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中国通史应按文化写非依朝代
在剑桥大学，金庸除了写论文，还喜欢和教授们探讨学问。他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种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在剑桥骑单车上课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金庸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八十六岁。
在剑桥大学，金庸除了写论文，还喜欢和教授们探讨学问。他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种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我接话：「《书剑恩仇录》的民族观念就比较浓一点，到了《鹿鼎记》已经没有太强的民族观念了。」金庸说：「进步了。我到了《天龙八部》已经很反对这种民族观念了。」
我问：「我听说您的小说封笔之后，有人问您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您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金庸说：「我研究历史越多，越来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种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观点是对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西方这样发展的。」
我说：「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说：「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金庸的小说里深含中国历史，而他在小说中的「注」常常写成一篇历史考证的论文。我说：「其实您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金庸说：「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里面。」
金庸小说没写过唐代
我问：「您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金庸说：「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我笑道：「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金庸也笑了：「嗳，有人认为《笑傲江湖》就是明代的故事。」
我说：「您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金庸说：「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宋朝已经跟现在不大同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闲读金庸小说时，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天龙八部》中说段誉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吓煞人香」。估计金庸以宋人饮明清茶。据郑培凯《茶道的开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为点茶法。而王稼句《怀土小集》则证碧螺春的流行，约在清初。
在闲谈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现在回望，这些旧日的风流人物多已仙逝。
当我问起：「您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金庸说：「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跟我也要好的，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我到北京采访过李君维先生，当年李君维和金庸一起考进《大公报》。金庸即刻说：「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香港，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