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清朝同治中兴为何失败?「中国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一)

同治通宝。(本报系资料图片)

慈禧太后早年像。(本报系资料图片)

清政府与列强交涉。(本报系资料图片)

编者按两岸史话栏目自今日起推出原创书评《重读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为何失败?》一文,作者旨在介绍西方学界经典著作对「同治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之解释,并重新引发历史学界对近年来「西方中心论」、「冲击—回应模式」等中国近代史诠释范式的再反思。

同样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将它称为「洋务运动」, 台湾历史学界则有「自强运动」的提法,而芮玛丽将它称之为「同治中兴」。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它使得「同治中兴」作为一个历史学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

本书提出的「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的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的观点,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接连不断的争议。在今日历史学研究的语境中将它重读,仍有新的借鉴意义。

含义特殊的同治中兴

通过讨论中兴领导人的主要思想、中央职能的恢复、地方行政的重建、经济运行的进展、军备建设的推动以及外交体制的近代化这几个方面,芮玛丽全面地展现了恭亲王奕䜣、曾国藩胡林翼政治家在「中兴」期间对恢复儒教国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这种「旧秩序范围内的激烈变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同样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将它称为「洋务运动」,台湾历史学界则有「自强运动」的提法,两者皆有重视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下的器物层面改革的倾向,并把它纳入「军事自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近代史单线进化论中,而有碍于我们发掘历史时期本身的复杂情况,更容易忽视这种变革背后的思想背景

相较之下,「同治中兴」的提法涵盖面更为广泛,对今日的中文学界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副标题「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则有助于我们以「保守主义」这一观念为主体,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

这对解释中国近现代最终被抛弃的原因,理解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提出,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和革命主张上激进化的倾向均有助益;更为重要的是,此种视角摆脱了「思想文化是物质世界被动反映」的教条式唯物史观,提示我们关注推动政治变迁的思想观念因素。

作者首先界定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概念。本书中的「保守主义」,是指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为了保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前中国社会儒教的、理性的、非封建世系的政治主张,它由一群传统士绅主导,致力于捍卫理性的世界主义秩序,认为人类历史是和谐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主张私有财产服从集体利益,相信人性善,重视道德修养,遵从习俗─因此虽同样具有保守的意愿,它在含义上仍有别于西方近代以伯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概念。

这些基本的理念决定了士绅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维护礼教的立场出发的,也决定了他们认为儒家学说才是普遍的真理,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所在。

保守主义的中兴计划

随后,作者介绍了中兴发生的危机背景,即清帝国统治下的18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将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破坏殆尽;英法联军冲破大沽口防御工事、打败僧格林沁率领的精良军队,焚烧了象征帝国繁荣的圆明园;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通过惨烈的内斗,慈禧─恭亲王集团在镇压载垣后掌握了权力,接受了《天津条约》─一切似乎都显示了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秩序濒临崩溃。何以同治中兴这场「儒教体制的最后一搏」,能够在最后时刻挽救清朝并为之延续了五十余年的寿命呢?

中兴可以展开的首要条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提出了「合作政策」,为中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历换血的清政府努力采取了积极的谈判态度,正好符合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斯丹莱及驻华公使额尔金等人「牺牲眼前利益,期望中国政府以自己的步伐并依照自身情况做出调整」的政策,这不仅使清政府摆脱了外国军事的压力,也帮助它获得了很多知识、技术、人才上的帮助,为接下来的改革创造条件。(待续)

(本文原载「明清史研究资讯」,作者授权转载,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