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西域音乐在唐朝发光发热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外来音乐传入后，娱乐性质就以猛烈之势急速增加。称得上古代音乐的渊薮只有西亚、印度、中国这三者，但是西亚尤其是伊朗的音乐与印度的佛教音乐，伴随着新乐器通过中亚传入中国，这样的传播在唐代达到最高潮。与前面的朝代相比，唐代的乐器种类多达三百种，相当丰富。若没有外来音乐的传入与乐器的发展，就不可能造就唐代的音乐或音乐诗的繁荣。
原本就是拓跋系政权的唐王朝本身，带有浓厚的异民族色彩，但是与之对抗的安史势力的这种异族性倾向甚至更加强烈，不只是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粟特系突厥（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或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等），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等也都集结起来。故此，安史势力残存下来的河朔三镇的武将们，会成为胡旋舞、胡腾舞的新赞助者，丝毫不令人惊讶。
最近，根据森部丰对唐代恒州的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铭文的探讨，七世纪末有粟特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集团居住在恒州附近。若是如此，在王武俊身边备受礼遇的文人刘言史的诗里，塔什干出身的粟特人舞者「西顾忽思乡路远」，也许是在本国被伊斯兰势力占领以前来到唐代的粟特人，在感叹已经回不去的故乡吧。
外来音乐娱乐感重
七五一年的怛罗斯战役之后，索格底亚那本国已经完全落入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支配下，逐渐伊斯兰化。根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的记载，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与石国，《旧唐书》卷十一的记载则是在大历七年（七七二年），索格底亚那的康国、石国与大食或回鹘并列，向唐代进贡。由此可窥见，为了让粟特各国持续进行朝贡贸易，阿拉伯方面还是让他们保留住独立国家般的体面。因此，无法认定说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伴随本国的伊斯兰化而凋零。正因为如此，由第二章引用的伊斯兰史料《世界境域志》的摘录可知，索格底亚那即使到九到十世纪，依旧是作为远距商业的中心地而蓬勃发展。
在现代，作为娱乐产业的代表可以举出音乐和舞蹈，但是这些本来是用于宗教仪式，之后则是用在以国家为首的共同体仪式上。在中国，尤其是儒学重视礼乐，因此音乐乃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条件。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到儒教成为国教的汉代为止的中国音乐，并没有太多娱乐性质，但是到汉代为止包括乐器的种类，也已经相当发达。
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外来音乐传入后，娱乐性质就以猛烈之势急速增加。称得上古代音乐的渊薮只有西亚、印度、中国这三者，但是西亚尤其是伊朗的音乐与印度的佛教音乐，伴随着新乐器通过中亚传入中国，这样的传播在唐代达到最高潮。与前面的朝代相比，唐代的乐器种类多达三百种，相当丰富。若没有外来音乐的传入与乐器的发展，就不可能造就唐代的音乐或音乐诗的繁荣。
西域音乐的流入也与粟特人有密切关系，下列引用的诗可以作为明证。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
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
……………
（白话译文）
它传入中国后的曲调更为优美动人。
凉州胡人（安万善）为我们吹奏，
在一旁的听者感慨叹息，
从远方（西域）来的客人们想起故乡，个个垂泪。
甘肃的凉州（武威）有大型粟特人集团在此居住，而且凉州以安姓的粟特人居多，他们的故乡是布哈拉，在这里形成了粟特人聚落，这先前已经详述过。安万善应该也是其中一员。只有这首诗把觱篥（＝筚篥）解释为龟兹起源，可是实际上觱篥是包括安国乐、龟兹乐在内的西域音乐广泛使用的乐器。根据岸边成雄的研究，龟兹曾经是西域音乐的最大中心地，因此这首诗在知识上稍微有些混淆。
自古以来作为丝路要冲、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从南北朝末期开始就成为粟特人的集居地，到了唐代，这里是剑舞、跳掷、狮子舞、胡腾舞等舞蹈相当盛行的「百戏竞撩乱」（元稹，《西凉伎》）之地。
唐代音乐种类丰富
岸边成雄把一生都奉献在东洋音乐史的研究上，其中他对唐代音乐的造诣尤其深，因此以下引用的总结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唐代是「合奏的乐器编成比起当今日本雅乐的管弦（八种）还要更加丰富。而且，除了笙以外，我认为还有其他弹奏和音的乐器，所以和音的大管弦乐可以说是唐代音乐的主体。如果想到同时代（七到九世纪）的欧洲是单旋律的教会声乐占优势，就不难想像唐代音乐的先进程度了。」（岸边成雄，〈唐代乐器的国际性〉）
即使娱乐性质提高，或是供为民间的游兴之用，但是唐代音乐的最大赞助者还是皇族、贵族和高级官僚。在初唐，太乐署所管的十部乐（十部伎）具有权威，在国家、宫廷的正式活动或宫殿、贵族宅邸、大寺院的公私宴会上进行演奏。唐代的太常寺（相当于近代的教育部）有掌管雅乐、俗乐、胡乐、散乐的太乐署和掌管军乐的鼓吹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