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未酬邦国中兴之44（朱伟岳）

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教，于1850年末至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图／时光网）

孙中山对主义二字的定义：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太平天国的主义，不仅有思想，竟还宗教化起来，产生出力量，就非常强大了。故大平军都勇敢善战，勇往直前，确具有因信仰而产生的力量；一如前文曾提及在民国15年前后，都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一为共产党员的段德昌，另一为左倾的彭德怀，他们二人之间的谈论，彭问段：「共产党员打仗为什么那么勇敢？」段答：「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彭问：「什么理想？」段答：「共产主义理想」。故太平天国的义士们，是他们的思想塑造了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而生力量。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也从基督教那里山寨了组织架构，以及对基层组织的活动办法，譬如有固定的礼拜仪式。他们把星期六定为「礼拜日」，把「做礼拜」作为基层组织活动中最重要的事务；这似乎比国民党二蒋时期的小组活动强多了。在占领的地区内，举行礼拜仪式的前一天，路口便会挂出旗子，上面写着：「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礼拜当天三更子时之后，每一间面街的房子都要点灯，要供茶、供饭，要打锣召集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位宣讲师称「先生」者，出来领导人众颂赞上帝，等宣讲师宣讲完毕才散会。

但这组织活动不仅仅是礼拜聚会，还有论坛式的临时聚会，这种聚会称「讲道理」会。太平天国内客家人不少，客家人所说的「先生」就是现在所泛称的「老师」，甚或是西方所称的「教父」，「先生」出面「讲道理」，和西方哲学家所说理性的讨论或辩论相当；任何事情都有其「道」，把「道」的「理」说清楚、讲明白，或也正是毛泽东先生所指的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吧。故遭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或有重要消息要发布，就把有关民众召聚过来，由「先生」出来解释事情或消息的内容、意义。发一个命令，要「讲道理」；做一件事，要「讲道理」；处决一名罪犯，也要「讲道理」。

在过去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很少见到这种全员参与式的密集动员活动，经营出一种群体的参与氛围，让乡民离开自己原本局限的家族及亲友范围，体验广大群众间的集体情绪与意志。太平天国从公元1851（咸丰元）年金田起义到公元1864（同治3）年天京金陵被湘军攻，前后历时约13年，据估计因这次国内的战乱而死亡、受伤、失踪、迁徒者可能高达7000万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战乱伤亡之最。清廷官史的记载说：「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对后世同情革命起义的人士言，这个记载或也正是太平天国的丰碑。那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抄些事后诸葛亮的话藉供参考，约有下列数端：

太平天国玉玺。（图／维基百科）

一、太平天国在创建之初，就缺乏一个明确的人世间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号召是民族主义的呼吁以及乡民们对现状的不满，是一股以愤限或仇视为主的强大破坏力量，欠缺一致性的国家建设愿景。执政之初，推行公有的田亩制和圣库制，两者皆为强调平均及财产共有的体制，深深吸引了正遭受清廷沉重赋税之苦的乡民。初心是很好，可惜在执行上没法顺利施行，最后败在执法者们的贪得，以及王爷、将军们的特权上，上位者生活变的越来越奢侈挥霍，号召力自然日减。

二、天国的政治架构也很特殊，名为「军师负责制」，天王是国家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是象征性存在；国家权力掌握在「军师」之手。当时，东王杨秀清是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天父替身」，集政权、军权、教权于一身，是实际掌权人。可是天朝前后共分封了2700个大小不等的王，这些大王、小王们聚集在一起，能齐心一志吗？最初是靠东王杨秀清的严厉执政维持着表面的一致性，慢慢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之间产生了严重嫌隙。最后天王洪秀全支持北王韦昌辉，率军三千攻入东王杨秀清府邸，屠灭杨秀清全家；翼王石达开，认北王韦昌辉杀戮过甚，又诛杀了韦昌辉出走。政治高层杀成这样，小王们能不胆寒？而小王爷们其次以下的追随者，当然更不易齐心运作了。

三、太平天国各位领导人的本身也有知识上的局限性。他们虽有新思想、新论述，但对本身国家的文化传统实际的了解不深，对于外来的文化认识亦非常浅薄。在愤恨或仇视的情感推动下，有一时的强大爆发力，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习惯和风俗信仰。譬如太平天国原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作战之初和建都的过程中，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建都之后，却没能因时制宜地订出一套完整的治国政策，而是直接将治军的教规推行于整个社会，结果不但行不通，反而使人民大为失望。

譬如在所执政的城市，强令推行现今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把居民按照性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使得夫妻无法在一起，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军营的做法，或有军事上的便利性，但亦违背常理，遭到许多人民的不满，还进一步的导致了生产受到破坏，各项物资日渐缺乏，粮荒日益严重，这结果完全与当初起义时的理想背道而驰。

后来虽有洪仁玕从香港抵达天京，颁布了《资政新篇》，该新篇根据因时制宜、审时度势原则性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民生经济方面加强兴办工矿交通事业；改革社会陋习，增进文化、卫生和福利事业，改革刑罚制度等，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治国方案，但未能列为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也就是说这《资政新篇》仅被洪秀全批阅过了，获许可在太平天国内印刷发行和流通而已。

洪秀全认可《资政新篇》刊行，并不表示太平天国其他重要人物也重视该书，像忠王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清方的记载说：「伪干王（即洪仁玕）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看过《资政新篇》后，却赞赏说：「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这些，证明了太平天国中重要领导人本身知识上的局限性，导致整个太平天国起义，不幸沦为空有理想而无实效之路，有点像印证了邓小平先生的主张：「实践检验真理」，是在实践上败下阵来。天国不仅未能给人民带来新希望，反而制造了人民的痛苦和离乱，也是曾国藩的湘军及李鸿章的淮军，可以用那被指为「虏妖走狗」的汉人身分，平定汉人壮烈起义的原因。至于其他在战术或战略的种切，在这政略的缺失下，都不重要了。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