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列强文明冲击下的东亚秩序
1945年中共首任新闻发言人龚澎(右起)和毛泽东、斯诺在重庆。(摘自网路)
中共建党早期人物,图为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左1)和瞿秋白(后左1)等。(新华社)
美国记者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著名照片。(本报系资料照片)
远东的线索
毛泽东依靠游民社会的遗产,将他的党派从最高领袖预定的人肉盾牌命运中拯救出来。
师哲当时在毛泽东左右,非常清楚虎口掠食的危险性:「他们老是啃着一个死公式:国内要团结(指同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党内要团结(不搞任何斗争),一致对外,抗击日寇。因此,无论是出现了反摩擦斗争,或党内斗争,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使抗战力量削弱或相互抵销。」
「毛主席除多次给远方发电解释外,同时还多次给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介绍或解释。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内心里总是抱着自己主观上的看法,加上王明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往往使问题弄不清了。」
依靠游民社会遗产
内向掠食的机智是没落文明的特长,也是他们自取灭亡的主因。强者难以在诡诈方面战胜弱者,因为既强大又诡诈在演化意义上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毛泽东的智慧对西方人和共产国际而言都非常难以理解,却瞒不过浸淫《水浒》、《说唐》文化的游民英雄。他殚精竭力地培植彭德怀、许世友之流,居然暂时压制了训练有素的列宁主义者。
费拉(斯宾格勒所言Fellah,文明灰烬)的智慧建立在解构残余秩序资源的基础上,专门研究怎样比竞争者更擅长降低底线,即使这些底线在蛮族和年轻时期的文明人看来,已经不比垃圾箱的鸡爪更值得啃咬了。费拉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掠夺的秩序生产力,外来秩序扔下的残羹剩饭,对他们而言就像一笔财富。
毛泽东依靠游民社会的遗产,将他的党派从最高领袖预定的人肉盾牌命运中拯救出来。他的策略分为3个层次:地方─前线(苦力),苏联─日本─国民政府(为争夺升级机会而自相残杀的挑战者和觊觎者),英美和世界体系(统治者)。基本技术异常简单和雷同:如果搭便车的形势存在,就利用别人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搭便车的形势不存在,就以降低自己的消耗为最高目标。
毛泽东在地方——前线层次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他的阶级本能就是在苦力生长的夹缝中锻炼出来的。苏联─日本─国民政府层次的线索掌握在列宁主义训练产生的中级干部组织手中,毛泽东在这方面并不是最精明的。他只能利用蒋介石急欲冒充大中华共同领袖的心理弱点,乘机让国民党吃暗亏。史达林和蒋介石最初心照不宣,将红军移动到蒙古和华北之间。张克侠主持西北军,为苏联发挥了阎宝航在东北军内部的作用。
史达林渴望已久的「三国志」终于以最有利于苏联的方式爆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此只有一件事情需要担心:「抗日战线内部存在投降派和妥协派的情况下,投降已经成为实际的直接危险……因此,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最主要任务是:动员中国青年的一切力量同投降行为作斗争,坚决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蒋介石并非看不清汪兆铭、章太炎和蒋廷黻都能看清的事实,但新三民主义─大中华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他存在的基础。如果他甘愿承认现实的蒋政权根本不能胜任想像的大中华使命,就等于承认北伐以来的所有革命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像拉磨的驴一样,追随面前那根永远无法到口的胡萝卜。
统一战线的磨盘不停地转动,很快就毁灭了他从1927年以来清党建党的所有成就:「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
日本人看到国民党公开联苏容共,不可能不想到1927年币原绥靖的后果,很快就放弃了议和的希望。昭和政治家都明白,自己之所以占据现在的位置,是币原时代绥靖主义者身败名裂的结果。国民党戏弄了每一位释放善意的谈判对手,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或能够重蹈覆辙。
明治宪法的藩篱和人民对天皇的敬畏,都无法抑制忍无可忍和悔不当初的普遍情绪。利益和期望的参差不是和平最大的障碍,交涉对象的任何承诺都不值得信任,才是和平无法逾越的障碍。
共产国际尚未坐大
英美和世界体系层次掌握在世界中心的正统派和粉红色左派手中,对世界体系的边缘行使的生杀予夺大权仅次于神明。共产国际核心层在这场游戏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并不比毛泽东夹在史达林和蒋介石之间的处境优越多少。
美国的卡车和贷款提前或推迟几个月,就会改变史达林格勒或昆明的命运。蒋介石在争夺租借法案物资的斗争中,一再落到史达林的下风,自然对左右华盛顿的匪谍深恶痛绝。
粉红色左派利用莫斯科制造的马德里和延安神话,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品牌塑造,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丧失了列宁时代的恐怖记忆。费正清和芭芭拉.塔克曼都通过斯诺的眼睛,向西方读者介绍陌生的东亚。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忠实读者,3次召见斯诺,甚至打算同时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我在同(中国的)2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他果然说到做到,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这项建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