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国共在大陆最后一战

戴笠（中左）陪同蒋介石（中右）检阅重庆特警班。（摘自网路）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葬礼。（摘自网路）

戴笠（左）与小学生合影。（本报系资料照片）

1949，国共最后一战

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确实常常是彼此都不明了的。他们彼此间也不愿意随便探问对方的身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身分。

当邓、潘、刘、向到达彭县后不久，他们的秘书人员便会同拟出了起义通电，邓锡侯与潘文华对电文的措辞认为很有不当的地方，需要再加修改，但刘文辉则认为时间已迟，共军不久就要进入成都了，再不把电报发出去，简直就会不成为起义。所以当邓、潘还在表示要斟酌的时候，刘文辉就很坚决的说：「即刻把电报发了吧！还修改什么？」这样，这通电报才仓促地发了出来。

第二个插曲是列名问题，当时邓锡侯有一位老部下跟随在邓的左右，他看见起义电报只有邓、潘、刘、向4个人署名，他想自己若能署一个名岂不更好？于是他向邓要求，邓说可以。邓素来圆滑，他说可以，原是不可靠的，邓把他要署名的事告诉了当时的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严也即时声请要署名，邓也表示可以，这样一来，要求署名的人就愈来愈多，变成了一大争执，争执无结果，最后才又决定其他的人都不署名；所以，大家都说邓锡侯又玩了一次狡猾。

秘密组织身分难辨

在彭县的另一件事是把一个真正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当成假冒，扣留了两天。原来，有一个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叫徐伯威，他原是戴笠（雨农）时代的军统局雅安站站长，后来叛变了戴雨农，专在四川策动地方事变，因为他与刘文辉的姪儿刘元瑄（师长），邓锡侯部九十五师长谢德堪以及潘文华部一六四师长彭焕章是拜把弟兄，再加上重庆行辕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长张元良是他的妹夫，所以他一直得到掩护；这些人只把他当成一个好乱成性的疯子看，却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中共地下特工人员。

当邓、潘、刘、向等到了彭县之后，徐也突然到了彭县。他对彭县驻军师长谢德堪说他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邓、刘等人应该与他连络，谢对他表示，这需要向邓请示后才能决定。

跟着，谢就去报告邓，邓就与左右商量，那时候，与邓、刘等人有连系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到了彭县，潜伏在成都的民盟、民革的重要分子也到了彭县，当邓把徐系共方人员特来连络的话提出来之后，现任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民革四川重要负责人刘伯承之老友邱翥双就站起来说：徐伯威极不可靠，一个月前，我曾经在成都街上遇见他，我问他近来干什么？他很秘密的向我说在干民革，我当时很诧异，因为我自己就是民革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向来就没有听说他也在干民革，我怕自己忽略，回去详细查问，徐确实没有干民革。邱又继续说：徐现在又来说他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一定不可靠，恐怕他是国民党特务才是真的。

于是大家莫衷一是，就去问驻在彭县与邓、潘、刘、向等连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胡春圃，胡春圃也不知道徐伯威与中共有关系，这样，邓、潘、刘、向等就决定把徐伯威扣留下来，直到两天之后，中共川康特委会另一地下工作人员到达了彭县，问明缘由，才证明他确实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并非冒牌，徐才被释放出来。

根本说来，像徐伯威这样事情的发生，在中共看来是并不稀奇的，不但不稀奇，而且还认为是常事。因为中共的组织，平常异常严密，在人事上，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连系，尤其是地下工作人员，所以，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确实常常是彼此都不明了的。他们彼此间也不愿意随便探问对方的身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身分，这也就是王缵绪总部与郭勋祺总部各有中共地下人员而又互相对峙的原因。

真正明了这些地下工作人员身分的只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因为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常常是从不相隶属的许多部门中各自产生，所以他们之间，他们自己也是常常弄不清楚的，再者，中共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工作人员与无组织关系而只有工作关系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有很大之差别，前者是党的一员，而后者则只是党的外围工作人员而已。

地下活动无孔不入

中共的地下活动真像水银似的。作为川康最高军事机关─川康绥靖公署，当然也不会没有他们的渗入。而最厉害的，则是在渗入他们之中的，有的居然早已成为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的心腹。

当郭勋祺准备由共区回四川，临行时郭曾问刘伯承回川后如何工作。刘伯承告郭，回川后的一切可与韩百城商量，一切可听韩百城的话。可见韩百城是一个中共的高级地下人员。然而韩百城何许人呢？他是川康绥靖公署的一名高参。职位虽然不高，但一直是参与邓锡侯一切机要的心腹，他与邓锡侯的关系，不但邓的一般幕僚不能与之相比，就是邓部许多军、师长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因为那些人只能站在自己岗位上执行自己的业务，而韩伯城则参与决策。

韩百城除了每天到川康绥靖公署办公之外，他又在成都梓橦桥南街开了一家饭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掩护地下工作机关，饭店来往人多，通风报信非常方便，决不致像在家里那样引人注目。至于他与刘伯承的关系，来由已久，多年前，刘伯承在熊克武部下当中校团长时，韩百城就在一起当他少校团附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