多名男性同时交往、自我曝光是捞女，轰动舆论。在台湾的PTT乡民论坛，对捞女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很多。其实捞女不是一个网路新词，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便已有之，在当时及后来的文艺作品中被探讨多次。社会大众对捞女的口诛笔伐，本质上其实是对伪女性主义的抗拒和排斥。

具体言之，从历史角度而言，捞女这个概念源自于1970年代的香港。1970年代，由沈殿霞等主演的香港电影《捞女日记》，就刻画了艳女金燕玲这样一个为了洋房、轿车、珠宝而不断骗取男性同情的角色。最终，金燕玲自己也陷入了悲剧结局。而香港作家亦舒的长篇小说《喜宝》，更是将捞女的形象做了充分定义：一方面追求上流生活，一方面要伪装清高和道德。但最终，捞女喜宝即便获得了财富，也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香港那个时期的上述作品，其实呼应、见证和反应了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转变中，面对社会转型、贫富差距以及小人物的孤独无助时，艺术家们独特和尖锐的视角。当时的香港，经历了警队腐败、廉政公署成立、经济逐渐起飞等历史剧变，但并不是所有的平凡人都能够在时事转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议题便以两性议题的形式呈现出现。

所以，当中国大陆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剧变中迎接全球化、市场化的洗礼后，文艺作品也开始对捞女现象进行剖析和刻画。比较典型的大概就是《蜗居》这部电视剧。在大城市打拚的女生，为了能够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最终抛弃男友，而选择依附权贵。由于剧情直指权钱交易、官员腐败、阶层对立，这部电视剧一度面临下架的风险。《蜗居》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财富而背叛情感，却又为这种背叛找足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这部电视剧显现出一种在日常现实中很具象的捞女逻辑：伴侣为一段关系的支出、花费是自愿，所以捞女毫不珍视伴侣的付出，认为这种付出是理所当然；双方分手后，捞女为了维系形象、寻找说辞，会「道德婊」爆棚，将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交往描述成是情非得已、勉为其难、不情愿、非自愿，更将一切推诿给将前伴侣，好像是别人刀架在了捞女脖子上，让其去谈了一场恋爱。这种「对方为自己花钱是心甘情愿、自己享受对方支出是勉为其难」的怪诞逻辑，不仅双重标准，更挑战一般大众认知，也引起很多人对捞女现象的愤慨和反弹。

同时期《温柔的背后》等都市情感伦理剧，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蜗居》的风格。在《温柔的背后》等作品中，呈现出更为具体的社会性别角色刻画，深刻反映了现实──与「渣男」、「渣女」等词语背后体现的是「我就是真小人」完全不同，捞女的外在逻辑是用崇高道德去包装自己，也就是后来网路上流行的「绿茶婊」、「道德婊」──即外在楚楚可怜、形象清新，但实际上心机深重、计较得失，将伴侣当作满足情感、情绪、经济、学业、事业等各方面价值和需求的吸血包。有句网路流行语是对捞女主义的很好描述：千年的狐狸，却装作看不懂《聊斋》。

这些透过两性议题来反映社会问题的文艺作品，见证香港、中国大陆的社会演绎，其之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跻身上流，是捞女主义的目标与动因，而在正常社会中，大家都懂一个道理──在当今这个时代，情感交往是自己自愿、自主的选择，是自己权衡利弊的结果，双方都是成年人，都心智正常，怎么能交往时享受、分手后却宣称自己非自愿、扮无辜、装傻白甜？──这就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虚伪和巧言令色。这也就是为何不断有文艺作品专注于此类题材的原因。毕竟，在市场化导致传统道德崩解后，社会无法宽容伪道德。重庆的「胖猫」自杀后，网民纷纷谴责其前女友的原因：男友为其支付了200多万台币，当双方谈婚论嫁时，吃着碗里却又看着锅里的女朋友，悔婚背叛了这段感情；事发后，还不断挑战公众底线，扮演受害者。若在中国文艺史的脉络和作品中理解公众的反应，便不难体会网民的激烈反应。

在中国大陆，部分人将「女权」戏谑地表述为「女拳」，这个词后来扩展到其他区域。这就是捞女主义对真正的女性主义的悖反。实际上，就内在看，捞女主义是对真正的女性主义的践踏和悖反。因为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成成功之后，一直宣扬的是「女性能顶半边天」。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军人、女拖拉机手、女工人等平民形象不断成为宣传海报主题。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白毛女》，都呈现一种女性解放特质。但这种女性解放是以反物质追求的共产主义为前提。改革开放后，物质主义和经济浪潮蓬勃不止，让情感及两性关系变得有价和不纯粹，所以不论是脸书还是抖音，女生结婚前漫天要价索取彩礼的影片比比皆是，都是这种现实的写照。这也构成了捞女群体出现的时代基础，也造就了社会对捞女主义的反感。

而源自西欧的真正的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两性议题，它是将两性议题内化到社会不公、不平等、资本决定个人前途的社会批判语境中，例如追求女性平等的选举权。所以，真正的女性主义，挑战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性别意义上的男权，而是挑战不公正的社会权力结构本身。这是一种很崇高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理想。但华人社会的捞女主义则大不同，捞女主义者内心从不批判社会弊病和不公，反而对不公的社会结构和顶层优越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追慕。因此，捞女主义者是将女性主义、将道德作为跻身上流的工具和伪装。

防火、防盗、防捞女，成为了时下新的网路流行语。很多人干脆保留与捞女交往的证据，以防日后被咬一口时可以随时回应和反击。不得不说，这真是社会的悲哀。回顾数十年来刻画描写这些题材的文艺作品发展史，从剧中的捞女，到现实社会中，不论是台湾、中国大陆、还是香港，人们对捞女主义的批评和厌恶，根本上是对伪道德的批判和反感。人们可以接受社会的不完美，也可以接受人的不完美，但最不能接受的，是一方面用道德标榜自己绝对正确和无辜、一方面却又将道德毁坏殆尽的两面派。毕竟，任何社会中，大家痛恨伪君子，永远大过真小人。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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