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
「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张学良将军，被幽禁在五峰故居期间，在清泉吊桥留下影像。（本报系资料照片）
张学良（中）九一八时人在北平。（摘自网路）
1934年6月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在南昌合影。（本报系资料照片）
汪荣宝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为外交目标，面对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敢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见。对外为改变「弱国无外交」的旧规，提出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尤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折冲樽俎，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国家权力作了诸多努力，展示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汪荣宝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而坚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仅在国内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箓、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包括汪荣宝在内的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多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会后推汪荣宝、章士钊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当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等到若槻礼次郎内阁下台，币原喜重郎辞职，而国民政府未能把握时机，导致事态愈加严峻。后来国民政府请国联调停，结果适得其反。
这更证明了汪荣宝此前向王正廷力言国联调查不可靠、日本绝决不肯听命于调查团说法的正确性，曹汝霖曾感慨道：「由今思之，不能不说衮父有先见之明也。」此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切实奉行不抵抗政策，下令东北军全部撤退到长城以内，以至东三省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沦陷。当汪荣宝的建言遭到拒绝后，他盛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国事。两年后一九三三年七月汪荣宝因患心脏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全国各大报纸对其病逝的消息作了报导，如《大公报》、《申报》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见他的影响力。
汪荣宝担任驻日公使长达近九年，是民国时任期时间最长的公使，在二十世纪二○年代敏感而复杂的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身处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其中几年时间以临时板房或租赁房屋为办公场所，带领使馆加上他仅有的七名工作人员，调查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关注日本军事力量的消长，艰难处理中日修约、济案宁案谈判等中日交涉事件。对此其后代回忆到：「（日本）猜诈百端，动絓荆棘，君折冲御难，或先发以制阴谋，或弭缝以消后患，或倾诚建白，捍格不行，或委曲求全，谤黜丛集，尽其彷徨焦思之情，又非言语所能形况，而事关密计，亦并非他人所得尽知者。」从中可见其任职艰难的状况及中日交涉之复杂。
汪荣宝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又任公使长期在日居住，因而对日本社会有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同时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他与日本外务省、农商省、内务省、文部省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日本文学界多有联系，还加入东京诗社，与诸多日本文人彼此唱和赠作。一九二八年日本同仁会创办汉文医学杂志，汪荣宝为之作序。曹汝霖评价说汪荣宝任职期间「与日本朝野文学之士，彼此唱和，颇受欢迎。而与币原外相，更为推契。」他处理中日交涉事件能把握好分寸，冷静果断地应对复杂问题，持对日不妥协政策，竭力维持民族国家的权利，展现了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爱国情操和敬业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汪荣宝所在家族与日本关系渊源颇深。他的二伯父汪凤藻早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就担任清朝使日大臣，而他的后代即其第四子汪公纪在二十世纪五○年代担任台湾「驻日代表团」副团长，并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干事长，对日本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研究，汪公纪先生还撰写有著作《日本史话》。汪氏家族三代均有人任驻日使节，可称得上驻日外交世家。
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综上所述，汪荣宝是民国时期外交家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职业外交家的特征。所谓的职业外交家指的是伴随着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外交家群体，他们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的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收回山东权益等，其中顾维钧、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颜惠庆等为卓越的代表，汪氏亦是其中重要成员。
汪荣宝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为外交目标，面对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敢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见。对外为改变「弱国无外交」的旧规，提出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尤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折冲樽俎，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国家权力作了诸多努力，展示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汪荣宝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而坚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仅在国内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
（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