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满清如何统治中国

康熙皇帝画像。（本报系资料照片）

藏传佛教的唐卡佛画。（本报系资料照片）

《乌里雅苏台筹防图》（局部）。（本报系资料照片）

最后的皇族

清帝国获得的新疆域，则把中国的边界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和谈失败了，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经过一系列战役（以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为高潮），打败了噶尔丹。噶尔丹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准噶尔帝国的终结，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承袭其位，准噶尔人和他们的盟友继续挑战大清的边疆政策，直至18世纪。大清平定帝国内亚边疆的军事努力，直到攻占伊犁（1756）以后方告结束，在这些战役中清帝国获得的新疆域，则把中国的边界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1691年以后清对喀尔喀的政策仿效了他们对待东部蒙古人的模式。原本的「部」（满语aimak）被改编为旗。虽然朝廷确认了薛禅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的头衔，但只给了他们名义上的统治权。1728年，当赛因诺颜部在土谢图汗的领地上被立起来后，喀尔喀「部」（aimak）就变成了4个盟。旗和盟都由理藩院委派的札萨克掌管。消除喀尔喀自治的时间不少于40年。

藏传佛教急速扩张

在行政上外蒙古各旗与内蒙古各旗是分开的，在整个清代都保持着更大的自治权。因而，皇帝创建了一系列行政职务监管外蒙古事务。18世纪中叶，皇帝委派一名将军监管喀尔喀旗务，他驻扎在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将军取代了原先设在科布多的指挥部，该部是1718年设于当时的喀尔喀与准噶尔边界的。

科布多成了新机构的治所，有自己的昂邦（办事大臣），管理漠西蒙古疆域（1761）。1758年，有一位昂邦驻于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事务。1786年，库伦办事大臣又接管了东部土谢图汗和薛禅汗所在「部」（aimak）的行政管理事务。

到清末，外蒙古大约被编为2百个旗、18个盟。由于夏冬季节逐水草而迁徙的范围被限定在清廷划定的区域之内，传统部族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蒙古人不能迁往本旗之外的牧场了。1843年以后，想迁出限定区域的蒙古人和喇嘛需要申领关防。

此外，在满洲强权之下的和平安定，以及清廷的鼓励下，藏传佛教寺庙在蒙古地区急速扩张，对蒙古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为征服精英集团一部分的蒙古贵族，其内部是有区别的。皇帝施予内蒙古贵族的恩宠最丰厚，他们与清统治者结盟的历史也最久。虽然清的统治者确认了喀尔喀可汗们的传统地位，但却非常慎重地限制了喀尔喀贵族的领地和爵位。有一项研究表明，喀尔喀札萨克中有一半是一等台吉（taiji，蒙古的亲王衔），超过3分之1是辅国公，而内蒙古各旗的札萨克中有5分之3是拥有头三等爵位的王公。虽然也有明显的例外，但喀尔喀贵族和青海、新疆的蒙古贵族一样，贵为额驸者较少。

无论地位高低，所有蒙古人都得服从北京设立的官僚规制。他们的爵位须得到理藩院的确认，该院保存着贵族爵位证书，并负责处理继承事务。没有理藩院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承袭爵位。即使清廷真的惩罚蒙古贵族，也比惩罚皇亲国戚宽容得多。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多数蒙古贵族得到了提升而非降级，虽然世袭爵位依辈分递减（除非拥有者得到「世袭罔替」的特权）。

蒙古人给予了满洲人很有价值的帮助。驻扎在清俄边界上82个要塞中的许多官兵是蒙古人，他们还出兵参加了征伐漠西蒙古人的大多数战役。蒙古王公和满洲人同在理藩院为官。许多蒙古人担任大清的文武官职，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贵族爵位。

其中一个例子是班第（死于1755年），他是隶属于蒙古正黄旗的博尔济吉特蒙古人。他从八旗官学毕业后进入官场，先后在理藩院、兵部和各省任职。他在1754到1755年平定准噶尔之役中的表现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获得世袭一等子爵。

班第是50名画像悬挂在紫光阁、画像上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名的大臣之一。虽然班第本人被升为一等公（1755），他去世以后，他儿子巴禄承袭的是子爵爵位（译者注：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一等诚勇公）。

授以荣誉表彰英雄

大清以官职和荣誉表彰著名的蒙古部族后代，与对待满洲征服者英雄的后代一样。土谢图汗部的名将桑斋多尔济，是土谢图汗的弟弟察珲多尔济的后代。他本是大清公主之子，自己也迎娶了一位大清公主，并在婚前就被提拔到北京的宫廷任职。他在1756年平定青滚杂卜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与他们家族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后来担任驻库伦的蒙古昂邦。

策棱（死于1750年）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他是一位喀尔喀蒙古贵族，在他的部族领袖土谢图汗于17世纪80年代归降满洲人后，他被引介到清宫。1692年，康熙皇帝叫他到上书房学习。1706年，他迎娶了皇帝的十公主。1710年十公主去世后，策棱率下属来到额尔德尼召西北的牧场，成功地统率清军在平定厄鲁特的战役（1721）中打了胜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