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八旗正规军 在没落与腐败中挣扎

清代八旗文物展，身着旗装的讲解员介绍清代八旗棉甲胄。（中新社资料照片）

座落在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中新社资料照片）

在十九世纪后半的动荡时代中，从湖南省的湘军，以及安徽省的淮军系统中，出现了掌握大清命运的人们。在后续的年代，这些人基于经世儒学家的自我认知，以及身为帝国守护者、保护乾隆皇帝遗留版图的尊严，开始担起责任，一方面吸收西洋蜂拥而入的新事物，一方面又设法因应激烈转换的政治局势。

此外，以计划性的方式来控管国家一切生产与财政的「天朝田亩制度」，本身需要严谨的管理方式，但欠缺行政能力与行政经验的反叛军农民，根本不可能有效运用它。于是，太平天国便渐渐堕落成一个强盗集团。即使有许多地区的农民支持太平天国，也并非是因为受到天朝田亩制度这脆弱的乌托邦所吸引，而是因为太平天国在行政上的失能，可以让自己免于征税，显得相当讽刺。

农村革命蔚为风气

在毛泽东推动的中国农村革命正蔚为风气时，太平天国被赞扬为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经验，是一段以农民为主体的「抵抗的中国史」。然而，领导者对贫困农民的爆发性能量过于乐观的想法，再加上以执行者的能力来说显然不切实际的制度，结果只会造成难以想像的混乱。毛泽东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推动的「大跃进」，就让我们清楚看到了这一点。

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或许深刻省思过那场混乱，因此从「只有社会的安定，国家才能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带来益处」的立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日渐转为消极。安定与繁荣，并非自由精神与竞争下的产物，而是必须抑制住一旦放任、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乌托邦与自由，并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才能艰辛达到的成果；这是巨大的汉族社会从古到今一直面临的困难。

太平天国事件给予清国历史的最大意义或冲击究竟是什么？就笔者看来，大概就是汉人地方势力以独立的军事力量之姿，取代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力量、在没落与腐败中挣扎的正规军（八旗与绿营）而兴起这件事。此一地方势力的中心，即是修习儒学，并不断产生出科举及第者的知识阶层──士大夫。

在整个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儒学时代里，士大夫们燃烧着改革腐败现实社会的理想，他们一反过去儒学家等同于「文人」的固定观念，讨论起乾隆皇帝的远征与屯田，高谈阔论着国家军事。而就在此时，一股似乎要完全破坏掉人伦与礼仪观念的势力突然出现，而这股势力还打算完全吞没汉人的「中华」之地，让他们实在无法对眼前「礼教的危机」坐视不管。于是他们透过师生的关系，各自集结、武装起来，成立了不受清国正规军管理的地方私人部队，一步步攻破了太平天国的军队势力。这些由儒学菁英所组成的新兴地方军，就称为「乡勇」。

新一代汉人官僚

当时扮演了要角的，是一位湖南省出身的科举官僚曾国藩。他非但是极有才干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留下了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到国家政治、对外关系等大量著述的经世儒学家。太平天国事件发生当时，他正在北京的礼部担任高官。对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天国日益膨胀感到严重危机的他，开始在湖南省组织义勇军（湘军），加速了各地士大夫的群起响应。

满洲人最初担心自己已弱化的权威，会因为地方上汉人军力的兴起而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对此趋势保持着警戒。不过，为了遏止太平天国的危机，他们也只能选择给予率领军队的汉人地方菁英一官半职，试图拉拢这些势力。

就这样，在十九世纪后半的动荡时代中，从湖南省的湘军，以及安徽省的淮军系统中，出现了掌握大清命运的人们。在后续的年代，这些人基于经世儒学家的自我认知，以及身为帝国守护者、保护乾隆皇帝遗留版图的尊严，开始担起责任，一方面吸收西洋蜂拥而入的新事物，一方面又设法因应激烈转换的政治局势。这群人里头最具有权势的人物，即是隶属淮军的李鸿章。除此之外，湘军的左宗棠，还有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等人物，皆在使大清从「天下」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难以计量的影响。

顺带一提，直到一九八○年代为止，曾国藩都被人称作是「汉奸刽子手」，是个人人臭骂的对象；他被指责镇压了「为了推翻封建社会而起义的农民（太平天国）」，并试图维持将人们束缚在古老道德中的儒学。不过时至今日，曾国藩则受到人们的重新评价，被评为中国史上最能体现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社会和谐的菁英。

太平天国事件让人人都看得出来，真正延续了摇摇欲坠的清国命脉者，并非是正规军，而是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与他们所率领的乡勇。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偶然让西洋列强的「好意」再次投向清国身上。太平天国事件之初，西洋各国放弃了在条约体制上，老是表现出举棋不定态度的清国，认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才是最适合今后外交与通商的对象，同时也是最能迅速接受西洋文明、并在列强的督促下产生进步的国度。不过，随着太平天国虚假的内幕逐渐传播开来，且国家秩序也因乡勇开始恢复后，西洋各国才又开始认为，即使不是十分适合，但清国依旧是最适合的交涉对象，并做出判断，认定以清国的统治为大前提，积极去对它产生影响，才是最令人满意的作法。

在这样的推移中，到了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偶然爆发。这场战争最初的导火线，是由于清军扯下了挂在「香港船籍」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所引起。不过，这起事件中的亚罗号，当时在香港登录的船籍早已过期，加上广东当局刚好为了捉拿逃进船上的犯人，于是才以船籍过期为由，不照既定规定而迳行入船临检。因此从这些偶然性严格思考起来，该事件是否真能作为开战理由，确实值得商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