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透视》阳光法案蒙尘 难穿透政治黑箱
以SOGO案为例，李恒隆要找立委修改《公司法》，须提出游说申请，以书面详载被游说者姓名、即绿委苏震清（左三）等人，以及游说内容、预估支出额等，但实际上却在台面下进行。（本报资料照片）
《游说法》懒人包
为杜绝密室政治，《游说法》已在12年前上路。然而，模糊的法律适用性，让习于怠惰的行政机关对它是能闪则闪；有心走歪路的民代也善用灰色地带，没把它放眼里。导致这部阳光法案沦为爹不疼、娘不爱的孤儿，防君子不防小人，仅剩遮羞布功能，终究难以穿透政治黑箱。
台湾是继美国、加拿大，全球第3个施行《游说法》的国家。然而，立法归立法，政商的阴暗有因此光亮些吗？从眼前烧向蓝绿的SOGO案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回顾历史，多少能理解这部法何以跛脚。1989年，前国民党立委黄主文其实已释出游说法雏型，这种新派变革带来的破坏性，引来既得利益者的危机感；纵使未涉不法，但终究不习惯打开天窗说亮话。
因此，当时行政院一度带头反对立法；加上立委为避免被列入规范，使得行政与立法部门都有默契冷处理。
直到2006年，立院审议《烟害防制法》修法，烟商与反烟团体爆发激烈角力，才使得《游说法》获得社会高度关注，国民党立委雷倩眼看时机成熟，顺势在2007年完成《游说法》三读。
只是，当初朝野多是在勉为其难同意下，才完成《游说法》的立法，法条订得欠缺周延，关于游说者的界定、游说内容与范围，及游说稽核的执行，是东缺西漏，充满模糊；即使立意良善，但执行上的困扰，终让该法是装饰性居多。
也因此，即使《游说法》上路这么多年，但在本周二，北市府市政会议还举办专题演说，解释游说、陈情的区别与适用。见微知着，当首善之都都在状况外，更别说其它机关有多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