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国 挥别帝制走向共和(三之三)
对多数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大清之结束也许在短时间内对其生活的改变不大。一位经历过革命的上海工厂女工日后回忆，对她而言，事实上改变的只有货币单位—在革命过后，以银本位国币的元角分计价，而非清代铜钱的文，惟其薪资的购买力并未受影响。然而对其他人，特别是男性精英，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且令人不安的文化事件。
一位感时的学者以自杀作为忠于旧朝、实行不可为之理想的行动。直到1920年代，新国家各地仍有一小群人拒绝剪掉辫子改为现代发型，原因包含对清代的尊敬，及对曾经自傲地留着辫子之父祖辈的孝心。更广泛地说，清朝的结束对男子气概带来一种危机感，展现在对像女性缠足这种逸乐、病态欲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确的旧文化遗存矫柔造作的怀旧情怀。
接受重新定义中国
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型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型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
不过，当一种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晚期浮现台面，主张民族国家应该建基於单一民族或种族的祖国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华民国是汉族独有的领域。
然而，对诸多已接受清朝属民认同的非汉民族，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一些蒙古人几乎马上宣布自己不愿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早在 1913年，东北就出现建立满洲民族之主权国家的努力，而此后各种「满洲国」相继宣布成立，直到包括那个在1932年建立，作为日本附庸国，并由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领导之规模庞大但失败的想像共同体。西藏、穆斯林与其他分离运动直到21世纪初仍在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证明此清朝历史的遗存在帝国灭亡后的整整一世纪内从未获得满意的解决。
为了取代皇帝所彰显的意志，更可被操纵、被争取的「人民」利益现在受到召唤。对此问题之焦虑，加上个人的野心，无疑地驱使一些中国人支持那些不时出现、欲恢复帝制的尝试，几次打断了民国初期的共和政体。如何将政治活动稳定化且正当化，在尚待建构的新秩序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烦恼。
若把清朝视为近代早期以陆地为基础之欧亚帝国的典型范例，我们可以说其在1911年的最终灭亡正是时候。罗曼诺夫帝国在几年后的1 917年瓦解，鄂图曼帝国在1922年正式结束前的十多年间便已先行解体。在20世纪科技转型的世界，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组织，在遭遇其他挫败之际，似乎都蒙受了严重的「规模不经济」(dis economy of scale)。
来看清帝国，这种循环中政治分裂的时期通常处于两个兴起的「帝国」之间(如汉唐之间的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五代)，那么也许191 1年就不如其看起来的那么像是时代的里程碑。至少与其后的数十年相比，1911年的混乱与暴力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也未有具备实际效力的中央政治体立刻起来控制大局。因此，清代「循环」也许要到192 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领，或甚至1949年的共产党解放才真正地结束。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绅衿、村庄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与商业上的牙人)或者团体(宗族、村庄、行会)。
雍正在位的1720年代晚期与1730年代初期，代表一种重新提高政府人员密度，且将政策执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这个方向在其继任者底下再度被逆转，或者至少被忽视。只要清代能维持普世帝国的形象与状况，且相对较小的外来威胁，这样规模小但有效率的统治也许事实上是较稳固的行事方针。
尝试重新建构国家
但是，当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变得仅是国际间全面性掠夺战争的抵抗者之一，为了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藉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
1898年流产的戊戌变法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初次尝试，而20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开始。从那时开始到至少19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或许一直到后毛泽东时期对大政府的反省为止)，中国更野心勃勃地实验大政府，根本上扭转了最早从13世纪的南宋以来所进行之国家限缩。若将这些尝试视为20世纪上半叶延续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计划，辛亥革命与其后的中国政治重建，事实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于新政时期建立的现代国家，而延续其发展。(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