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消失的「保卫大台湾」──未酬邦国中兴之31（朱伟岳）

这是碉堡，不是水塔！阳明山擎天岗因过去有擎天部队驻守而命名。（陈卓邦摄）

民国38年（1949）我在台中市立一中的高一上学期结束后，其时先父浩怀公，早已把全家搬到台北市水源路15号一个小房间中。水源路15号据说是日本总督夏季渡假别墅，由一幢2层木造楼房，另一座相当宽敞的日式平房和花园组成，整座15号房屋分配给省社会处作为员工宿舍，浩公分配到2层木造楼底层中的一间，约8坪大小，而我们全家有12口人，怎么住呢！

幸好其时在水源路和同安街交叉口的另一侧，有一幢3层木造楼，据说是供日本总督府其他官员渡假之用，这幢3层木造楼，分给台湾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作为宿舍。我们有一位平远同乡刘塾章先生，单身一人却分配到一间约十坪大小的房间，这房间原来或许是一间客厅，靠同乡之间帮忙的情谊，我们4位较年长的老二、三、四、五4个兄弟，就每晚到刘先生处打地铺睡觉，为时共半年许；年幼的弟妹们，和浩公及母亲住在那小间宿舍中；其时我们的长姐和她夫婿，在金门街44巷4号顶购了一户约12坪的日式连栋住宅，六弟伟湘及七妹伟东就住长姐伟平处。

后来浩怀公在宿舍公用厨房一侧的空地上，学习小木屋方式，修建了一个小木屋，其中一2坪大小一间，为女孩的房间，另一间8坪大小，白天是我们家的客厅，晚上是兄弟们的卧室，我们家在这里，直到民国46年（1957）搬到中兴新村的新宿舍为止。大家别忘了，这是民国39年（1950）初，韩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国府正准备着防备中共解放军渡海攻台，而台湾正是国民政府的最后根据地，已无处可退了。

那时的台湾，到处都在建造碉堡，在容易抢滩登陆的地方是第一优先，因为民国38年（1949）金门古宁头战役之时，在海滩的碉堡，对阻绝共军登陆及最后围剿撤退的共军，都发挥了莫大功效。就在台北市水源路和同安街交叉处靠河岸一侧，就有一个碉堡。离不远处中正桥（那时称川端桥）下方河堤边，有另外一个。

或许那时整个台北市周围，都在碉堡群包围中；有些较重点的道路一侧，像当年称上海路即今中正纪念堂所在，是陆军总司令部，当然有好几个碉堡；那时的台北火车站旁，还有更大的半地下的碉堡兼防空洞，家长兄伟明在民40年（1951）考取空军官校，等候搭乘清晨5点列车到冈山报到，就在这防空洞中待了一夜。

台北市齐东街巷弄内仍留有一处日据时代的小防空洞，大小约可容纳一户人家。（刘宗龙摄）

其时的台北，有许多随政府撤退来台的民众，较有积蓄的，自然顶购了日治时留下的日式房舍，但更多是没有啥积蓄的人，这些人怎办？于是他们就在台北市任何一个可用的角落，盖上一个简易遮阳避雨的小木屋作为居所，木屋一边还可以打开，当个小店谋生。

有些小木屋，竟搭建在一个木架之上，四周装上4个小轮子，还可以推着走啦！或谓这不是违建，员警可以取缔啦，是的，违建取缔之说，是承平时期的概念，在末日乱世，谁敢去取缔？或必流血五步，大家都是拚命式地活着而已！随着日渐的稳定和进步，我在民国42年（1953）也当兵去了，不知这些小木屋，在何时从台北市街头消失。在台北街头的违建小木屋由兴起到消失的时候，请注意，在全台各处的军属眷村，也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就了台湾一项特色景观和文化。

我民国39年（1950）春到台北，台北建国高中夜间部正招收转学的学生，我就报名考入了夜间部，后来再转入日间部；建国中学同时开办夜间补习学校，藉供来台青年就学，我家伟明、伟陵、伟潭3位兄长，分别在补习学校的高二和高三就读。那时，国府还有军队从海南岛等地撤回台湾，建国中学靠近学校大门一侧的3层楼校舍，曾临时被征用作为代用军营。阿兵哥在学校操埸内出操，也会列队到校外行军训练，但我们夜间部的校舍没有受到影响，故较常看到军队的操练和进出。他们行进中一定高唱着《保卫大台湾》这首军歌。听得太多了，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我至今还能哼唱，歌词如下：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

这首歌倒是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似乎只唱了不到两年，以后再没有听到过，应是韩战发生了的关系。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